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思想

经世致用作为儒家文化的精华，在湘湖地区是以一种思想、学术、文化传统而存在的。但是时至近代，它却发展蔓延成一种思想学风，不仅弥漫与各类学校，更浸润出近代湘湖地区五大人才群，经世致用思想学风体现出近代湘湖地区教育和湘湖文化的共同特征，作为中国近代一种进步思想学风，在湘湖地区其尤为明显。在中国近代史上，湘湖地区先后兴起过五大人才群。第一批出现在鸦片战争前后，以陶澍、贺长龄、和魏源为代表，他们从湘湖地区走向全国，掀起了经世致用的思潮，并进行了卓有成就的、兴利除弊的改革；第二批人才群出现在咸同年间的湘军、洋务运动时期，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等为代表，他们以湘军为阵地，通过镇压农民起义，从满清贵族手中夺取了许多权力，发起了对中国近代化有积极作用的洋务运动，在全国出现了“无湖南人不成衙门，无湖南人不成军队”的局面；第三批出现在十九世纪末的戊戌维新变法时期，以谭嗣同、唐才常、熊熙龄为代表；第四批出现在二十世纪初的辛亥革命时期，以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等为代表，“以守旧闻天下”的湘湖地区成为了最有生气的区域；第五批出现在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为主，湘湖地区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人才灿若群星、辉映神州。纵观湘湖地区近代五大人才群形成的原因，其浓厚的地域文化经世致用思想学风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为湘湖人才群的形成提供了探索救国救民积极的思想底蕴，还为湘湖地区人才群的形成和发展提过内在动因。“一定时代和地区的学风对该时代的该地区的人才形成及其结构、素质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制约”，而以经世致用思想为传统和风格的近代湘湖学风成为一种浓厚学术思潮，在传统中国学术与政治紧密相联的社会环境当中，这种经世致用思想文化的心理积淀，其不仅决定着学者们的学术价值取向，也决定其社会政治取向。因此受同一种思想学风影响与制约的人，其社会态度、行为等方面，都有着基本一致或相似的趋向，其无疑更多的是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政治危机在学术思潮上的反映，是近代社会的独特产物。一经世致用思想学风在湘湖地区的风行所谓经世致用，又称通经致用，讲求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经邦济世”，讲求实事求是，“经世”，用《左传》和《周礼》的话来说，就是“经国家”、“经邦国”。其基本内涵包括了积极入世、直面社会的人生价值取向，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目标，并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价值的实现手段和表现路径。这不仅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湖湘文化的最重要的内涵特征。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一脉相承的重要特征。早在南宋时期，胡安国、胡宏父子在衡山一带著书立说，聚徒讲学，开创湖湘学派的时候，就提出：“务圣人之道者，必先致知，及超然有所见，方力行以终之。”即主张通经致用，反对空言不实。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隐居衡阳石船山40年，著书讲学，吸收各家学说之长，崇尚实学，提倡经世致用。道光年间，邓显鹤刊刻船山著作，使王夫之的思想学说广为流传，深深地哺育和影响了三湘四水的知识界。同时，在陶澍大力倡导经世致用的影响下，魏源、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对湘湖思想学术界更产生了深刻影响，“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经世之志。”这种积极面对政治、经济现实、勤勉笃实、注重实践、通经致用的思想学风在湘湖长期流传，成为一种传统学风，一种湘湖士人自觉的共同价值规范、思想潮流，并且随着社会现状不断创新，不断向前发展。在湖湘文化中，其中最重要的载体就是是书院文化，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对湖湘人才群的形成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其表现为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在岳麓书院讲堂的上方,还悬挂着一块题着“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的匾额,在昭示着湘湖学人不断保持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就是不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在湖湘文化的影响下，进一步发扬了经世致用的学风，不仅重视经史考据，而且重视礼、乐、兵、农、工、吏等致用实学，“以蕲培植人才为有体有用之学”。要求“诸生骋研神秘，各抒所长，或以理胜，或以气胜，或以才胜，平奇浓淡，不拘一格，总之惟其是尔。”所谓“是”，就是讲求社会实践，重视实事求是，一切从社会实际出发。正是在湘湖特有文化的熏陶下，岳麓书院培养了一大批湘湖经世致用人才。正是在湘湖文化浓厚的经世致用思想学风传统背景下，湘湖人才群的产生有了深厚的思想底蕴，从而在历史潮流中具有高度的政治参与度和随着救亡图存的爱国实践不断求变和提升，推动中国历史进程不断向前发展。二湘湖五大人才群与经世致用思想理论发展及其实践湘湖文人，在时代背景下，各自怀着报国的文人情怀，在各自不同的理论指导下，施展不同的才华特征，最终形成五大人才群体。这五大人才群体，都是紧跟时代潮流，在不同历史时期当中，展现出不同的爱国救亡实践：在鸦片战争前后出现了追求经世致用改革的思想潮流的人才群；在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时期，继承和发扬了经世致用传统，出现了寻求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自强”和创办近代企业的“求富”的湘军、洋务运动人才群；在甲午中日战争后，认识到单纯的学习西方的技术和经济无法拯救中国，于是出现了改革政治的戊戌维新变法变法运动人才群；在维新变法失败后，出现了要求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辛亥革命人才群；辛亥革命的失败，资本主义的道路仍然未能使得中国独立富强，于是又出现了以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人才群体。在这五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出现了具有共同性的爱国群体，他们推动历史的前进和发展。（一）鸦片战争前后的湘湖人才群嘉道以后，清朝走上了衰败的道路。社会危机的深化，道德风俗的败坏，对清朝的统治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同时，西方列强势力也不断入侵，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一个内外交困的大变革的背景下，晚清文人、士人的学术思想潮流也出现了转换。这一时期，一方面，乾嘉以后，士林风气日益颓废，多数士人或者沉湎与八股，或者空谈性理，或者埋首考据，追求脱离实际的空泛文字。另一方面，原来在思想学术界风靡一时的考据学经过百余年的流行，暴露出了许多弊端，已成强弩之末。它的琐碎、偏狭、拙于思辨、漠视现实等缺陷引起许多学者的不满，受到文人学者越来越多的批评，失去了往昔那种对士子的吸引力。由于考据学作为乾嘉时代主流学派的地位发生了动摇，再加上文字狱高潮过后出现的稍微松动的政治局面，思想学术领域逐渐摆脱了乾嘉考据学派的桎梏，开始活跃起来。这些开始萌动、复活的学派主要有:今文经学、陆王心学、诸子学和程朱理学等等。其中，最活跃的是为程朱理学，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无论是从学说的基础、影响，还是从它们的社会政治地位来看，程朱理学都占着十分明显的优势。而湘湖地区是晚清理学发展最活跃的一个区域。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湖南的理学传统源远流长，影响深固。有人在谈到湖南当时的学风时说:“汉学风靡一时，而湖湘学子大者专己守残，与湖外风气若不相涉。”可见这一地区自身学术传统的深固不拔。近代湘湖经世致用思潮正是在这一种社会环境与学术思潮大转换的背景下产生的，嘉道年间，为了挽救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为了纠正学风，经世致用思潮应运而生。湖湘地区首当其冲，如程朱理学开始崛起，成为了晚清地主阶级经世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程朱理学士人开始抛弃清代以来空谈义理的学术空疏，大都强调“义理”与“经世”结合，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以经世之学，济义理之穷”的主张，于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兴起了讲求经世之学的风气，企图通过发挥传统儒学中的经世致用精神，来弥补挽救封建道统的衰落，为清王朝摆脱统治危机寻找新的出路。在这种思潮之下的湘湖地区，讲求经世致用的文人、士人群体产生，其经世致用思潮尤为活跃。嘉庆道光时期，亦即19世纪上半叶，湘湖地区形成了以嘉道名臣陶澍、贺长龄等为代表的有作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以魏源为代表的学者和思想家的经世致用人才群体。他们共同揭露社会积弊，倡导“经世致用”和社会改革，推涌起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而陶澍和贺长龄等人在全国首倡经世致用之学。陶澍（1778-1839），在嘉庆年间封建末世之际，这时的中国封建社会面临着转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变局”复杂的社会转型时期，陶澍利用其政治地位，举起了“经世致用”的大旗，突出的强调和倡导匡时救国的经世致用之学，积极面对社会的现实，要求兴利除弊，改革政治。陶澍不仅提倡“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还主张“通经学古而致诸用”，认为“不贯通乎易、诗、书、礼春秋而能用发四子，吾不信也”。他说：“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非是，则五石之匏，非不枵然大也,其中乃一无所有。以中无所有之人，即幸邀有司一日之知,责其实用，难矣哉！”其实用范围包括吏治、河工、海运、盐政、治军和办书院在内。陶澍在倡导经世致用务实之风的同时还直接拔擢和带动了一大批湘湖弟子，有如贺长龄、魏源，汤鹏等等，对后来湘湖地区相继出现的人才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贺长龄（1784-1848），是湘湖近代人才群体和湘湖经世派的杰出代表。他非常重视和关注国计民生，在其担任江苏布政使期间，他引魏源入幕编撰被当今学术界作为嘉道年间经世思潮形成标志的《皇朝经世文编》。此书共120卷，300万字，集清代道光朝以前经世议论之大成，影响了一代士林风气，“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此书“自道光七年首次付印,到光绪二十四年间的六十多年里,翻印七八次之多,甚至流传到日本。其书‘数十年内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为榘,几乎家有其书’；‘于经济、掌故、交涉、政要最称明备’。其后繁衍以‘经世’名编,仿其体例相继成书者,竟达三四十种之多，可见影响之大。”它的出现标志着嘉道年间经世致用思潮的形成。总之，其经世致用思想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对近代湖南经世人才群体中的唐鉴、陶澍、贺熙龄、魏源等人和湘军人才群体中的杰出首领曾国藩、左宗棠及重要人物罗泽南、刘蓉、郭嵩焘等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当然，对后辈湘湖学人及其经世致用学风兴盛有着更深远的影响的人物当属魏源(1794一1857年)。魏源是一个有系统思想体系的经世学者和思想家，深受湘湖地区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他积极践行经世致用理论，主张“更法”与“改革”，同贺长龄合著了《皇朝经世文编》，使得中国近代传统经世致用思潮兴起。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魏源的经世致用思想超出传统的通经致用的“经世”范畴，主张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开启了近代社会改革思潮的先河，其主要体现在其重要著作《海国图志》，面对“割地通商”、“南京城下之盟”于是“搜采欧美各国国情地理以著中国攻守之宜，成《海国图志》一百卷，厥为国人谈瀛海故实者之开山，而其要归于‘以守为攻’、‘以守为款’、‘以夷制夷’、‘师以长技以制夷’，语重心长。时异势迁，生百年以后之今日，而籀源之所以为言，则有建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天挺伟人而不惑者”。此时可以看出魏源经世致用思想随着列强的入侵逐渐由传统的济世利民、经邦安国、建功立业转变为主张筹备海防，反对侵略，期以制夷，魏源在《海国图志叙》中指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技以制夷而作。郭汉民先生认为，“所谓‘攻夷’、‘款夷’、‘制夷’者，都是反侵略思想的明确表示。这种“师夷技以制夷”的主张，它不仅是用于现实，而且面向世界，寻求新知，传播了一种科学的、但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却是一种完全崭新的世界观念，从而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外部世界茫昧认识状况以及“天朝上国”尽善尽美的神话，随之而来的是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历史征程。湘湖地区，在对经世之学的大力倡导下，使得经世致用思想逐渐成为影响湘湖乃至全国的思潮，直接影响了湘湖地区人才群的认知，逐渐具有其共性，从陶澍开始，到贺长龄、贺熙龄，后有魏源完善，使得此种思潮得到了确立。他们志同道合，相互劝勉，相互影响，在经世致用思潮的背景之下，形成了湘湖地区第一批人才群体，而他们又推动着这种思潮的向前发展。（二）湘军、洋务运动时期的湘湖人才群这一时期湘湖地区人才群体的形成，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与太平军的军事斗争中形成的湘军武人人才群体及在学习西方的洋务实业人才群体。由于这两个具有明显的继承性、连续性，因此归结为一类。其一是咸丰、同治年间，即19世纪50-60年代，这是中国社会步入半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