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理想主义的大遗憾

“80年代”理想主义的大遗憾革命时代与后革命时代的隐秘联系“80年代”有“五四”传统的余韵。但与新文化运动有区别的是，“80年代”的开始，所预设的哲学前提是对“反革命集团”的打倒，具体办法是“拨乱反正”、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这样的语境下，革命暂时告一段落。“五四”启发了革命的多元发展，“80年代”暂时终结了革命的可持续性。80年代以来，现代化的迫切性，取代了近代以来激进革命的迫切性。激进的革命，终有一天，要兑现那个现代化以及大同社会的承诺，而这个承诺，是无法通过“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完成的――历史已经证明。从古老文明之现代化的角度，可看出“80年代”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的一致性。“拨乱反正”、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激进革命自我抑制的结果――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革命狂热不可能随着政令的颁布而突然终止。“80年代”的理想主义似乎要努力撇清与革命的关系，殊不知理想主义正是从革命狂热中分离出来的精神现象。或者说，理想主义很难完全撇清与革命的关联，现代化的冲动、知识的启蒙、西学再次东渐的推动，都足以构成理想主义的动力之一，但那控诉与审判的激情，重获“新生”的“感恩”，对罪恶的世俗审判，对琐碎生活的排斥与回避，对物质生活与富裕的道德厌倦，对肉体牺牲的迷恋，将贫穷等同于善与高尚，视受难为担责的道义，等等，无不带有革命的痕迹，甚至可以说，80年代的文学及其思想主流，是没有“生活”的文学，是纷纷向各种主义朝拜并带有精神洁癖的文学，尽管在经典化策略上与“十七年”文学、延安文学、“左翼”文学、早期革命文学等文学有别，但就对世俗生活、私人快乐以及“人的发现”之戒备心来讲，两者表面上有差异但实际上仍有相通之处。即使在1985、1986年之后，革命文学的表现形式、意识形态及价值体系，仍然没有彻底瓦解。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举动，否定的是“反革命集团”，而不是革命本身，革命所激发的个人激情与家国情怀，并没有因为“1976年”的事件而中断，相反，革命所激发的家国情怀与个人激情，正是因为“1976年”的事件，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激发，当“反革命集团”被定罪之后，“80年代”所寻求的，是如何续接“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有分歧的多元理想主义，这其中，就有自1921年7月（或1920年5月）以来的远大理想。多元理想主义，虽各有主张、互有冲突，但在大方向上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实现这个文明的“现代化”。中国选择与欧美不一样的现代化道路，毫无疑问，有对这一文明的古老统治术的迷恋。秦始皇建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一文明的原初选择，这种建制，可能规定了华夏古代文明将来走向现代文明的路径，现代化有其可选择之处，也有其难以选择之处，不同的文明，其现代化的道路，很大程度决定于文明的原初选择。现代化的方向一致，但文明的原初选择决定了现代化内涵、路径乃至信念的差异性。秦始皇所创建中央集权制似乎决定了，华夏文明走向现代化，要在精神层面选择救世主与天命天子。事实上，中国革命走向“1976年”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精神领袖的召唤。革命与领袖的建构，大体的进程是一致的。使历史与远大志向神圣化，个人崇拜似乎成为不可避免的办法。当激进革命暂停于“1976年”之后，人们重获“新生”的感恩心，将对领袖的崇拜与感激，转换为实现“现代化”的家国情怀与个人激情，“拨乱反正”安抚了苦难与怨恨，神圣化的历史使人们已经习惯于视受难为担责，在取代或消灭资本主义进而奔向共产主义的“现代化”大志面前，对个人得失的追究，淹没于感恩心与追求现代化的激情中。革命与远大理想对精神的召唤，并不亚于任何一种宗教。“80年代”是被平反或不再被打倒的知识人重新寻找“牺牲与奉献”之可能性的时代（尽管这一过程多多少少启蒙了个人主义，但个人主义一直要到90年代才成为都市的重要思潮），“牺牲与奉献”的精神不断，这正是身心被革命改造过的结果。对“现代化”的“牺牲与奉献”，构成了“80年代”理想主义的重要内容。这种激情，持续到80年代末。“80年代”终结，消费主义与技术奴役相继汹涌而至，激发了世人对感官享受的无止境欲望，以“牺牲与奉献”的精神与理想遭遇了它生成以来的最大挫折。从现代化的关联来看，“80年代”与“十七年”之间，并不是完全断裂的关系，“革命”与“后革命”之间，存在隐秘的关系。当“80年代”走向时间的“终结”时，革命和理想主义的下落，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都成为疑案。“革命”时代与去革命化的“后革命”时代之间，存在隐秘的精神联系。要理解这种精神联系，就有必要厘清“80年代”理想主义之伦理道德生成史。伦理生成与精神挫折理想主义的道德自律，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保持对物质生活及世俗化（尤其是感官享受）的警惕来完成的。道德自律与感官享受的节制，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道德自律决定了人们对感官享受的认知有限；感官享受的有限保证了道德自律实现的可能性。“革命”最大限度地限制了物质生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限制了肉身的欲望，相反，革命可能最大程度地启蒙了肉身的欲望，一旦革命为肉身提供的精神激情与救世情怀消退，肉身的世俗欲望必将汹涌而至，相应地，对“贫穷”的叙事策略将改变。不可否认，革命对物质生活的限制，富含理想主义。不富裕状态下，革命在客观上实现了有条件的“平等”（平均），换言之，“平等”地不富裕――或者说不富裕为实现平等提供了可行性，以此为事实前提，革命部分地实现了它神圣的救世理想――即通过生产资料所有权及财产所有制的改变进而部分地消灭剥削，在“被压迫”的阶级内部实现一定程度的平等。当平均下的贫困取代剥削下的贫困（马克思的发现）之际，苦难叙事也因此完成自身的伦理转换，“贫穷”成为革命鉴别血统及出身的前提，随着“翻身”的实现，“贫穷”为“解放”增添了合法性。“贫穷”最后演化为对感官享受的节制，“翻身”之后，“贫穷”不再是“贫穷”，而是“牺牲与奉献”，出于革命与建设的目的，物质生活的贫乏，被赋予了高尚的意义，这是现代“牺牲与奉献”精神的重要伦理来源。以“牺牲与奉献”为核心的“80年代”理想主义，既是对传统士大夫之浩然正气的传承，也是自近代社会以来“贫穷”叙事对意义及价值进行置换的结果。在“革命”文学里，“贫穷”被苦难叙事高尚化，“贫困”成为划定阶级成分和“翻身”的哲学前提，“贫穷”的神圣感终结于80年代末，尤其是“新写实”文学之后，“贫穷”的文学内涵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贫穷”的神圣感被屈辱感所取代，“贫穷”成为写作者主持正义、书写尊严、歌颂生命力的重要思想资源，“贫穷”的文学气象不再是革命的胜利气象，而是向城市讨要尊严的破败气象。“贫穷”的叙事变化，早在路遥的《人生》①中已见端倪。路遥巧妙地表达了对革命终结的恐惧心以及革命对小资产阶级始终如一的戒心。当黄亚萍决定与相恋两年的克南分手时，亚萍的父亲怒斥，“你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你们现在这些青年真叫人痛心啊！垮掉的一代！无法无天的一代！革命要在你们手里葬送呀！”《人生》很明显批判了城市（户口、文学、物质等象征了城市所含的权力），与此同时，路遥让劳动和土地承担了拯救之力。从这个角度看，《人生》所继承的是革命情怀。但有意思的是，“贫穷”与“知识”在《人生》里，扮演了不断被羞辱的角色，“贫穷”几乎等同于“知识”，“贫穷”与“知识”最终必须由“劳动”来搭救。乡村与知识的尊严建立在对城市否定的基础之上，《人生》暗示了城市对良心的败坏、对革命的终结，但假如不被老干部举报，高加林不可能主动退回农村，高加林借助于文学进入城市的迫切梦想并没有真正被否定，城市人为地断送了知识之梦后，知识走向了“劳动”与“土地”，在“劳动”与“土地”面前，“知识”找到了良心，但“贫穷”自始至终不被视为荣耀之事，只有当“贫穷”跟“劳动”捆绑在一起的时候，“贫穷”的神圣性才隐隐约约地呈现出来②，同时，“贫穷”被视为“知识”洁身自好的象征――证据很明显，《人生》中的有钱人和有权人都是没有知识的，只有来自贫穷家庭的高加林是有知识的，城里人虽然有知识，但没有良心（亚萍）或者非常懦弱（克南），这是劳动的对立面――没有骨气没有力量的表现。《人生》十分切合时代要求，这个作品虽然出版于1982年，但其文学趣味仍然是1942年“讲话”精神下的产物，《人生》的受欢迎，恰好说明“讲话”精神的强大召唤力，而非阐释者所解读的所谓奋斗精神感人。尽管《人生》回避了革命，但其道德预设式的修辞法，十分精到地写出了革命的伦理要求。劳动召唤了知识，良心站在贫穷这一边，但贫穷并没有得到改变，从骨子里来讲，《人生》是靠土地、良心和肉体之美（巧珍）来赞美农村的，在赞美声中，《人生》巧妙地利用赞美农村之举洗去了贫穷的羞耻感。在羞耻感与尊严感的平衡中表现贫穷，这是“文革”后贫穷书写的重要变化。贫穷书写的后续变化，可能要从所谓的“打工”和“底层”文学及部分非虚构文学中去探寻了，如果延伸到当下，东西出版于2015年的《篡改的命》③，象征了贫穷书写的更大变化，城市在这里，似乎是能为小人物赋予尊严的场所，但城市的残酷又异化了这种诉求，羞耻感与尊严感共同建构了《篡改的命》的内在精神，《篡改的命》对贫穷的感情，复杂而丰富，此为后话，在这里，不展开论。!--endprint--!--startprint--厘清“贫穷”意象的“进化”史以及劳动所承担的改造任务，有助于理解“80年代”理想主义之伦理道德生成史。如果文学始终把“贫穷”看成是罪恶之结果及受害者的话，文学将永远不会停止为“贫穷”寻找罪魁祸首的冲动，相应地，文学必有能力找到具体的罪人，进而为之定罪，“阶级斗争”也将永无休止。从“贫穷”叙事对意义及价值的置换角度看，是贫穷，是物质生活的匮乏坚定了人们的献身精神，借用法国思想家邦雅曼的说法喻之，“在罗马共和国，贫穷将所有公民禁锢在一种极其简单的道德规范之中。”④这是革命的当代轮回，“80年代”有如“50年代”，理想主义从“翻身”“解放”“获救”“新生”等救世理想中出发，这些救世的理想，无一不是来自革命的启蒙。革命终结了激进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但革命所打造的救世理想，并没有终结，经革命改造后的个人灵魂，多多少少有一些超越于个人情怀的精神抱负。对灵魂的改造，先施以知遇之恩，再唤起负罪感：诉苦的攀比，让人产生负罪感，没有一个人是“最苦”的，只有更苦，没有最苦，当面对“更苦”的苦，没有人能以“最苦”自居，但人人都要为那个想象中的“最苦”负罪；马克思、恩格斯发现“剥削”之后，各国革命为实现消灭剥削的目标，做出不同的选择，“简单地说，以后的中国革命者均想通过平民教育的手段实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这与他们对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判断有关。他们认为，历史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是社会发生不平等和导致个人贫困的根源。”⑤在“贫穷”的翻身问题上，革命找到了“牺牲与奉献”的依据，对知识的改造求助于劳动，就变得顺理成章。诉苦的攀比与劳动的改造，最终摧毁了人的个人意志。从这个层面来看，革命的布道并不亚于宗教的布道。革命对贫穷进行了叙事层面的道德转换，革命发现了贫穷的重大伦理价值，贫穷为革命做出了思想贡献。重新寻找“牺牲与奉献”但又兼顾个人趣味的“80年代”，其理想主义的生成，固然跟西学重新“东渐”密切有关，但更根深蒂固的成因，恐怕与革命的伦理要求有关，革命叙事对“贫穷”的价值置换，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道德自律，有利于“牺牲与奉献”精神的形成――尽管“牺牲与奉献”并不一定使贫穷走向富裕，但“牺牲与奉献”是革命最基本的伦理要求。如果“牺牲与奉献”继续成为后革命时代理想主义的核心要求，那么，理想主义献身的代价是什么？从史实及经验的角度看，理想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或疏离世俗生活来实现的。物质生活的贫乏衬托精神生活的高洁与脱俗――前者似乎是后者的必要前提。这种选择，既符合这个古代文明一贯的道德习惯，也反映出一些基本的中国历史事实。无恒产但有恒心者⑥，曾经对中国的精神体系做出过重大贡献。但他们也在历史中留下了阴影，恒心与恒产似乎有意要撇清关系。“无恒产”对精神的损害，似乎很少被这个文明所重视，过往的本土文明，过多地看重“无恒产”对精神的增益与持守――这一传统，似乎在80年代的理想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