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论

文明冲突论一.文明冲突论的提出（一）提出1993年夏季号《外交》（ForeignAffairs）季刊发表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1927.8.18—2008.12.24）的《文明的冲突？》《TheClashofCivilization？》一文，标志着文明冲突论的提出。1997年《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出版，亨廷顿对他关于“文明的冲突”的论断完成了一个系统的阐述。（二）背景1.冷战结束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前言中，亨廷顿就明确指出：“这本书不是也不打算成为一本社会科学著作，而是要对冷战之后全球政治的演变作出解释。它渴望提出一个对于学者有意义的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因此，冷战的结束是学界关于“文明冲突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时代背景。随着1989年柏林墙的拆除和1991年苏联的解体，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结束了，覆盖全球的东西方对抗终止了。战后国际关系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后冷战时代”成为当时人们描述冷战后世界最常用的词汇。“文明冲突论”即是亨廷顿对后冷战时代世界局势的分析与预测。2.全球化浪潮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在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以后经济自由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市场不再受国家边界的限制，资本可以在国际上自由流通，跨国公司为寻求更廉价的劳动力和更低税率的市场将资本从一国转向另一国；再加上网络、多媒体等信息技术在各领域的巨大扩张，给人们造成时空急剧压缩的感觉，世界正变成“地球村”，这个过程就是通常所说的全球化。关于全球化，研究者出于学科背景的不同对它的理解也不相同。目前，学术界一种狭义的观点通常将全球化视为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金融全球化”开始，然后逐步向经济贸易、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扩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世界正在成为一个“地球村”；市场规模和范围不再局限于民族国家而扩大至整个世界；一些可观察到的社会趋势，如个人取向的行动正在蔓延、青年人生活方式的国际化、老龄人口的急遽增加等，正在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据此，西方发达国家以经济领域为代表的关于全球化的后果有三个假设：在高新科技压力下人民需求的同质化；价格竞争的同质化；贸易经济的同质化。以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历史终结论”（“历史终结论”最早源于福山1988年所作的一次题为“历史的终点”的讲座。随后，他在讲座的基础上写成论文——《历史的终结？》。1989年，美国新保守主义期刊《国家利益》发表了这篇文章，标志“历史终结论”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正式出笼。冷战结束以后，如何评价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命运，成为东西方理论界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在这一背景下，福山抛出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即“共产主义失败论”，在他看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从此之后，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90年代以来，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使其理论不攻自破。）为代表的观点，则把这种经济全球化的后果极大地向社会政治领域延伸。他认为，苏联的解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标志了冷战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今后的世界将是一个不再有意识形态对立的世界，从而进入了一个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等欧美式理念渗透整个地球的时代，“战斗圈内的竞争者只留下一个人，即自由民主--个人自由和人民主权的学说”。福山的诠释在向人们宣告，未来的世界将是同质的世界。当整个西方世界还在为一个“和谐”世界的出现而欢呼时，塞缪尔·亨廷顿却为西方的衰落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提出了他的“文明的冲突”理论。二．文明冲突论的主要观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基本观点是：当今世界的冲突源于文明的冲突，文明冲突会导致战争，未来战争的根源是文明的冲突。在他的理论中，文明是历史、语言、文化、传统以及宗教的总称，文明与文化未作区别。用他的话来说，“文化和文化认同（它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是文明的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后冷战的世界中人们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一）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间的（在地缘上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国际政治的核心部分将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秩序是同文明内部的力量配置和文明冲突的性质分不开的。同一文明类型中是否有核心国家或主导国家非常重要；在不同文明之间，核心国家间的关系将影响冷战后国际政治秩序的形成和未来走向。（二）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战争的最可靠的保证。因此，在不同文明之间，跨越界限（CrossingBoundaries）非常重要，在不同的文明间，尊重和承认相互的界限同样非常重要。（三）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和文明为界限重新形成，并呈现出多种复杂趋势：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全球政治；不同文明间的相对力量及其领导或核心国家正在发生重大转变，文明间力量的对比会受到重大影响；一般来说，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间最可能的是相互疏远和冷淡，也可能是高度敌对的关系，而文明之间更可能是竞争性共处（CompetitiveCoexistence）,即冷战和冷和平；种族冲突会普遍存在，在文化和文明将人们分开的同时，文化的相似之处将人们带到了一起，并促进了相互间的信任和合作，这有助于削弱或消除隔（四）文化，西方文化，是独特的而非普遍适用的；文化之间或文明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目前世界七种文明的冲突，而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共同对西方文明进行威胁或提出挑战，等等。三．文明冲突论的意义（一）理论意义在政治领域作出预言是一件艰难的事，因为其中经常存在相互矛盾的趋向。1830年以来，国际政治中延续最久的两种的政治理论就基于两种彼此对立的观点，一种强调合作，另一种则强调竞争。客观地说，反对“文明冲突论”的人大多数并非反驳其论点本身，而是觉得亨廷顿的立场不够“政治正确”——在一个提倡国际合作的乐观前景中，这个危险人物竟公然泼冷水。这种争论凸显了两种不同的思潮：亨廷顿坚持文化（及随之而来的身份认同）的特殊性，继承自西欧的历史主义思潮；而他的反对者则愿意相信文化的普世性。这两种思潮已交锋二百年之久，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平息。文明冲突论为我们把握国际政治的现实和分析国际政治的过程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即把国际政治的现实和过程简化为范式及其转换的思想方法。研究国际政治，有两个问题是必须要搞清楚的，即：①对一定时期国际政治的现状及其基本特征，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应该能够给予一个较为明晰的回答。②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还应该能够回答：国际政治的历史进程究竟是按照什么样的方式而展开？虽然，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不会也不应该有什么统一而标准化的答案，但假如不对这两个问题明确作出某种解答，所谓国际政治理论也将是空中楼阁，不会能够帮助人们解决具体问题。对这一问题，亨廷顿毫无疑问是注意到了，他所选取的方法是简化，即把表象看来复杂纷繁的国际政治的现状和过程简化为某些国际政治范式的生长和运动。他说：“简化的范式和地图对于人类的思想和行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显而易见，将国际政治进行简化是有必要的，当然，这种简化的图景从功能上来说必须能够大致地对国际政治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享廷顿用“范式”来解释国际政治，这是对国际政治的一个简化。（二）现实意义“文明冲突论”可以说是冷战思维的延伸，其视野仍然停留在西方跟非西方的对立上，整个论调呈现出为美国当权者谋划称霸世界之嫌。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立刻就有人将之与文明冲突论联系起来，并将之视为一个不祥的预言。之后，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而近年欧洲社会跟来自其它地区种族的冲突亦屡见不鲜，似乎一一应验了亨廷顿的“预言”。美国总统布什在“911”五周年之际发表全国讲话，将“反恐战”定性为“为文明而战”。这个说法可以说是脱胎自“文明冲突论”。“文明冲突论”已成为“反恐战”的理论基础。四．对文明冲突论的评价（一）我国学界及政界的评价在亨氏的言论中，尽管没有太多地直接谈论未来中国在文明冲突中将会如何，但涉及中国的论述应该说不算少，因为儒家文明是其文明冲突论中的最为重要的文明类型之一。尤其是，亨氏以下观点更是许多国人而不仅仅是国际问题专家感到惊异和不能接受：文明间的关系是竞争性共处，即冷战和冷和平；文明的冲突具有或可能具有两种暴力形式，最可能的一种是来自不同文明的地区集团之间的战争，最危险的是不同文明中的主要国家之间发生的核心国家战争（CoreStateWars）；未来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和战争的可能性来自伊斯兰的复兴和东亚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兴起；西方和这些挑战性文明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极其困难的，其中美中关系可能是最危险的关系，等等。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亨廷顿教授的许多观点，特别是他研究国际政治的方法论，在学术上有其独到之处，并承认，亨氏所讨论的问题，在现实国际关系中，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具有重大潜在影响的问题，但同时强调，亨氏文明冲突论的结论有失偏颇，且有为美国当权者谋划称霸世界之嫌。我们学界乃至政界总体上对其评价是“结论失当”。“文明冲突论”在我们看来，其实是一面之辞，是瘸腿的真理。历史上有文明的冲突，也还有文明的融合、交流与互补，亨廷顿只看到了一方面，并扩大了这一方面，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一定是浅薄短视的。事实上，没有一个文明是绝对纯粹的，世界上著名的文明无不是吸收了别的文明的长处，是不同文明形态融合在一起的。例如，“西方文明”是希腊和叙利亚(即通常所谓希伯来)这两个轴心期文明融合的产物，日尔曼人的“野蛮”气质也掺在其中。希腊和叙利亚文明又是多个文明如埃及、巴比伦、克里特、古伊朗、赫梯等文明融合的产物。其他如伊斯兰、中国、俄罗斯文明的形成过程也如此。实例反驳：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西方非常的流行，而且这样的观点大多数的西方人都接受。可是在国际关系当中我们发现有一特别的例子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想违背的。那就是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巴基斯坦与中国是完全不同的文明，巴基斯坦实行的是民主制，而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巴基斯坦相信伊斯兰教而中国则没有全民信仰，执政者相信共产主义、巴基斯坦的传统文化是古印度文化它们与中国的文化相差甚大。但是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却偏偏没有在这两个国家间发生。为什么？这里就要运用中国式国际关系理论来综合分析。第一，观念上的一致，因为中国与印度发生过战争，印度又与巴基斯坦有着领土纠纷，长期不和。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因为巴基斯坦与中国在观念上有着共同的敌人，因此两国很容易走到一起，进行合作。大家都遵循着古老的训示“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来交朋友。第二，在利益上巴基斯坦与中国友好可以互通有无，相互帮助。在限制和掣肘印度上两国都可以少投入国防开支而获得较高的安全保证。这是利益上面的解释。因为在国际上中国奉行的是五项基本原则，不干涉别人的内政，中国给予巴基斯坦的帮助是无条件的，没有要求回报。这样无私的帮助获得了巴基斯坦人们的强烈认同。没有要求回报又让中国自己不会因为一些小事产生不良的情绪，而导致影响两国关系。（原来对越南就是因为越南亲近苏联而让我们不快，因为我们付出很多，因此有施恩图报的感觉，我们认为我国与苏联不好越南应该与中国一致，这是矛盾的根源）而巴基斯坦因为崇信伊斯兰教，比较讲究友情和道义，他们自己认为朋友对自己好了就要对得起这份友情。所以巴基斯坦在网络上都被这个网友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