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的变革》读后

王钰湲：《私人生活的变革》读后王钰湲阎云翔的这本《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无疑给我们呈现出一幅现代农村的情感画面。他以自己在下岬村7年农民的亲身体验，以参与者与旁观者的身份同时进入那样一个乡村的情境，对从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到80年代的市场变革过程中的农民的感情体验，有了一种同情性的理解。搜索此作者的视频，作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说，选择下岬村作为研究对象，更多的是出于感情因素而非技术原因。但是，这也是这本书之所以打动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只有他在下岬村前后长达十几年的生活经历，只有他和下岬村村民深厚的感情，才能在1989年回到下岬村进行田野研究的时候从村民口中了解到关于爱情、婚姻、生育等私人性质问题的生动故事。这些写在书中的故事，有的令人欣慰，但也有很多是对于述说者来说痛苦甚至是尽量回避的事情。比如说婚前性行为、彩礼的节节攀升、老人受到儿子和媳妇的虐待等等，正是由于作者真诚的调研态度和“对人的尊重”，才使得村民无防备地娓娓道来。那样一个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当中的悲欢离合，可能有时候不大容易被都市人群所体会，但是我们都无法因此而断言，传统乡村社会中的感情表达和爱情想象就形同空白。相反，在阎书中，我们可以通过它，回溯到50到70年代，看到那个时代的农村青年是如何表达爱意，是如何呈现激情的。或许那些情感，今天的人看来，保守而含蓄，但是那底下蕴藏的激情，在那样一个集体化的社会背景下，就如费孝通所言，其实骨子里是在挑战传统秩序，无论是家族还是社会主义集体化的秩序。整个1949年以后，每一代人都在情感生活上不断的挑战既有权威的压制，而这些挑战又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而衍生出越来越独立、越来越个人化的主体性，最终在市场经济改革的大潮下，演变成今天的格局。但正如阎云翔所试图表达的，建国后的土改政策和新《婚姻法》的实施，摧毁了传统中国农村社会以家族为单位的结构，而且也在慢慢瓦解传统乡村社会的情感联系模式。这样一个过程，带来的是情感表达方式的差异，从传统的父母包办，媒妁之言，逐渐开始出现自主择偶。那背后很多鲜活的事实，可以在阎书中分别找到例证。就如书中提到的支书女儿，为了想和心上人在一起，不惜在枕头下藏把剪刀，来威胁试图靠近他的丈夫，而最后的代价也是惨痛的，父亲20年不与她说话，而他的第二任丈夫事后来看，也最终呈现出家庭暴虐的个虚报。结果固然惨痛，但是爱情的选择，本来就充满风险，无法以此否定爱情本身。只是这样一种对爱情的自由选择，随着乡村社会结构的一点点松动，也开始慢慢萌生出它的趋势。70年代末的农村经济改革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国家政策再一次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结构，这一次是将农民从集体化中抽离出来，农村社会开始原子化。年轻人在感情心理世界里，已经超越出前辈对他们的种种规约，在下岬村，年轻人择偶标准、情感表达方式、乃至对待婚姻和性行为的态度，在这短短十几年里，高速变化。父亲的权威，随着子女的经济独立而化作乌有，子女的婚嫁，却让他们有了汲取父母财富的一次合法性的理由。在乡村社会中，开始弥漫一种以夫妻二人为基本单位的私利性情感共同体。分家开始成为农村的主流，赡养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直接导致了家庭情感关系迅速由父母与子女之间向夫妻二人之间的快速转向，个人爱情成为乡村社会的主题，尽管这种情况下的爱情，更多沾染了市场化的某些特色。但是1949年以后的种种政策，比如土改，比如1950年的新《婚姻法》，都在一点一滴的释放中国农民的爱情能量，让他们努力在新的空间下慢慢表达和释放自己，但是这样一种演变到了80年代，却由于快速的市场化进程，导致中国农民在情感生活上的崩堤，情欲开始成为乡村青年生活中的主题，但是这样一种情感，却由于没有以前的家庭约束而显得轻率和不负责任，这样一个结果，也就是阎书的最终结论：在今天的中国乡村中，家庭正在从一种上下有序的社会组织向个人情感生活的私人领地过渡，同时也就催生出一大批无公德的个人，他们可能高度注重自己的一己感情，而且又以拥占性为最终目的，而忽视了对公共生活、对父母的种种义务，农村社会遂为一盘散沙，难以聚合。通过这本书，我感受到的几个农村私人生活的变革是：女性在农村中地位的日渐上升和农村老人生活的困境。用1997年作者调研时，一位74岁的陆大伯的话说，“村里50年最重要的变化：‘爷爷变孙子’和‘妇女上了天’。”也就是农村在这50年间，大家庭向夫妻二人关系为核心的家庭过渡，父权的逐渐衰落。同时，妻子由于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而地位上升，生育问题也更多的考虑到妇女本身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