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鸦片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

两次鸦片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一、叩关与闭关：美国人来到中国大门口1、远涉重洋：“中国皇后号”首航黄埔港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2月22日，这是中美两国关系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第一艘远航中国的美商船“中国皇后”号，满载着人参、毛皮、羽纱、棉花、铅等货品，从纽约港起航了。商船绕好望角，经印度洋，行程20900公里，于8月28日驶抵广州。售完货后，它购进茶叶、丝绸、瓷器等，沿原航线返回，于1785年5月10日到达纽约。从此，为浩瀚的太平洋分隔在东西两半球的两个国家建立起了贸易关系。　　为什么在美国于1783年9月刚刚赢得独立后，美国商人就远渡重洋，来华贸易呢？　　早在美国独立前，北美地区和中国便有了贸易关系，中国的茶叶深受当地人民欢迎，中国的瓷器也已进入普通人家。但当时北美大陆的贸易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垄断，北美十三州的商人不能直接进行对华贸易，经过长期的（1776-1783）艰苦的独立战争，北美十三州赢得了自由，但新诞生的合众国面积仅仅32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200万，这个松散的联邦面临着国库空虚，财政竭蹶的严重困难。英国仍然把美国当作敌国，对美国货物课以高额关税，不许其船只驶入加拿大与英属西印度群岛；法国、西班牙等也对美国实行贸易歧视；北美十三州的国内市场又十分狭小，所有这些情况迫使美国商人开辟新的海外市场。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东方，首先是中国。“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共投资12万美元，利润达3.7万多美元，为本钱的25%。它的首航成功表明，一个新近独立的国家为东方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作为平等的贸易伙伴所接受，这就为急于开拓对外贸易的美国商人展示了一个赢利的航向，理所当然地被美国各界视为一件大事。纽约各报竟相报导“中国皇后”号首航成功的消息，美国政府对此也十分重视。该船的商务代理人山茂召写了一个关于此次驶华的详细报告，交给了外交部长约翰·杰依，报告被转交给国会，并受到褒扬。“中国皇后”号首航成功燃起了新英格兰商人开拓东方市场，追逐利润的强烈愿望，“从新英格兰曲城镇到纽约和费城，人们到处都在谈论着与中国的贸易”，“每一个沿海小衬落，那怕有一只能载5个人的单桅帆船，都在作去广州装茶的打算”。《纽约独立报》，1785年5月l2日。”在“中国皇后号”的带动下，美国社会很快出现厂建国以来第一次对华贸易热潮。2、闭关自守：清政府实行公行制度从十六世纪开始西方各国就极力想打开闭关销国的中国门户，但是长期与世界割绝的清政府并不想急于同世界来往，在他们眼里,中国仍然是一个天朝大国，其国内无所不有，不需要借助于外国，把对外贸易看作是对外国的“体恤之恩”，相反地由于民众与外界的接触，还会造成反对清王朝势力的增长，自然清政府反对打开国门。为了限制外国商人，清政府对外商来华的活动进行了种种限制。除此外，清政府还设立了公行制度，规定外商来华办理贸易和其它事务，均须经过清政府特许的公行来进行。公行制度由来已久，在明代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设有专门机构，即市舶司来管理和经营。后来对外贸易发展了，这种由中国官吏直接与外商交易的市舶司制度就不适用了，于是废除这种制度，改由政府指定几个商人，设立牙行来进行进出口贸易。这种机构被称为牙行洋行。到了十八世纪初，各洋行商人为了避免彼此间的竞争，就联合组成一种行会性质的公行。一切进出口贸易都由公行统一经营。公行通称十三行（最多时达到二十六家，最少时只有四家，并非固定十三家）。它在清政府对外关系上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公行首先是个垄断性的商业组织。一切外国进出口货物，均由其承销。由中国内地出口的货物由其代销，并负责划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它还代替清政府执行政治方面的职权，外商来华贸易应缴纳船钞货税，均由其经手，即所谓承保税饷。此外，它还代政府办理一切对外商的外交事宜。外商是不准与官吏直接交往的，一切命令，文书均须由公行转达，所以公行实际上是兼有商务和外交两种性质的一个半官方组织。就其性质而言，公行制度实际上是清朝封建专制政权实行的—种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制度。闭关政策，其中虽不无自卫和防范的因素，但从本质上看，这一政策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反映，是历代封建王朝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延续；在政治上是清朝政府既对西方殖民势力有所疑忌，又对国内民众的反清情绪充满警觉的表现；而在文化上则是封建统治者的天朝意识和保守心理的集中表露。一言以蔽之，所谓闭关政策，实际上是中国封建政府面对西方殖民势力的东侵，所采取的一种有限制地对外贸易的政策。早期的中美关系，就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里展开的。尽管如此，美国对华贸易仍有迅速发展，1792年后，美国对华贸易额仅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19世纪上半期，美国对传统贸易仅次于对英、法、古巴的贸易，在美国对外贸易中居第四位。据清朝文献记载，从乾隆五十年（1785年）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54年间，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为4519艘。其中1/4（1150艘）为美国商船。2在广州从事贸易的美国商号有九个，占外国商号总数1/6，其中最大商号早期是珀金斯公司，19世纪20年代后是旗昌洋行。这一时期中国输美的主要商品是茶叶、生丝和丝绸、土布，美国输华的货物有运自本国和北美大陆的土特产，如人参、皮毛和棉花，还有从欧洲贩运来的工业制品，如棉毛织品和金属制品。中美贸易对两国是互利的，它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资金，也为中国提供了硬通货。美国商人从对华贸易中发了财，大多数美国商人对广州贸易能使他们有机会发一笔小财表示满意，他们便把商业资本的部分或全部转化为工业资本，投资于国内工矿铁路各业，或从事金融、房地产事业。珀金斯的助手及公司代理人约翰·顾新1803年到广州主持生意，1831年带着近100万美元回国。美商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在1800年到1809年从广州贸易中获利50万美元，其中大部投资于曼哈顿的地产业。北美在殖民地时期，经济基础主要是农业，工业品多依赖进口。独立后，美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是农业国，没有什么工业品可供出口。因此在早期中美贸易中，中国一直享有顺差，美商主要用白银支付逆差，从而使中国得到相当多的硬通货。据统计。1805至1833年间美国输华货物总值为50294001美元，白银为89,447,817美元，为货物总值的1倍多。3、鸦片走私中国禁烟运动为了牟取高额利润，减少贸易逆差，美商从19世纪初开始贩卖鸦片。鸦片毒害人们身心健康，清政府是在1729年就明令查禁，以后又一再重申不得进口。但清政府愈禁，走私鸦片的非法利润也就愈高。起先是葡萄牙、荷兰商人从事这一罪恶勾当，后来英商成为主要鸦片走私者。美商走私鸦片大约始自1805-1806年间。因为是走私，人们无从得知其确切数额。有的资料表明，1816-1833年间美商走私鸦片总额6,495,901美元。约为输华货物总值42,705,871美元的13%。美商的鸦片走私活动是早期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大污点。　　在这一时期，中美两国间存在着贸易和文化交往，但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美国虽然早在1786年就委派了驻广州领事，但根据政府的规定，领事没有与所在国政府进行交涉的权力，清政府也不承认各国领事具有外交官身份，而只把他们当作各国商人的首领，让他们与行商而不是官府打交道，因此美国领事从未起过外交官的作用。美国首任驻广州领事是山茂召，这一职位是为酬偿他在独立战争中的功劳的荣誉职衔。到1840年美国领事先后换过六个，都是商人兼任，均无薪金，国务院从未向他们下达训令，他们也很少向国务院汇报情况。　　这一时期在美国与中国人之间发生的纠纷，一般都能得到公平处理。较之英国商人，美商也比较守法；而一旦他们触犯了中国刑律，便受中国法律制裁。1821年的特拉诺瓦事件就是一例。特拉诺瓦是美国商船“艾米里”号上的意大利籍水手。1821年9月25日他与卖水果的中国妇女郭梁氏发生口角，用船中瓦缸击伤郭梁氏头部，使其落水身亡。番禺知县传美国领事和该船船长共同验尸，并要求交出凶手受审。美国领事起先不肯，地方当局采取果断措施，命令停止所有美国船只的交易。美商震惊，被迫交出犯人。特拉诺瓦按清律处死。另一方面，清政府也保护美商的生命财产和合法权益。1819年，广州蛋民（水上居民）李奉广勾结一伙人抢劫美国商船，打死5名美国人。广州当局立即将犯人捉拿归案，分别处斩。　　总之，经济上互利、政治上平等是早期中美关系的主流，但是，美国商人的鸦片走私，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扩张欲望与清朝封建统治者闭关自守、力图与世隔绝的政策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间的深刻冲突，已经孕育着改变这种平等互利关系的因素。二、炮舰与条约：中美不平等关系形成1、英国侵华广州美商要求“共同行动”自从英国在1840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用洋枪洋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中国便进入某些西方学者称之为“条约体系”的时期，即资本主义大国通过武力威胁、侵略战争或其他手段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使中国社会一步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密切注视着中国事态的进展。美国社会各界向政府献策者亦不乏其人。其中有官方人士，也有民间人士，有居住在本国的，也有居住在中国、英国的；有对中国主战的，也有反对英国侵华的。所有意见的用意，不外乎为了维护和扩展在华的利益。美国政府汇集各种各样的意见，最后制定了适应美国资产阶级需要的对华政策。　　为了作出有利于美国的抉择，美国政府当局加紧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在鸦片战争迫在眉睫之际，美国众议院于1840年1月将在华美商的呈文提出，2月7日又通过一决议，要求美国总统向国会提供如下情报：在华的美国商人情况，中美贸易情况，中国禁烟对美国贸易的影响，英国政府是否已将封锁中国港口的目的通知美国，英国是否有意对中国政府采取其他行动。于是，在一年之内就有三个报告提交国会讨论，这就是：1840年2月25日国务卿的报告；7月1日财政部部长关于中国贸易的报告；1841年1月25日国务卿的补充报告。这三份报告以及在华美商给国会的呈文，构成了一部中美关系的官方文书。这些文书对中美关系有极详细的叙述，为美国政府制订对华政策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和依据。　　美国人民有着反殖民主义统治的优良传统。他们对过去英国的殖民统治记忆犹新。围绕英国挑起的对华战争，美国国内出现一股反英的舆论，认为这场战争，是英国进行世界侵略政策的表现，美国人民不仅谴责英国的侵略行径，还谴责罪恶的鸦片贸易，痛斥把鸦片“强加于一个不情愿接受的国家乃是不义之举”，“是违反独立的美国精神的”。《亨特氏商人杂志》还撰文称，英国对华战争是“明显地违反国际法”。与此相反，另一种舆论却站在英国一边，其代表人物是当时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约翰·坤赛·阿当斯（JohnQ．Adams）。他在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上发表演说，掩盖英国的侵略实质，公开宣称“英国有正义的理由”，“鸦片问题不是战争的原因，战争的原因是即头。”。亚当斯的演说激起反英舆论的指责，《北美评论》的编辑认为亚当斯演说立论荒谬，拒绝刊登他的演说词。亚当斯本人也感到“远非意料所及”。然而，美国国内的反英情绪最终未能成为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形成的因素。　　在华的美国人，包括商人、传教士、外交人员，他们在美国制定对华政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报告成了美国制订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在华的美国商人最为关心的是他们的对华贸易是否受到影响，并冀求美国政府能采取措施保护他们在华的商业利益。1839年，正当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时，5月25日，在广州的部分美商便联名上书国会，建议美国政府：（一）委派一个商务代表前来中国议定商约；（二）派遣一支适当的海军到中国保护美国利益；（三）联合英、法、荷等国，采取共同行动。呈文中还详细列举中美一旦谈判时，美国应向中国提出外国使节驻北京、确定税则、通商规章、增辟通商口岸、外人侵害华人后的惩处需从轻等项要求。最后，美商们还提醒政府，只要美、英、法各国派一支海军到中国沿海，不必进行流血战争，就会从中国政府中“取得适当的谢罪和条约的订定”。报告书上关于美国联合各国共同对华行动这一点，由于过份激烈和美国军事力量不足，没被政府采纳，而报告书上要求派遣适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