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卡尔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３年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实际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它一切批判的前提。谬误在天国的申辩一经驳倒，它在人间的存在就陷入了窘境。一个人，如果想在天国的幻想的现实性中寻找一种超人的存在物，而他找到的却只是自己本身的反映，他就再也不想在他正在寻找和应当寻找自己的真正现实性的地方，只去寻找自身的假象，寻找非人了。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就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就是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但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的通俗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热情，它的道德上的核准，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遍根据。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因为人的本质没有真实的现实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开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开那需要幻想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世界－宗教是它们的灵光圈－的批判的胚胎。宗教批判摘去了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但并不是要人们依旧带上这些没有任何乐阿任何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们，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宗教批判使人摆脱了幻想，使人能够作为摆脱了幻想，具有理性的人来思想，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性；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旋转。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当人还没有开始围绕自身旋转以前，它总围绕着人而旋转。因此，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便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在导言后面将要进行的探讨（也是对这项工作的一点贡献）开始并不是针对原本，而是针对副本－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其所以如此，只是因为这一探讨是从德国开始的。如果想从德国的现状本身出发，即使采取唯一适当的方式－否定的方式，结果依然要犯时代错误。甚至对于我国政治现状的否定，也都成了各国的历史储藏室中布满灰尘的史实。即使我否定了敷粉的发辩，我还是要同没有敷粉的发辩打交道。即使我否定了１８４３年的德国制度，但按法国的年来说，我也不会是处在１７８９年，更不会是处在现代的焦点了。不错，德国历史上有过一个引以自豪的运动，这个运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历史上都没有进行过，而且将来也不会仿造进行。我们和现代各国一起经历了复辟，而没有和它们一起经历革命。我们经历了复辟，首先是因为其它国家勇敢地进行了革命，其次是因为其它国家受到了反革命的危害；在第一种情形下，我们的统治者感到害怕，在第二种情形下，我们的统治者没有感到害怕。我们往往只有一度，在自由被埋葬的那一天，才在我们牧师的领导下，处于自由社会。有个学派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把农奴反抗鞭子－只要它是陈旧的，祖传的，历史性的鞭子－把每个呼声宣布为叛乱；历史对这一学派，正像以色列上帝对他的奴仆摩西一样，只是表明了自己的过去，因此，这个法的历史学派本身如果不是德国的历史产物，那它就是杜撰了的德国的历史。这个夏洛克，奴仆式的夏洛克，发誓要凭他的期票，历史的期票，基督教德意志的期票来索取从人民心上剜下来的每一磅肉。相反地，具有条顿血统并有自由思想的那些好心的热情者，却到我们史前的条顿原始森林去找我们自由的历史。但假如我们自由的历史只能到森林中去找，那末我们的历史和野猪的自由历史又有什么区别呢？况且谁都知道，在森林中叫唤什么，就有什么回声。还是不要触犯原始的条顿森林吧！应该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这种制度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对象，正向一个低于做人的水平的罪犯，仍然是刽子手的对象一样。在同这种制度进行斗争当中，批判并不是理性的激情，而是激情的理性。它不是解剖刀，而是武器。它的对象就是它的敌人，它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因为这种制度的精神已经被驳倒。这种制度本身并不是值得重视的对象，它是一种按照应当受到蔑视的程度而受到蔑视的存在物。批判没有必要表明自己对这一对象的态度，因为它已经清算了这一对象。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这里指的是描述各个社会领域间的相互倾轧，描述普遍的沉闷和不满以及既表现为自大又表现为自卑的偏颇，也就是描述专以维护一切卑鄙行为为生的，而且自己本身也无非是一种以政府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卑鄙事物的那个政府机构内部的一切。这是一幅什么景象啊！社会没有止境地分成行形形色色的行帮，这些心胸狭窄，心地不良，庸俗粗暴的行帮处于互相对立的地位，它们这种暧昧的猜疑的关系能够使它们的统治者毫无例外地－虽然形式不同－把他们看成只是仰仗统治者的恩典才活着的东西。甚至他们还要承认自己被支配，被统治，被占有的事实，而且还要把这说成世上天的恩典！而在另一方面，则是那些身价和人数成反比的统治者！针对这个对象的批判是肉搏的批判；而在肉搏战中，敌人是否高尚，是否有趣，出身是否相称，这都无关重要，重要的是给敌人以打击。不能让德国人有一点自欺和屈服的机会。应当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应当宣扬耻辱，使耻辱更加耻辱。应当把德国社会的每个领域作为德国社会的污点加以描述，应当对这些僵化了的制度唱一唱它们自己的曲调，要让它们跳起舞来！为了激起人民的勇气，必须使它们对自己大吃一惊。这样才能实现德国人民的不可抗拒的要求，而各国人民的要求的本身则是这些要求得以满足的决定性原因。这种反对德国现状的狭隘内容的斗争，对现代各国来说，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德国现状是旧制度的公开的完成，而旧制度是现代国家的隐蔽的缺陷。对德国政治现实的斗争就是对现代各国的过去的斗争，而过去的回音依然压抑着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如果看到，在它们那里经历过悲剧的旧制度，现在如何透过德国的幽灵在演它的喜剧，那是很有教益的。当旧制度还是有始以来就存在的世界权力，自由反而是个别人偶然产生的思想的时候，换句话说，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并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就不是个人的谬误，而是世界性的历史谬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相反地，现代德国制度是一个时代错误，它骇人听闻地违反了公理，它向全世界表明旧制度毫不中用；它只是想象自己具有自信，并且要求全世界也这样想象。如果它真的相信自己的本质，难道它还会用另外一个本质的假象来把自己的本质掩盖起来，并求助于伪善和诡辩吗？现代的旧制不过是真正的主角已经死去的那种世界制度的丑角。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在埃斯库罗丝的《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里已经悲剧式地受到一次致命伤的希腊之神，还要在琉善的《对话》中喜剧式地重死一次。历史为甚么是这样的呢？这是为了人类能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我们现在为德国当局争取的也正是这样一个愉快的历史结局。可是，一旦现代的政治社会现实本身受到批判，即批判一旦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批判就超出了德国现状，不然的话，批判就会认为自己的对象所处的水平低于这个对象的实际水平。下面就是一个例子！工业以至于整个经济界和政治界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这个问题是怎样使德国人开始发生兴趣的呢？是由于保护关税制度，贸易限制制度，国民经济学。条顿主义从人变成了物质，因此，我们的棉花骑士和钢铁英雄也就不知在哪个黄道吉日一变而成爱国志士了。所以在德国，人们开始承认独占在国内的主权，并给它以对外的统治权。所以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才刚刚开始。这些国家在理论上反对的，而且依旧当做锁链来忍受的陈旧的腐朽的制度，在德国却被当作美好未来的初升朝霞而受到欢迎，这个美好的未来刚从狡猾的理论过渡到无耻的实践。在法国和英国，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对财富的控制；在德国却是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家的控制。因此，在法国和英国是消灭已经发展到最大限度的独占；在德国，却是把独占发展到最大限度。那里，正在解决问题；这里，矛盾才被提出。这个例子充份说明了现代问题的德国式的提法，说明我们的历史就象一个笨拙的新兵，只会重复旧的操练一样，到现在为止一直认为自己的任务只是重复旧的历史。因此，既然德国的整个发展没有超出德国的政治发展，那末德国人能够参与现代问题的程度顶多也只能象俄国人一样。但既然个人不受国界的限制，那末整个国家就不会因为个人获得解放而获得解放。希腊哲学家中间曾经有一个是斯基台人，但这丝毫也没有使斯基台人接近希腊文化。我们德意志人幸而不是斯基台人。正象古代各族是在幻想中，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一样，我们德意志人是在思想中，哲学中经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的。我们是本世纪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本世纪的历史同时代人。德国的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继续。因此，当我们不去批判我们现实历史的未完成的著作，而来批判我们观念历史的遗着－哲学的时候，我们的批判恰恰接触到了本世纪所谓的问题所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在先进国家是同现代国家制度的实际脱离，在甚至还没有这种制度的德国，首先却是同这种制度的哲学反映的批判脱离。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站在正统的当代现实水平上的德国历史。因此，德国人民必须把自己这种想象的历史和自己的现存制度联系起来，不仅批判这种现存制度，而且还要批判这种制度的抽象继续。他们的未来既不能只限于对自己现实的国家和法的制度的直接否定，也不能只限于对观念中的国家和法的制度的直接实现，因为他们这些理想制度就包含了对现实制度的直接否定，而理想制度的直接实现，他们在观察邻国的生活的时候几乎已经经历过了。因此，德国的实践派要求否定哲学是正当的。该派的错误并不在于提出了这个要求，而在于仅限于提出这个要求，没有认真实现它，而且也不可能实现它。该派以为，只要扭过头去，背朝着它，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哲学的否定就实现了。它的眼光的狭隘就在于没有把哲学归入德国现实的范围，或者以为哲学甚至低于德国的实践和为实践服务的理论。你们要求人们必须从生活的现实萌芽出发，可是你们忘记了德国人民生活的现实萌芽一向都只是在他们的脑子里生长起来的。一句话，你们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从哲学产生的理论派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虽然是在相反的方面）。它认为目前的斗争只是哲学同德国这个世界的批判斗争，而没有想到现存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它对对方采取批判的态度，对自己本身却采取非批判的态度，因为它从哲学的前提出发，没有超出这些前提得出的结果，或把别处得来的要求和结果冒充哲学的直接要求和结果，虽然这些要求和结果－假定是正确的－只有否定现存的哲学，否定作为哲学的哲学，才能得到。关于这一派，我们回头还要详细谈到。它的根本缺陷可以归结如下：它认为，不消灭哲学本身，就可以使哲学变成现实。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完整的阐述；对这种哲学的批判不但是对现代国家和对同它联系着的现实的批判性分析，而且也是对到目前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的最彻底的否定，而这种意识的最主要，最普遍，升为科学的表现就是思辨的法哲学本身。如果说，思辨的法哲学，这种关于现代国家（它的现实还是彼世，虽然这个彼世不过是在莱因河彼岸）的抽象的，脱离生活的思维只在德国才有可能产生，那末反过来说德国人之所以有可能从现实人抽象出现代国家的思想形象，也只是因为现代国家本身是从现实人抽象出来的，或者只是幻想地满足整个的人。德国人在政治上考虑过的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