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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与改革间涅槃—那些演义时代的文学伤痕文学伤痕文学是本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文坛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学现象。它得名于卢新华以“文革”中知青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伤痕》。十年文革期间，无数知识青年被卷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伤痕文学”是四川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伤痕文学是新时期出现的第一个全新的文学思潮。社会主义新时期是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历史起点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打着毛泽东旗号对当代中国人民的一场公开迫害。这种对灵魂的摧残尤其容易造成惨痛的心灵创伤。但这只有在挣脱了精神枷锁、真正思想解放之后，人们才能意识到这“伤痕”有多重、多深。这是伤痕文学喷发的历史根源。新时期伊始，中国人民在政治上解放了，但由于两个“凡是”未被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依然流行，所以文学理论与创造仍受到严重束缚，以致出现“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奇特现象。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当代中国才真正出现转机，文学才走上康庄大道。这种社会情势正是伤痕文学出现的时代背景。新时期文学首先必须面对的是文化大革命，所以伤痕文学自然而然地以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时期作为了重要内容。当时的文学作品或以悲欢离合的故事，或以鲜血淋淋的场景，对长达十年的大动乱对中国人民造成的精神创伤予以了“字字血、声声泪”的强烈控诉，对肆虐横行的极左路线予以了强烈的谴责。这便是伤痕文学的核心思想内涵。“歌德”与“缺德”1979年6月出版的《河北文艺》在显著的位置上,推出了李剑的文章:《歌德与“缺德”》。文章对“伤痕文学”作了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批判,而且,由于“文化大革命”“流韵”的影响,这种批判还明显地像是一篇“大批判稿”。文章首先认为,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歌德”——歌颂党、国家和社会主义,而不是“缺德”——专门揭露“阴暗面”。从这个观点出发,文章把写“伤痕”、把揭露社会主义时期生活中的阴暗面的作品斥责为“缺德”,嘲笑文艺界一些人“没有歌德之嫌,却有缺德之行”,并进而狭隘地主张社会主义文学只能是“歌德”。此文“规定”创作的主要任务是“为无产阶级树碑立传,为‘四化’英雄们撰写新篇”,谁这样做,就是“歌德”,就有“党性”,就受表扬,谁不这样做,就是“缺德”,就成“修正主义”,就被辱骂。作者之所以要“歌德”,是因为现代的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扣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如果不按着这种调子来粉饰生活,而在创作中认真批评落后的东西,鞭挞黑暗的东西,那就是“缺德”、“昧着良心”、“诅咒红日”,就是“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像开展览会一样,把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所盛行的词儿,又拿出来展示一遍。李剑河北石家庄军营里的青年作家。身为文艺界人士,对林彪、“四人帮”在文艺界的专制自然有同感,但是,对党的朴素的阶级感情,在党尚未对“文化大革命”、“反右”作出结论之前,就这样以“伤痕文学”的形式来表现历次的政治运动,这种做法是否符合党的利益?会不会矫枉过正?年轻的李剑显然是做了思考的。而且,在这一年的3月,邓小平代表中央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后,一些人以为中央的方针变了,要“收”了。李剑在思考时显然也受到了这种想法的影响。既然有思考就要说话,何况他是个笔杆子很好的“兵秀才”。“歌德”与“缺德”胡耀邦平息“歌德”与“缺德”争论风波谈到“歌文”，胡耀邦说文章确实是有缺点、有毛病的，是不恰当的。在全国文艺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是有原因的；文艺界有意见，是有道理的。文章的错误就在于同毛主席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相违背。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反复申明要在文艺和一切战线上拨乱反正，把林彪、“四人帮”歪曲了的东西端正过来，把搞乱了的加以澄清；要保护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文章的毛病就出在同中央的方针不合拍，调子不合时宜。但他强调，作者是个青年人，青年人犯点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应过多地追究。要采取教育的方法，诚恳帮助他，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传统。对“歌文”的批评是对的。胡耀邦进一步强调，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文章产生的历史原因和环境。他说：1979年春天，恰是三中全会开过不久。三中全会跨的步子比较大，澄清了历史上许多大是大非问题。由于步子跨得大，一些人容易转向，对新的东西接受不了，思想跟不上，还停留在三中全会以前，甚至某些同志思想还停留在三年以前。所以要破除老框框，要解放思想，思想不要僵化。列宁说过，气候变了，衣服也要换一换。毛主席也常说这个道理。所以，作者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一定环境中发生的。离开历史条件、历史环境去解决问题，要犯错误。因此，不要过分追究个人的责任，也不要过分追究河北省文联有关同志的责任。要团结起来向前看，开创河北省文学艺术工作的新局面，把河北省的文学艺术活跃起来，繁荣起来。他还对河北的代表们说：回去以后，不要再争论、算账，这个账已经算清了。李剑同志回去检讨几句我们欢迎，但主要是制定对策，调兵遣将，调动千军万马，放开手脚，鼓励和组织大家大胆创作，使我们的文艺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满足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他还列举了河北党的历史上许多重要事件来说明，有很多文艺题材待发掘，有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需要整理提高。河北文艺创作的路子宽广得很。应大力组织、鼓励创作富有河北地方特点的文学艺术作品。一句话，“要万紫千红，美不胜收”。这次座谈会和胡耀邦讲话后，关于“歌德”与“缺德”的全国性争论趋于平息。胡耀邦与“伤痕文学”的争论1979年9月6日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在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改革文学中国自1978底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便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经济体制改革。与此同时，许多作家开始把创作目光由历史拉到现实，一边关注着现实中的改革发展，一边在文学中发表自己关于祖国发展的种种思考和设想。这就是风骚一时的'改革文学'，其开篇之作，是蒋子龙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改革文学在它的发展初期，侧重揭示旧体制的种种弊端，强调改革的历史必然性。感应着时代的节奏，改革的每一步进展都在文学中得到了及时的反映。叱咤风云、大刀阔斧的“开拓者”与保守势力的尖锐冲突，构成了这一时期改革文学作品的基本框架。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化，作家们反映改革的视野更加阔大、眼光也日益深入；在反映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同时，作品更注重剖析在改革中日益显露出来的国民身上的落后的文化因袭，表现改革对人的传统价值尺度的冲击，揭示商品经济冲击下旧有生活方式的逐渐瓦解，以及所有这些在人的心灵上产生的强烈震动。这既是改革文学的深化、也是文学使自己不再附庸于政治的一种努力。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贾平凹的《腊月·正月》、《浮躁》，蒋子龙的《开拓者》，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是改革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改革文学诞生的社会背景众所周知，中国自1978底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便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经济体制改革。与此同时，许多作家开始把创作目光由历史拉到现实，一边关注着现实中的改革发展，一边在文学中发表自己关于祖国发展的种种思考和设想。这就是风骚一时的'改革文学'，其开篇之作，是蒋子龙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改革文学对于农民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土地”，因而1979年后，土地承包和生产责任制的实行在农村掀起了一次经济和精神上的巨大变革。许多敏感的作家便抓住拥有土地支配权后农民的新状态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在这期间，农村改革小说的代表作如：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何士光的短篇小说《乡场上》、张一弓的短篇小说《黑娃照像》、张炜的中篇小说《秋天的愤怒》、蒋子龙的中篇小说《燕赵悲歌》、贾平凹的中篇小说《腊月．正月》、《鸡窝洼的人家》等。纵观农村题材的改革小说，可以发现初期作品往往是简单的“一片光明”，随后一些作家开始致力于揭示农村改革中所受阻力并剖析其产生的原因，一些优秀之作甚至触及到在改革中发生变异的中国农民的'传统文化心理'层面。这一过程，是不断深化的。如早期出现的短篇小说《乡场上》（1980,8）讲述不再靠借贷度日的农民冯幺爸，终于挺直了弯了多年的脊梁、《黑娃照像》（1981,7）表现有了一定经济能力的农民对精神地位的追求；其后出现的一些作品则开始展现改革的阻力，如《秋天的愤怒》塑造了俨然一方宗主的农村干部肖万昌的形象、《燕赵悲歌》在农民改革家武耕新头顶上设置了重重关卡；在贾平凹的小说中，改革的阻力则不仅来自于国家政体的一些弊端，农民在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积淀下自身形成的顽固惰性也是阻碍改革的重要原因，如《腊月正月》中描述了乡儒韩玄子对“致富“后的王才不可理喻的百般刁难－－前者与后者从前并无任何矛盾，他之刁难后者表面上看来只是出于对“奸商”发财的不满与嫉妒，对自己地位受到侵犯的担忧而已，但实际上则反映出中国长期以来宗法制社会残留下来的传统文化心理，在面对新的社会体制时因感受到强烈的冲击。只能永远把艰辛的劳动看作是生命的必要；即使没有收获的指望，也心平气静地继续耕种。—路遥《平凡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