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产生于印度的佛教，由于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它在许多方面都与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但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十分注重与中土原有的思想文化相适应。人们常说，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佛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延续时间最久，传布范围最广，影响深远，包罗万象的思想运动和文化运动。汉朝：佛教初传中国佛教初传中国，依附于黄老，当时人们把它看作方术的一种，或者是看作当时民间流行的信仰或巫术之一。《后汉书》记载楚王刘英一方面崇尚黄老，另一方面又尊崇佛教，具有道家特点的黄老之学与佛教被人们相同看待。佛教的精深教理在当时也不为人们正确理解，灵魂不灭和轮回报应的思想是人们理解的最初的佛教义理。从历史上看，佛教自两汉时经西域传至中国内地后，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它只是在皇室及贵族上层中间流传，一般百姓很少接触。到东汉末年，佛教开始在社会上有进一步的流传。在汉代佛经的翻译中，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迎合特别表现在对儒、道思想观念和名词术语的借用上，因而汉代的译经儒化和道化的倾向十分明显。汉译佛经的老庄化倾向不仅有利于佛教思想在中土的传播，而且也加深了佛教对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影响。魏晋玄学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玄佛合流的出现，都与此深有关系。汉代译经还十分注意对以儒家名教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的迎合。总之，这时佛教还不为大多数中国人熟知，主要流行于上层社会，处于依附于道家或道教的情况。三国两晋时期：走出依附的道路两晋时，随着魏晋玄学的盛行，佛教也依附于玄学而得以大兴。这个时期，在佛经继续译出的同时，开始出现了一批从事佛教理论研究的中国佛教学者。随着佛教在三国两晋时的逐渐兴盛，佛道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朗化。佛道之争在南北朝时甚至酿成了流血事件。而佛道之间的争论也从反面促进了双方的进一步发展。魏晋时期，所译佛经的数量相比以前有了增加，大小乘经典相对完备；佛教的义学有了迅速的发展，佛学正在开始从依附老庄玄学独立出来；汉人对于佛教义理已经有了自觉的需要，开始走出汉地到西方去求得佛经。佛教已经开始从贵族府第走向了社会，在民间流传开来。三国两晋时期，佛教在与中国固有思想文化的相互冲突与相互融合中得到了迅速的传播与发展，特别是社会的分裂与动荡不安，百姓的苦难与被拯救的渴望，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使佛教得以赶超中土原有的各种宗教信仰而与传统的儒、道并存并进，为隋唐时期与儒道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奠定了基础。南北朝：登上历史的舞台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与儒道关系全面展开、也是佛教在三教关系中进一步发展的时期。随着佛教的日趋兴盛，佛道儒三教之争，特别是佛道之争也在这个时期突出了出来，“三武一宗”灭佛事件有两次出现在这个时期，而这两次灭佛事件都与佛道之争有密切的关系。南北朝的统治者把佛教看作有助统治和维持社会太平的工具，除了扶持佛教外，还对其加紧控制管理，建立了佛教的僧官制度。北朝佛教重视戒律与禅定，推动了起塔造像的活动。在民间下层，观音信仰、弥勒信仰以及净土信仰弥漫各地。北朝佛教的禅学发达，对后出的禅宗产生影响。南朝的禅学对后出的天台宗有重要影响，南方的佛教义学讲求佛教精神实质，在理论上多有发挥，讨论佛性思想众说纷纭，据说达11家之多。南北朝译经事业非常繁荣和发达，国家组织译场，很多重要的印度佛教经典都被陆续翻译出来，中国僧人自己撰写佛书，甚至编纂伪经。佛教界内部还产生许多专门研习某一经典或以印度佛教的某一派经典为主的学派。前去西域或印度求法的僧人众多，法显和宋云、惠生都是著名的僧人。由于南北战乱频仍，民族矛盾尖锐，加上佛教的急速发展，遂与儒道二家发生冲突。在南朝，佛教与社会的矛盾主要表现为思想文化的争论，这包括了佛道之间谁高谁低的争论，佛儒之间沙门是否礼敬王者的争论，神灭与否的争论。在北朝，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都发动过“灭佛”的活动。隋唐：走向鼎盛时代佛教在隋唐时进入了创宗立派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佛教的发展及其与儒、道的关系，都与帝王的三教政策密切相关。隋代几位皇帝对佛教非常尊敬，唐代大多数的统治者也出于政治需要而提倡佛教。在民间，佛教也广泛流传。在僧人中有不少学问高超的人，他们为了学习更多的佛教理论，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印度取经留学，回国以后在国家组织的译场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玄奘是其中最突出的伟人。而由中国僧人撰写的佛教著作则更多，丰富了佛教的理论宝库，促进了佛学的繁荣。经过了长达几百年的佛经翻译活动与佛教义学的研习论争，僧人对佛教的理论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加上地域性的佛教特点，中国佛教的品格最终形成，标志着外来佛教文化已经完成了同中国固有传统的融合，中国佛教真正走向自立。自中国第一个民族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宗出现之后，先后又有法相宗、华严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密宗等几个宗派形成。佛教还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哲学、艺术、建筑等领域，促进了中外宗教文化的交流，佛教文化开始大规模地走出国门，流向朝鲜、日本以及越南等属于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同时，汉地佛教还先后传入了西藏地区、云南傣族和大理白族地区，对各族人民的精神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8世纪中叶，唐武宗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4次灭佛的行动，佛教受到致命打击，原有的几个宗派只剩下禅宗与净土宗，佛教遂转入低潮。晚唐五代之后，只有禅宗还有发展，净土宗在流行。宋辽金元：从高峰跌到低谷入宋以后，佛教虽然趋于衰微，但仍然有所发展，特别是它传播的范围和在中国民众中的影响，都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它对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的渗透，也日益加深，儒佛道三教关系表现出了不同于过去的一些新特点，在三教合一逐渐成为整个思想文化基调的背景下，对内禅净教趋于合一，对外佛道儒进一步融合，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最重要的特点。宋代，禅宗和净土宗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禅宗最终形成了“五家七宗”。朝廷对佛教进行总体上的控制，同时利用佛教来为国家创造收入。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宋代雕刻了第一部雕版汉文大藏经。这时佛教正在进一步世俗化，各种法会不断，佛教的仪式日益丰富，寺院活动更为商业化。僧人宣扬佛教服务于王权，依附于儒教忠君爱国的原则，认为佛教的道德有助于王化，有助于社会道德的建立。在理论上，佛学与儒学和道教进一步相互融合，走上了“三教合一”的发展主流。佛教界内部则融和禅净二宗。辽代佛教最为兴盛的是华严宗和密宗。皇室提倡佛教，帝后动辄斋僧，民间流行“邑社”的团体。金人治国用儒术，辅助社会用佛教，留给后世的是刻本大藏经《赵城藏》。元代统治者尊奉藏传佛教，以喇嘛为帝师，特别利用藏传佛教来稳定西藏和蒙古地区。在藏地，佛教出现了数支派别；在内地，天台宗流行于江浙一带，还有宋以来形成的白莲教和白云宗。总之，这一时期的佛教在民间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明清：最终变得衰落明清两代，佛教进一步衰退。明初统治者从制度上限制佛教的社会地位，将佛寺分为“禅”、“讲”、“教”三种。每种寺院的僧人，连穿什么样的衣服也有规定。清代沿袭明制，加强僧官制度，内地主要仍为禅净两宗流行，寺院流行做佛事。明代佛教在吸收道教传教方式的基础上，出现了许多糅合儒家伦理与佛教学说的著作，三教合流更为明显。明末以袾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高僧为旗帜，面对佛教在民间的世俗化和商业化，特别提出了读经的重要性。清末，法相宗曾经一度重兴，一些人想将此作为挽救衰败的国家和世道人心的思想武器。西藏密宗和日本密宗也被引入内地，但并未能扭转佛教下滑的趋势。由于佛教僧人的素质不高，一些居士自成体系，刻意讲学传法、刻经流通，为复兴佛教做了大量工作。明代政府曾经取消藏传佛教的特权，但出于政治需要，仍在西北设藏传佛教的僧官，优礼西藏喇嘛。清代更是对藏传佛教予以扶持，给藏传佛教领袖很高的待遇，同时又加强了中央的管理权，规定采用“金瓶掣签”的方式遴选活佛，并以此形成历史定制。在藏区和蒙古地区，佛教在经过宗喀巴大师的宗教改革后，有了更大的发展，并且最终形成了”政教合一”的特有的社会制度。在云南边陲地区，来自缅甸与泰国的南方上座部佛教传入，最终成为这一地区的主流佛教。近现代：找一条新路民国时期，佛教仍处于不景气之中。随着西方民主思想与科学思想的广泛宣传，批判封建思想和非难宗教的思想一时成为思想界的新文化任务之一，与封建思想和落后制度相联系的佛教自然受到了冲击。佛教为了救教，致力于内部的整理及改革。佛教界成立了中华佛教会，试图重新振兴佛教。释太虚提出了改革佛教的三大主张，但成效不大。一些学者将国家的振兴寄托于佛教，认为佛教里面有很多思想与西方的思潮有共同点，或是佛教里早已有之。以居士为主的团体，与僧伽并立，他们推崇较理性的知识佛教，注重义理的研究。随着世界佛学的研究，中国的学术界也开始采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佛教，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当代：形成自己的特色自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实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旧中国恹恹一息的佛教一度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在修复寺庙、保护名胜古迹，整顿僧侣制度，发展佛教文化事业，培训僧侣人材等各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绩。人民政府重申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新宪法中规定了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具体条文，保障信徒的正常宗教活动。佛教院校和各种培训班的开办，名胜古迹的整修保护，佛事和各种节日活动的开放，出家僧团的后继人的大规模培训，佛教经籍印刷发行业务的恢复等等，所有这些说明在恢复和发扬优良传统方面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总之，佛教自古印度传入中国以来，与中国传统文化充分结合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佛教，它在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化及其它各个领域的同时，远播海外，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在全国佛教界和佛学界的共同努力和积极工作下，中国佛教的发展是振奋人心的，它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前景是非一片光明。可以说：中国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发展于中国大地，影响着全世界，它将在中国土地上继续孕育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