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董仲舒以“奉天法古”构建封建帝国一统信念

第五讲：董仲舒以“奉天法古”为封建帝国构建一统信念信奉天命、遵顺天道是商周以来的主流意识，崇拜祖先、“信而好古”也是华夏民族的悠久传统。虽然历经春秋战国社会转型的洗礼，百家争鸣使传统的天人关系有了更丰富而全新的内容；秦始皇一统天下、焚书坑儒而“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使传统的天人、古今的宇宙价值观经受了革命性的挑战。但是经过汉初七十年的“休养生息”、黄老整合，不仅使现实社会的满目疮痍得到恢复，而且使整个民族的心灵意识得以安静并有机会反思和整理。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为当时治学的最高境界。董仲舒正是适应时代思潮，在这种反思与整理的基础上不仅为汉代，而且为后来的中国古代社会构建起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内容的“大一统”新信念。“奉天法古”命题自从董仲舒第一次提出以来，便成为“天人感应”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大一统”新信念的核心支点。一：以“奉天法古”奠定传统是空价值取向。《春秋繁露》卷一《楚庄王》开卷即言：“《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董子可谓开门见山、开宗明义。以之与“《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互释，反对战争、反对分裂，追求和平、追求大一统这是时代的呼唤。而这种新的思潮需要有新的信念。“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已经被历史证实行不通，“与民休养”、“无为而治”越来越显得乏力不适。董子适应时代、总结历史以“奉天法古”作为构建“大一统”思想的信念基础，即以上天为人间行为的范式系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前古为现实秩序的合理依据与理想目标（三代圣治，天下为公，举贤与能，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财必分与人，力不必存于己，夜不闭户，盗贼无有）。“奉天法古”这一命题从此为中华民族在时空观方面可以说从两汉到明清确定了基本的价值取向，即空间方面天、地、人三者以天为尊；时间方面以不满现状、赞美过去、向往古圣、厚古薄今为尚。“奉天法古”既是董子思想的宗旨，也是汉朝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而且为华夏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奠定了基础。董子在对商周以来国家意识形态与主流思想观念有比较全面了解的基础上，把握了从春秋战国争霸与兼并战争之后到秦汉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激发出来的呼吁政治统一、希望建立共同信念的时代要求，并适应时代潮流以自己坚实而全面的知识基础、深邃而精准的洞察能力与敏捷而缜密的思辨智慧，巧妙地借助《春秋》经典总结出不仅被他当时的社会各阶层所接受，而且后来长期被不同朝代奉为信条的“奉天法古”。秦始皇自称“千古一帝”，然而秦王朝因暴政短命而亡。这对于汉初的王贵官僚以及一大批士人而言，秦始皇目中无天命，心里无古圣，无惧无仁，刚愎自用，尚法重刑而不知攻守之异，所以秦朝短命而亡。虽然其功业鸿烈，但留给历史的似乎只有教训而无经验。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从完成地方的郡县建制、实现中央对地方的直接行政控制、构建起一套上通下达的官僚体系从而改变传统社会的运行机制，并且最终体现为皇帝的独尊与专断，秦始皇以及他缔造的秦帝国为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国家制度树立了千古范式。不仅如此，在思想领域，历经春秋战国几百年称霸争雄而受到削弱的权威主义在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环境中获得重树，因而皇帝至尊、王权至上的观念开始在全社会渗透，这为汉初再树君威、张扬王权，尤其是董仲舒倡导“大一统”留出了足够的空间。所以说，秦始皇与秦王朝虽然短短几十年，但所留下的经验与教训对汉初确立封建帝国官僚体系模式与构建国家意识形态弥足珍贵。而董子的“奉天法古”正是基于汉初政治上中央集权的深化、王权与君威的强化，而在思想领域历经诸子复兴、黄老学得势和儒学渐强，从而士林学界掀起反割据分裂、宣扬大一统的思潮；又鉴于汉承秦制，主张天下一统、中央集权，但限制君主独断、苛政暴刑，并吸收当时思想界除了儒家之外的诸如阴阳家、名法家、墨家以及黄老学等的尊奉天命、崇尚古道的思想而总结出来的。所谓“奉天法古”实际上就是奉天命而法古道，既是对传统的总结，又是对传统的创新。董子“法古”是对传统儒家历史观的继承，也是对“不期修古”而又好苛政暴刑的短命秦朝的借鉴。秦国从商鞅以来一直重耕战、奖军功、法后王，变法图强而雄视六国，最终一统天下。但蔑视圣贤、耻笑仁德、羞于法古而尚法重刑，所以得天下易、失天下亦速，不可不为鉴。这方面多有论述，勿需再赘。所谓传统儒家，既指先秦孔、孟、荀等儒家学说，也包括陆賈、贾谊、申培、辕固与叔孙通等汉初大儒。他们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不同，甚至是对立，但在赞美古圣先贤、向往远古的圣治王道方面有非常一致的信念——“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王道”即是“古道”，董子认为它就是“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春秋繁露》卷一《楚庄王》）。所谓“改制”是因为历史的“三统”（白、赤、黑）轮回而“新王必改制”，所以在“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等方面有新动作，这是“新王受天命”的象征。而有关纲常伦理、道德教化和政治习俗等“不易之道”，则是超越“三统”轮回的千古圣王之道，“万世无弊”而本与天命一致，所以董子坚信“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在董子的思想体系中，尤其是他的“奉天法古”的命题中，“天命”与“古道”同源，空间与时间合一，因此才“天不变，道亦不变”。当然这种合一是以古圣先贤应天命而得天道为前提的。二：以“奉天”奠定“天道至尊”的信念。董子“奉天”则是对中国传统天道观的张扬。“奉天命”而“尊天道”是商周以来的统治意识。历史进入春秋以来，由于社会的转型变化，在思想意识领域出现了多元纷争的局面，诸子百家各持己说，因而使传统的天人关系有了更丰富的内容。道家提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道德经》二十五章），主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四十二章）而道高于天的观点，“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以说是第一次对传统的天人关系提出挑战的学派。墨家虽然在人生观方面主张“恃力不恃命”（《墨子·非命下》第三十七），但在天人关系方面可以说承袭商周统治意识，尊崇天道、信奉天命，主张天有意志（《墨子·天志上》第二十六）。而儒家孔子虽然有时也感慨“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而“畏天命”（《论语·季氏》），但更多的时候还是告诉弟子们：“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主张天道自然。其后儒门两位主将在天人关系方面各持一端：孟子承因孔子“畏天命”之说，提出“尽心，知性，而知天”、“存心，养性，以事天”（《孟子·尽心上》），让社会的人向伦理的天靠拢、升华，通过天人合一，构建起性命主体哲学；而荀子则顺着孔子“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天道自然的观点，努力对天、地、人进行归位复原，“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强调“天人相分”，而又突出人能“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篇》卷十一），建立了引领时代潮流的新型的天人关系。秦一统天下，“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将秦国尚法治、重监管的传统价值观向新统一的全社会渗透；而一向自信的秦始皇凭着前无古人的功业更不把天命放在眼里（尽管它相信谶语和五德轮回）。所以说，商周以来的“奉天”思想在这个时候是最低谷。但历史总是在二律悖反中进行，当商周“天命”坠入低谷之时，秦始皇却以自己的胆识、智慧和才干完成了在现实社会中“君即天”、“军令即天命”的新权威主义的塑造。这实际上为历史进入“私天下”时代，再建新的“天命”论提供了平台和契机。汉初陆贾逆龙威说出“君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的名句，不仅顶出刘邦一头冷汗，而且引发出整个意识形态、甚至思想界正视传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思考。汉初诸子复兴，虽然在许多方面各有不同主张，但在如何维护和平、实现长治久安、保证天下一统方面大家有一致的追求和探索。而儒家从叔孙通、陆贾、贾谊到伏生、申培、辕固等，无论在朝或在野，都把明主以仁义为本、以王道为先、应天命而顺民意、文武并用作为儒家的标准。董子继承了这些思想先驱的文化基因，并结合时代条件，将儒家天人思想作了划时代的发展。在上下（即天人）的思维空间中，把天推尊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而这种在观念方面的顺利推进——全社会主流意识都觉得“天可尊”、“天至尊”，恰恰是在对真实历史做了巧妙地假设推理实现的——短命秦朝是因为暴君目无天尊、心无天威、不奉天命、有悖天意所致。秦始皇完成了君令即是天命的新权威主义构建，奠定了皇帝就是真龙天子的至尊地位。但秦朝的短命给后来的思想者们留下了天命天意不可违逆、天尊天威不可亵渎的借鉴口实。董子在回答人类社会为何要奉天命而尊天道的问题时构建起自己的以阴阳五行为骨架，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思想体系。在这个思想体系中，天不仅神威至尊，而且道德至善。天主宰一切，号令一切，示范一切，人间的所有事情都要遵从天命、顺应天意。人君感应天意而行政，庆赏刑罚都只是天的喜怒哀乐的体现。王朝递嬗，君位更迭，都是五行运转、三统轮回的必然法则。总之，天道昭示人道，人道顺应天命。从实际情况来看，董子提倡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的原则，便是天道高于人道，天意宰制人意的典型表现。他之所以这么做，其主要目的有三：第一，确立一个外在于人世间的心理－价值－行为律令，以整齐秩序，划一风俗，维护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第二，“屈君而伸天”是有限制君权，张扬天威的意思，目的是为君王虚拟一套精神枷锁。但“屈民而伸君”又明确要限制诸侯势力，树立天子权威。第三，论证君权神授，证明既存的统治秩序的合理性，强调现实政治结构及其功能表现是“顺天应时”的结果。天子君临天下，既继承了往圣先王的伟业，又合乎五德、三统运转的法则，于是，奉天承运便成为统治者行为的合理性、神圣性的理论根据，成为笼罩在“当朝天子”头上的令人眩晕的光环。董子这种奉天承运的理论，沿袭了儒家思想传统中由来已久的天命思想，利用阴阳家的五行生、胜以致王朝更迭的理论创造出白、赤、黑“三统轮回”的观点，可以说是儒家思想于阴阳家思想结合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讲，他的奉天承运的理论，既继承了儒家，又超越了儒家。他的关于天人之间同构、同类、同感而互动的思想，与其说是对儒家传统天人关系的继承，倒不如说是直接对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秦汉之际人们对天人关系基本知识与思想的总结。从功能上看，这种理论首先是一种政治宣传，论证“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其次，它强调的是现存政权的正统性、权威性，从政权演变的角度论证了“政统”的前后相继，体现了统治者的“统绪”意识。再次，它标榜的是既存统治局面的神圣性和至上性，起到了凝聚民心、威慑“异端”、消弱分裂、强化集中的作用。要指出的是，“奉天承运”作为一个明晰的理论观点，并不是董子直接提出的。但“奉天法古”确实是他的创造。三：以“法古”构建起“祖制难破”的格局。董子的“奉天法古”思想，由于适应了封建宗法专制制度下信天而尊祖的普遍社会心理，所以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广泛欣赏和大力推崇。汉代以后，无论以何种方式上台的统治者，都要打出“奉天法古”的旗号（有的虽然没有明确使用这个命题，但却相当自觉地具有这种思想意识），以维护其统治利益。“奉天法古”的命题，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和思想方法，它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其一是明显的“向上、向天看”的特征。社会是分为不同阶层的，尤其是封建宗法制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其地位的差异非常大，然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理，那就是“唯上唯宗”，显示出十分强烈的依傍心理。有些学者将之概括为古代中国社会特有的“泛王权意识”，这是很有道理的。在这种理论看来，如果没有“天”作为依托，人们精神的安顿和幸福的希望就会落空，一切理论就缺乏权威性，现存的一切就得不到合法性的证明。与“向上看”的奉天思想相联系，董子还十分钟情于“向后看”的法古思维路向。我们知道，儒学祖师孔子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著称于世。他以古圣先贤的是非为是非，向往上古“黄金时代”，以恢复古代礼仪为职志。孟子不仅效法孔子崇古、泥古，并且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先王”的口号。无论是个人的言行操持，还是社会的行政决策，都以尧舜圣王之道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