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基础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问题的反思

对我国基础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问题的反思自2001年9月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开展《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实验以来,《课程标准》的精神和内容得到了实验区广大教师的充分肯定,体育与健康课程的改革带来了新的气象，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与此同时，以《课程标准》实验为标志的新一轮体育课程改革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课程标准》本身的推行也遇到了一定困难[2]。这些问题和困难直接制约和影响着体育课程改革的深化。目前正值“新课标”实验不断扩大推进之际，反思当前体育课程改革中的存在问题，正视其困难，则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因此，本文拟就当前体育课程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以期为新课标的完善和体育课程改革的深化提供参考和借鉴。1．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性课程的改革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和牵引，对课程改革的理解和认识应该具有一定的哲学视角，具有一定课程理论和学科教学理论的指引，将其建立在经得起实践检验和时间沉淀的坚实理论基础之上。我国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虽有其相应的课程设计理论基础，但应该看到的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国课程理论的研究曾一度中断，而近20年来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课程设计的研究方面依然存在着理论程度不高、指导实践乏力、重引进轻继承吸收、研究主体单一、视野狭窄以及研究滞后于课程改革实践的需要等问题[3]。客观地讲，新世纪的体育课程改革，是在我国体育课程理论研究成果还非常缺乏的条件下进行的，因而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研制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创新。但这种创新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其课程设计的根基有多深？在理论上的准备是否充分？其设计是否经过了比较充分的论证？涉及本次课程改革设计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我们目前是否已经研究清楚？如果课程的改革在理论上准备不足，就会影响其改革的进程[4]，对此我们必须给予充分的重视。这次新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广大体育教师充满了期待，实验伊始，一线教师更是热情投入，积极努力，但随着实验的不断深入，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出现了“淡化运动技能教学”[5]、“赶时髦，搞形式主义”[6]、“体育教学虚无化”[7]等倾向，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优秀教师和老教师甚至于不知道怎么上体育了[8]，一些新体育课的观摩示范给人以内涵不深、做秀表演的印象……随之而来的争论也越来越多。课程改革实践层面出现的问题必然和其指导改革的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应该重新回到体育课程改革设计的一些基本前提问题上来思考。比如，体育课程的本质是什么？其课程设计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其课程编制的原理是什么？我们能否遵循一般文化科学课程的编制原理来建构体育课程？体育与健康课程的本质又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在小学阶段称为体育课程，而在中学阶段又改称为体育与健康课程？这是否只是称谓上的变化？体育课程与健康教育课程有何本质的区别和内在联系？两者在课程设计上遵循的课程构建原理是否相同？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突出健康目标的课程”应该按照什么逻辑设计？按照运动和健康两条主线设计课程在逻辑或原理上是否成立？我们的课程设计有无哲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深层思考？……这诸多问题确实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思考。2.新体育课程的目的性本次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旗帜鲜明地举起了“健康第一”这面大旗，将其作为我们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其进步意义无容置疑。但体育与健康课程是否应该是“以增进中小学生健康为主要目的的课程”[9]，是否应该是“突出健康目标的一门课程”[9]，却值得商榷。根据《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对课程性质的表述和《课程标准解读》中的说明，体育与健康课程在课程性质上并不是体育和健康教育的“合科”，而是“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以增进中小学生健康为主要目的的必修课程”[9]。它“与其他文化课不同”，“主要是一种技能性的课程。”[10]然而，在五条课程标准中则有三条明确涉及健康教育的内容，诸如“健康知识”，“良好的心理品质”，“个人健康和群体健康”，“健康的生活方式”。与之相对应的健康主线——学习领域目标中则有：“身体健康目标”、“心理健康目标”和“社会适应目标”。而这三类目标的具体内容中，都包含了某些健康教育的具体目标。在其课程内容标准中，更是明确地罗列了健康教育的内容：如在内容标准3.3.3（“了解青春期的卫生保健知识”）、内容标准3.3.5（“了解性传播疾病等有关知识”）、内容标准3.4.3（“了解营养与健康的关系”、内容标准3.4.4（“知道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影响”）……。既然课程的主要手段仍然是“身体练习”，其课标中的诸多健康教育的目标及其内容能否通过以身体练习来达成？显然，课程标准的具体目标内容与其课程性质及其承载的使命之间具有明显的不协调之处[11]。我们不能否认，健康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们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性问题”，加强学校健康教育是大势所趋。我国体育与健康课程“突出健康目标”，也反映了当代社会发展对体育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其初衷是好的。但我们必须正视的是，国外体育与健康课程多是合科课程，有的健康教育甚至是独立的学科课程。根据美国联邦健康和服务部(USDepartmentofHealthandHumanServices)资助的研究表明：通过每周1.8小时的健康教育教学将会使学生在健康知识和态度方面有可测量到的增长和改变，并伴随一些行为的变化。其它研究同样表明，健康知识的增长始于15个小时教学之后，尤其对4至7年级的学生而言，在1学年中，需要45至50小时的健康教育教学才能影响其态度和实践，而要取得健康知识学习、健康态度及其行为变化的最佳效果则需要大约六十小时的教学时间。因此，美国健康教育者认为，每学年(从学前班至12年级)要达到最低的健康教育的教学效果，用50小时的课堂教学较为适合[12]。美国几大健康教育协会为此还专门制定了《国家健康教育标准》[13]由此看来，我们的体育课以“增进健康为主要目的”和“突出健康目标”的初衷是否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这确实值得、、需要我们谨慎求证！课程的功能是确定课程目的的重要依据。虽然课程的功能具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多重性，但在其多种功能中，课程的文化功能最为重要，课程的基本功能是传递和选择文化[14]。从这一基点而言，体育课程也不例外。虽然体育课程在育人这一本体功能方面与学校体育相同，在其增进健康、娱乐等功能方面也有其重叠性，但体育课程毕竟是在继承和传递文化的过程中存在和运行的，其健康、娱乐等功能是作为体育课程文化功能的结果发生。曾几何时，我们的体育课程改革以增强体质为其核心使命，广大体育教师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心血。但让我们难堪的是，我们的体育课程改革并未能够有效遏止学生某些体能素质持续下滑的局面。如2002年与2000年相比，我国学生的“速度、爆发力、力量等素质继续出现下降”；“反映肺功能的肺活量继续呈下降趋势”；“超重及肥胖学生明显增多，已成为城市学生的重要健康问题”；“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仍然居高不下”。此外，学生的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能力也未得到明显的改善，运动技能也呈下降的趋势[15]。这种状况的出现，是否应归因于我们多年来体育课程改革的失败呢？仅靠每周两到三学时的体育课能否解决这一综合性的教育甚至社会性问题呢？其实，增进健康涉及的因素远比增强体质还要多而复杂，其健康目标的实现也较体质增强的实现更为艰巨。虽然体育课程在强健学生体魄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体育毕竟不是增进学生健康的唯一手段。增进学生健康需要依靠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有机结合才能得到解决，并非《体育与健康》一门课程可以包打天下！[16]因此，体育与健康课程要承担起超越自己系统能力的使命，何其沉重！如果我们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体育课程也许会因为如此艰巨的使命而不堪重负”[17]3．体育课程改革的现实性任何课程的改革都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必须以其现实条件为依据，如果脱离了这一基本的前提，其课程改革必然收效甚微。本次课改的主要理论支柱“后现代主义”、“人本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是西方的泊来品。教育理念中充斥的各种“后现代主义”话语，让使用现代汉语思维的读者无法准确把握，致使许多研究成果无法被一线教师接受、理解、应用和创新。国外先进理论的价值不可否认，但它有特定的适用情境，是否可以直接移植，需要仔细甄别和筛选。西方的课程理念毕竟与我国课改的实施环境有不小的距离[18]。我国和世界体育课程的发展历史表明,其发展具有世界性与民族性并存的特点。但体育课程的世界性并没有出现国际贸易、经济活动中的“同国际接轨”的现象。恰恰相反,其世界性带来的却是各国体育课程民族性趋势的加强。而这种民族性则是各国在建立适合本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的体育课程方面所做的努力[19]。因此，我们的体育课程改革固然要朝向世界学校体育发展的趋势，要学习和吸收世界发达国家学校体育发展的先进经验，与世界学校体育的发展接轨。但同时更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毕竟与已步入后现代文明时代的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尚未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况且我们更是一个优质教育资源紧缺的大国，各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很不平衡，学校体育的整体硬件条件还比较薄弱，体育师资的水平良莠不齐。在这样一个基本国情条件下，简单的“拿来主义”恐难成功。因此，“拿来主义”必须建立在对基本国情的认识基础之上，必须使拿来的东西“本土化”，否则必然“水土不服”，脱离实际。比如，此次新课改中，在高中阶段实行选项课教学本应是当前体育课程改革的一个亮点，其方向也是对的。但鉴于目前我国多数学校较为紧缺的体育硬件和体育师资的专业素养，又有多少学校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选项教学？有调查研究表明，北京市中学体育设施和师资、专业项目的结构,直接影响了学生的专项选择范围和兴趣培养[20]。北京市的教育资源配置应该在全国属于较好的。北京市的情况如此，全国其它省市的情况就可想而知。如果多数学校目前尚不具备选项教学实施的必要条件，我们的选项课教学应怎样过度变通？众所周知，选修课的发达和滥觞都以美国最为典型，但其选修课的实施也是良莠不齐，并被常常作为选修课建设的反面例证而受到国内外人士的普遍批评[14]。对此，我们应该有所借鉴。再如，这次课程改革，以目标统领教学，将课程内容的选择权利向学校下方，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由于新课标并没有提供多少“目标引领教材内容”的范例，也没有提出“目标引领教材内容”的方案，因此，“目标引领教材内容”还只停留在课程理念上，而把具体操作问题留给了第一线的体育教师[21]。目前在绝大多数教师对大纲教材仍然有着很高程度依赖的条件下，面对没有规定具体教材内容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他们真的会体验到一种“自由”和“解放”吗[22]?已有研究表明，由于新课标没有像以前的体育教学大纲那样非常明确、具体规定应教哪些内容,使得长期习惯传统大纲的教师感到束手无策[23]。还应该看到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体育教师的课程知识素养较为缺乏,目前尚不具备进行课程设计和选择组合教材的能力。更为困难的是，我国目前在体育课程理论方面的研究建树还非常有限,尚无可以用于教师培训的体育课程理论教材。在这样的条件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建设如何落到实处？如果在国家课程标准这个“天”和基层体育教学这个“地”之间不及时“建立地方性的体育课程指导方案”[24]，其具体的课程教学难道完全由一线教师“摸着石头过河”？这些问题如果不能正视和得不到解决，也许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扁担南瓜进课堂”、“体育课像演活报剧一样”、“模拟劳动的体育课”[25]等体育课异化现象还会打着地方课程或学校课程的招牌接连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体育课中。4．体育课程改革的针对性、连贯性教育的改革的目的说到底无非是要克服教育存在的问题，教育改革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对教育问题有无清晰的认识[2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体育课程教学一直处于持续的改革调整之中。那么近20年来，我们的体育课程改革有何得失？这些得失哪些值得我们今天很好借鉴？哪些需要我们扬弃或继承？哪些问题是困扰和影响我们改革深化的深层问题？新一轮的体育课程改革是否切中了这些问题？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伊始，有些人为了宣传新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