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社会主义失败验证了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

20世纪社会主义失败验证了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1、辩证经济决定论的历史理念2、中国改革历程浓缩重现资本主义近代史3、历史中的自由与必然4、历史中的伟人与英雄5、社会主义不可能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造6、列宁的辩证决定论7、动乱与革命是对违背历史规律的惩罚8、社会分工与社会阶级1、辩证经济决定论的历史理念记者：在您的谈话中，您已多次反复谈到一个重要的观点。您说对于历史，您是一个决定论者。您相信历史有一种内在必然机制，相信历史阶段不可跳越。那么，中国现阶段出现市场经济的生产关系，您认为是否也具有不可避免性？何新：是的。记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想更深入地了解您的想法。何新：事实上，历史哲学是经济理论的基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荒谬之一，就是试图将经济学的抽象模型置于一种非历史的观念上，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作原则看作适用于历史上一切经济形态的无限通用原则。记者：你说过，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一种经济决定论的理论。在我们的讨论中，你的观念中也不断地闪现出这种决定论的色彩。那么我想问，决定论它与非决定论的区别究竟是在哪里?何新：决定论的反理论是选择论，即自由选择论，也就是哲学意义的自由主义。实际上，经济学离不开决定论。在经济学的理论预设中，有一个暗涵的前提，就是一切经济现象、经济运行有超越主体意志的自身法则和秩序。所以它是有规律的，是可以观察、表述和作出预测的。而这就是决定论的哲学观点。非决定论认为，历史及未来似乎是可以自由创造和选择的，历史是人类自由意志的产物。而决定论则认为，历史与未来乃是必然。所谓必然，意义就是：面对一种既有的现实，无论人怎样选择，或者也无论要不要作选择；在终极的意义上结果总是相同。无论你愿意或不愿意，接受或不接受，这就是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斯宾格勒有一句名言：愿意走的，命运领着走。不愿走的，命运拖着走。这就是作为历史观的决定论。决定论哲学的根本点在于对历史中所存在的内在必然性和普遍规范性的承认。记者：什么是历史中的普遍规范性？何新：我们观察历史时，会发现存在两个方面的现象。一种是规范性的东西，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秩序。这种秩序在不同的（即使是相互隔绝的）人类历史中，在相类似的阶段上，总会重复出现。另一种是非规范性的现象，是随机发生的或偶然地大量浮现的。记者：历史中存在规范的东西吗？何新：存在。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起源的人类历史中，总是反复呈现出结构相似的历史阶段、规范和秩序。摩尔根说过：人类出于同源。因此具有同一的智力资本，同一的躯体形式。所以，人类经验的成果在相同文化阶段上的一切时代和地区中都是基本相同的。(转引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记者：请您举出例子。何新：从工具来说，早期人类文化尽管是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下发展，但在工具的材质上都经历了旧石器/新石器/铜/铁器的发展序列。而且这个序列不可能是相错或相反的。在社会组织和文明形态上，也都大体经历由采集/渔猎/畜牧/农作/工业等阶段。这种有规律、从属于某种普通规范的社会历史现象，在不同时地的不同社会中，总是不断地、重复地出现，这就是康德所谓历史中的先验理性（即预设秩序）。这种规范和秩序的存在使得对人类历史作科学主义的理性研究成为可能。因为它表明历史发展是有规律、有秩序的。这种秩序及规律性超越于种族、个人、权力的随意性和自由意志之上。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尽管人类活动的自由选择对事件、进程、历史具有重大意义，对个人、一代人、几代人生活有重大影响；但愈从宏观的范围看，愈从大尺度、大空间的历史范围看，人类这种随机的自由选择就显得愈是缺乏意义，愈微渺而不足道。对一个人来说，一生中的10年、50年意义极其重大。但对历史而言，一个进程早500年或晚500年，意义实在很小。2、中国改革历程浓缩重现资本主义近代史记者：您曾说马克思提出了经济决定论的历史观。请问这是指马克思的什么著作？何新：马克思关于经济决定论，又称作生产力决定论的代表作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第一部分（论费尔巴哈）。还有《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根据我们的历史观，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力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他又指出：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辩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像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这是他最早表述的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的决定论。记者：您曾说《资本论》的原理没有过时。但现在学经济学的人，很少还有读《资本论》的。您能举一个例子证明关于其决定论的原理不过时吗?何新：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回顾1978-1998的二十年间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我发现：中国二十余年经济改革进程，实质是市场资本生产关系在中国经济结构中日益渗透而深化的进程。而这个进程，正是《资本论》曾叙述过的资本主义发生史的历史轮廓再现。回顾一下，自1978年以来，中国市场资本经济形态，已走过四个阶段。（1）在70年代末解散公社，解放农民。农民开始为市场提供剩余农产品。（2）在80年代初，私人资本首先萌生于商业领域（大碗茶），而在80年代中期逐渐扩及于沿海民办工业领域。（3）80年代后期中国乡镇工业的蓬勃发展乃是产业新资本形态兴起的典型标志。如果我们把50-70年代中国以重化国防工业为先导的工业发展看作中国现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那国家资本主义资本的原始积累，那么80年代后期以消费品为主导的民办工业发展，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尽管许多乡镇工业名义上属于乡镇集体所有，实质却是民办的私有经济。它们与国有工业体系竞争市场、原料、能源及技术力量。由于其经营机制的灵活性，特别是由于其能直接从农业过剩劳力中汲取最廉价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多数国营工业难以与其竞争，而走向衰落。（4）到1992年以后，中国资本的主导形态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由产业领域发展到金融领域。这实际就是西方经济学家所谓服务信息经济的兴起，即第三次浪潮。1992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金融革命，从而达到了市场资本生产关系的更高级形态，即以金融资本为经济主导形态的金融资本主义形态。如果你读过《资本论》就会知道我描述的这一进程与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发展史是服从同一规律的。在西欧，15-16世纪发生封建农业和农奴制的解体，开始进入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再由商业资本主导到产业资本主导，最后发展到金融资本主导。在经济学理论上则是由重商主义、重农主义、亚当·斯密的主义，发展到凯恩斯的宏观货币供求管理以及弗里德曼的新货币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这些主流经济意识形态对应着西方资本主义成长的不同阶段，满足着资本主义不同的意识形态需要。在西欧，资本主义的整个进程由16世纪到20世纪，经历了三、四百年。而中国则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以经济史缩影式地跨越了这整个进程。在90年代中期以后，外部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中国企业也开始大规模进军海外寻求出口市场，中国逐渐融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进入WTO体制正是这种融合的标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由原始积累开始，通过商业资本发展为产业资本，最后发展到以金融信用的虚拟资本为主导的形态（虚拟经济正是马克思发明的名词）。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并非任何人事先规划和设计，却惊人地吻合于《资本论》所揭示的这一资本发展规律。这本身就是历史有序性和决定论的证明。记者：《资本论》非常难读。何新：是。但是《资本论》中有一句很幽默的话：通向真爱的道路都是艰难的。三卷《资本论》以及马克思在19世纪50-70年代关于《资本论》的几部未完成手稿和笔记，我读过许多遍，现在还经常在读，开卷有益!记者：《资本论》写于100多年前。在这一百多年间，世界的面貌，资本主义制度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何新：而《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原理，仍具有普遍性，是真正的普世价值（借用近来一个时髦词）。始终具有现实意义。这恰恰就是它的魅力所在，伟大性之所在。去年，欧美有报刊设问调查人类1000年以来影响最伟大的十位思想家，公众认为其中之一是马克思。这是公正的评价。我们身边那些信口诟言《资本论》过时的人，都是一些很无知的人。3、历史中的自由与必然记者：但这种决定论还是很难让人接受。因为事实上历史是由人自由选择和创造的。如果一切历史进程都是被某种神秘的历史力量所预先安排和决定；那么人类的努力又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此外，你该如何评论那些伟人？正是那些伟大的政治人物和历史人物，对历史常常具有非凡的影响。例如，如果1934年毛泽东被留在江西而未参加长征，那后来就不会有四渡赤水，遵义会议，就不可能形成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以至中共就难以纠正来自莫斯科的左倾路线和政策，中共也许就难以夺取政权。那末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毛泽东死于1964年，那么是否还会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何新：不错，就具体历史事件来说，历史是出于人类的自由创造。也正是由于历史事件仿佛是人类的自由创造物，所以历史总是具有非常有意趣的审美价值。人类历史中那些魅力超凡的伟大人物：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凯撒、拿破仑、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他们的个人生活本身可以说就是一部历史创作，从审美角度也可以说具有非凡的魅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就历史的总体结构与实体进程来说，历史过程又绝对地是一种宿命和必然。记者：既然承认自由选择，那么又认为这种选择被决定于某种必然--这是矛盾的。何新：这是悖论，是辩证的悖论。人类具有在历史中有自由选择方向的相对可能性。但选择总是有两种。一种是非理性的选择，出自纯主观兴趣、需要、爱好或价值（包括意识形态）的选择。另一种是理性的选择。理性的选择意味着必须抑制随意性和主观性，必须面对历史的现实基础，现实条件下的可能性。让我举一个小例子。假设在一个封闭的袋子中有10只不同彩色的球，你可以随机摸取。如果每次一只，则可摸十次。或一次摸十只，则只能摸一次。在这两极之间可存在着为概率论所决定的若干中间选择。但概率论指明了这些选择的总数服从于一个确定的数学模型。无论怎样变换和选择，从10只球绝不会摸出12只、20只。这里有一种内在的约束或必然。但是，尽管受到这种必然性的约束，却不排除摸球人仍可以有自由创造，可以摸出令人惊叹的艺术。比如如果出现一个高明摸球人，他可以任意地随机地从这10只球中作出色彩的选择，这种随机自由被他的个人意志牢牢地把握着，尽管他不可能从10只球中摸出12只；但每次摸时，只要他想要红球就摸到红球，想要蓝球就一定随机而自由地能摸到蓝球。那么这个人我们还是会赞叹他是一个摸球的天才。因为他在总的被约束条件下，可以将自由意志可能的创造性发挥到极致。这个例子并不等于历史，但用它可以说明历史中的必然与自由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历史中那些伟大人物也就是在历史已给定的必然模式之内能自由地摸出彩球的艺术家。历史有时正象摸球的游戏。但这种盲目性只是对摸球者而言才是盲目的，其实摸球的条件和球数以及球的色彩，都已经是被先验地非选择地给定的。这种给定性，就是历史中内在的必然秩序。因此历史中确实存在一种悖论。一方面历史由人自由创造（自由摸球和选择）。而人类又的确是具有自由意志的动物。但另一方面，历史的终极结果却是必然的，是有序的，是被先验条件所预先设定的。马克思认为，在人类历史中所被先验地设定的必然，就是历史活动的经济基础--生产力发展阶段。这一基础由一个社会世世代代的人们所创造，它的进步依赖着不断地积累的、微小的技术创新。经济基础不是随心所欲地出现的，也无法被自由选择、弃置或改变。在这种经济结构的必然性中，技术与制度，比物质的实物更重要。它们是物质发展过程中积累于传统中被不断提炼的文化精华。即使物质的东西被毁灭了，这种技术进步和制度还是可以按相同的模式重新复制和生成。在旧石器时代开始以前，人类已经知道怎样利用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