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辛弃疾词的异同

深广的内涵与炽烈的情感——试论苏轼、辛弃疾豪放词的异同摘要：苏轼和辛弃疾都是宋代豪放词的的重要作家，他们以卓著的才情、恢宏的气度扩大了词的题材，拓展了词的意境，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得词与诗并驾齐趋。但他们的词风又有着不容忽视的差别。东坡倾向于从痛苦中求超越、求解脱，跨越现实的黑暗去追寻理想的光明；而稼轩的词更多表现了对于显示的苦恨执着和挣扎奋斗，表现了悲愤的呼喊和或一样燃烧的激情。概言之，即东坡旷达，稼轩悲愤。关键词：苏轼；辛弃疾；豪放词；区别纵观苏、辛二人词风，他们均以其不受声律束缚，体裁广泛，笔势纵放，气象恢弘，而在宋代词坛上独树一帜，形成了词史上的“豪放”一派。作为豪放词的代表，苏轼奠定了词的基础，随后辛弃疾把豪放派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然两人的创作因其命运和人格的不同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质，给人不同的美感和震撼。苏轼以词为诗，在词中表现了自己对理想的热烈追求，以及追求失败后的洒脱旷达。辛弃疾以文为词，在词中表现了因无法实现自身报国之志而郁积于心的忧思悲壮、沉郁苍凉之情。故陈延焯在其《白雨斋词话》中曾云：“东坡心地光明磊落，忠受根与性生，故词极超旷，而意极和气。稼轩有吞吐八荒之概，而机会不来——故词极豪雄，而意极悲郁，苏、辛两家，各自不同”[1]一、飘然旷放与沉郁悲愤苏轼和辛弃疾出生相距百年，一个生活在北宋，一个生活在南宋；一个科举出生，名满天下。一个行伍出身，英名丧敌胆。不同的生活经历造就了他们不同的创作思想。苏轼的豪放词风不仅源于他对艺术的领悟和积累，更重要的是来自个人的政治生活的经历。苏轼的仕途生涯中几经贬谪，又几起几落，甚至入狱，饱经人生的大喜大悲。在面临理想与现实中逐渐随遇而安，旷达自得。以诗歌赋排遣政治上的失意、苦恼。“毁誉不动，得丧若一，福祸苦乐，念念迁逝”的处世态度，又使得他在大自然中寻得自己的真正归宿。《水调歌头》中“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便是他在面对挫折前最好的诠释相对于苏轼而言，辛弃疾人生态度要积极得多。一生主张抗金，虽遭不公平待遇，但仍不放弃，一次次碰壁，一次次的悲愤，一次次的振作。与此，他的词中总洋溢着悲壮，使人读来倍感压抑，却总不禁要为他的爱国之心击节叫好。如《永遇乐·登京口北古亭怀古》中抒发江山依旧人事已非的情感和自己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抱负，同时，借古人之状讽喻南宋皇帝之弱，手法老辣，意味深远。词末，“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词人以廉颇自比，倾诉报国有心，请缨无门的悲愤。二、哲韵书生与弓刀游侠苏轼作为一个未跨出书斋之门的书生，虽也想要投笔从戎，但战场对于他来说，毕竟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对这个世界只能发挥他的想象去描绘。在《念奴娇·赤壁怀古》用“遥望”去想象描绘“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战争场景。词中集中笔力塑造了一位“雄姿英发，羽扇纶巾”青年领袖周瑜的形象。并用“小乔初嫁了”这一美人衬英雄的细节，更见周瑜的风姿潇洒，年轻有为，足以令人艳羡。作者借对周郎在赤壁之战建立大功的往事抒发壮志难酬之心。最后笔锋一转“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洒脱和旷达则是对人生的无限感慨和思索，融景物、人事感叹、哲理于一体，有大彻大悟、超脱尘俗的味道，给人以撼魂荡魄的艺术力量。词中这一心理变化过程就是苏轼“眼前轻而悟更远”的人生境界和精神气质的具体体现。辛弃疾则是一个战争的过来人，亲身金戈铁马，峥嵘岁月，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他笔下有是夜下“八百里分麾下炙”的将士同甘共苦的粗犷，是“沙场秋点兵”的雄壮，是“燕兵夜捉银胡女足，汉箭朝飞金仆姑”的惨烈。在同为怀古之作，的《南乡子地啊·登京口北古亭怀古》中，“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表达对英雄如权的歌颂，更是作者将心中的抗金事业的正义伸张到了极致。将孙仲谋作为后世的表率提出，激励诸公当如孙仲谋所为，表现出他深沉的赤子之心，更是辛弃疾“眼前重，则悟不暇”的精神气质的自然表露。三、“东坡范式”与“稼轩体”苏、辛二人并称，但他们有着不同的精神气质和创作思想，而这两点都离不开不同的艺术手法为载体，所以他们两人在艺术手法上也各有千秋。1、“以诗为词”与“以文为词”明人毛晋在《稼轩词跋》中说：“宋人以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善评也。”苏轼“以诗为词”主要表现在用题序和用典故两方面上。在词中与诗一样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如《满江红》（忧喜相寻）、《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二词，词序用来纪事，词文本则着重抒发由其事所引发的情感，便于交代系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丰富和深化了词的审美内涵。另一方面，苏东坡的“以诗为词”也突破了音乐对词体的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如《水调歌头》则就表现出充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的语言风格，极具音乐美。辛弃疾“以文为词”用词来抒发自我内心情感，又把自我一生的经历、体验以论说的形式表现于词中。他常常将古人的散文语言直接用于词中，无论是经语、史语、庄语、俚语都能“一经运用，便得风流”，如《贺新郎》中首句和结尾四句，都从经史中化出，而自绕心意。大量的运用典故，以古喻今，增强了词的表现力和历史厚度。又如《西江月·遣兴》“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虽多事散文化，音韵节奏依然自然流畅，活泼传神。辛弃疾不仅打破了诗词界限，并达诗词散文合流的境界。并且用韵绝不限制，不讲琢雕，随意抒发，形成一种散文化人歌词。2、形式方面苏轼在语言，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不受格率限制，字由心生，形成联贯流畅的风格。用词自然流畅，读来清新，苏轼有着豪放不羁的心灵、热爱生活的情感这一切都在清新流畅、处处生春的语言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给人以一种清新朴素的感觉。如《浣溪沙》五首中，作者置身于这种“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熏”的丰收环境中，心中充溢着无限的喜悦。这一组词，笔调极明快，写来生意盎然，兴会无穷。作者勾勒出了一幅农村耕织图，他把鸟苔虫鱼草木等自然风光，还有男女老幼活跃的姿态，都细致而有声色地写进词中，使人有身历其境之感。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大量使用散文句式。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3、意象与意境的不同在意象的使用上，苏辛二人也不同。辛弃疾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一世的气派。如“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他所采摭的历史人物，也多属于奇伟英豪、宕放不羁，或慷慨悲凉的类型，如“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的李广，“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等等。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的选用，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好的配合，令人为之感奋。所以，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旷达超迈，如《定风波》中“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更多的笑对人生的意境，具有一种哲学美。叶嘉莹先生对苏辛的评价：“辛词沉郁，苏词超妙。辛词多愤慨之气，苏词富旷飘逸之怀。”无论东坡词之旷达，还是稼轩词之悲愤，也许正是因为他们豪放词风的差异性，从而在共同特征的基础上体现各自的特点和魅力，为豪放词派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陈延焯.白雨斋词话[M].北京：人名文学出版社，1985[2]苏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4]辛弃疾，《辛弃疾词鉴赏》，齐鲁书社编辑出版，1986年。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简史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