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理的图尔敏论证模式

说理的图尔敏论证模式说理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是“主张”、“理由”和作为这二者之间中介的“保证”。—直到出现图尔敏论证模式之前，这差不多就是人们对说理结构的认识，这是一种对说理的形式逻辑的认识。图尔敏(StephenEdelstonToulmin)是英国哲学家和教育家，他提出了一种可以用来说明说理特性的非形式逻辑论证模式。图尔敏模式包括主张（claim）、保证（warrant）、论据（grounds）、支持（backing）、语气（modality）和反驳（rebuttal）六个部分。在图尔敏之前，对说理结构的理解和分析是以形式逻辑本身为着眼点的。图尔敏提出的说理分析模式有不同的着眼点，它着眼于听众，具体而言，是那些立场中立，具有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第三者听众。例如，在法庭上，有争执的双方各自陈述自己的立场和理由，同时还就对方陈述中的具体环节和细节提出质疑。各方在这么做的时候，是为了说服中立的法官或陪审员，而不是为了说服自己一方或对立一方的人员，因为自己人无须说服，而对立一方的人又根本不愿意被说服。听众是谁，这是说理首先需要确确定的，因为这会影响到实际的说理策略、方式，并使得说理具有说服或宣传的不同性质。例如：20世纪60年代曾经有过一场大张旗鼓的中苏两党论战，其实双方都不是为了说服对方（那是不可能的），而是为了争取第三者的同情和支持。然而，并没有多少国际的第三者对这种恶狠狠的论战感兴趣，因此，论战实际上是用来作为一种对内宣传的手段，是针对那些根本无须说服的国内老百姓的。图尔敏论证模式的听众是有待说服的中立的第三者，它具有两个基本的认知特征，第一，它认为，说理中所有的主张、理由、中介保证、理由的理由、对保证的支持等等，都是可可以由对方诘问和质疑的，说理一方必须为此做好准备。第二，决定说理一方是否有理的是中立的第三者（法官和陪审员），不是自己一方或反对一方的“粉丝”。在这两点上，图尔敏模式既不适用于宣传灌输，也有别于形式逻辑论证。形式逻辑的论证是以它本身的说理结构（包括分析方式）为依归的，至于谁是说理的具体听众，听众会提出什么质疑，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保留意见，这些都并不重要——而这些恰恰是图尔敏论证模式所关心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形式逻辑论证便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省略三段论证法”（又叫修辞三段论证法）。图尔敏说理模式与省略三段论证法并不冲突，在说理教学中，这两者可以相互结合。一般会把省略三段论证法当作一个基础，作为说理教学中的初级层面。而把图尔敏模式当作是在这个基础上的提高和扩充，并在—个更高的层次上对说理结构取得更全面、更准确的了解。让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例子：“女子应该与男子一样可以加入作战部队，因为女子的参战形象有助于消除性别偏见。”这个说理陈述中的“因为”（理由）和“所以”（结论）关系是一个省略三段论证，被省略掉的是结论与理由之间的联系中介，那是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假设：“性别偏见有害，应该消除”（引词是“由于”）。完整的三段论结构应该是这样的：大前提：一切性别偏见都有害，都应该消除。小前提：女子不能加入参战部队是性别偏见。推论：因此，应该改变这种情况，让女子加入参战部队。在省略三段论证法结构中，我们只是看到，三段论的大前提被省略掉了。与此相比，图尔敏的论证分析模式能让我们在这个说理陈述中看到更多的组成部分，因此能够对它和说理本身有更为精细和成熟的了解。图尔敏的论证分析模式称那个省略掉的大前提为“保证”，称省略三段论证法中的结论和理由（合在一起）为“主张＂。除了这两个重要的部分，图尔敏分析模式还有另外四个部分，它们分别是：论据、支持、语气和反驳，它们一起构成了图尔敏论证模式的六个部分。在这四个部分的术语中，首先要说明的是“论据”和“支持＂，其中“论据”是支持“主张”中的理由的，而“支持”则是支持“保证”的。虽然在分析模式中有必要区别“论据”和“支持”，但在平常的说理教学中并不需过于计较术语，―般只需要提醒学生注意：有“理由”和“保证”并不就已经足够了，有时候，特别是在需要考虑到听众疑问时，需要对说理的某些部分加以特别的说明和支持。这是图尔敏论证模式的特殊洞见，非常重要。还是以“女子应该与男子一样可以加入作战部队，因为女子参战的形象有助于消除性别偏见”这句话为例，图尔敏模式对此的分析与三段论有明显的不同：（主张的）结论：应该让女子加入参战部队。（主张的）理由：（因为）女子不能加入参战部队是性别偏见。保证：一切性别偏见都有害，都应该消除。听众对这个说理所提供的理由可能并不满意，也不能马上接受。他们会问，“为什么女子不能加入参战部队是性别偏见？”他们可能认为，男女在体能和性格上天生就有区别，不让让女子参加作战部队不能算作是“性别偏见”。为了说服这样的听众，说理者就必须支持自己的理由。这种支持便叫“论据”。论据是关于为什么（“理由”）的为什么，要回答的是听众可能提出的“你怎么知道？”说理者可以有多种回答这个问题的方法，例如，他可以用科学研究的结果来说明，男女在参战能力上并无本质差别，他也可以用历史实例证明，女子在作战中并不比男子逊色（如花木兰、穆桂英、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击落了12架德国飞机的女飞行员丽达·李托娃）。作为结论和理由之间中介的“保证”也会需要支持，由于中介保证是不道明的，所以更要求说理者仔细检查并加以必要的支持（详细讨论参见第三讲）。在上面的例子中，“保证”是“一切性别偏见都有害，都应该消除”。这个“保证”陈述的是—个“看法”，而非“事实”，所以听众完全可以问，“为什么你这么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说理者就有责任予以必要的解释，如提供相关资料、专家意见或研究结果、统计数字、自己的经验等等。在说理中，并不是凡是有“保证”就必须提供支持的，只是在听众对“保证”有疑问时，才需要提供支持。如果听众能够接受说理中的“保证”（哪怕是没有道明的保证），那就不需要特别提供支持。图尔敏论证模式的另外两个部分是“反驳”和“语气”。反驳不是指别人在主张中说东，你就说西（“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支持，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反驳是指出对方“理由”和支持理由的“论据”有谬误或不实。反驳也是对对方“保证”和支持保证的“支持”提出异议和驳斥。只有这样的反驳才是说理，而不是吵架、怄气或顶牛。“语气”在说理中对“主张”起限定作用，这种限定提醒我们，在现实的公共生活中，说理几乎永远不可能证明任何主张是绝对正确的，因此总会需要作某种限定，如“也许＂、“似乎”、“一般而言”、“可能”等等。一般来说，“保证”和支持保证的“支持”有多少说服力，“主张”也就需要什么程度的限定，例如，你可以说“除了在极个别的特殊情况下，女子都应该有参战的机会”，这么说，既提出了主张，又保留了例外的余地，是一种更加显现出理性，因此更容易为听众接受的说理方式。可靠论证的中介保证说理看起来是由“结论＂（主张或看法）和“理由＂所构成，但其实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那就是“假设”（assumption）,“假设＂又称“保证”或“担保”（warrant），担保是一种根据，一种由某种权威所提供的可靠中介保证。至于中介保证是不是真的可靠，那就需要由说理者和听者自己去思考和辨析了。中介保证中的玄机中介保证必须可靠，说理才能确切。如果中介保证不可靠或不确实，那么由它保证的说理便会是谬误的说理。说理有谬误，通常不是因为没有中介保证，而是因为中介保证有问题。例如，有人说：“张三连三年级都没上过，他怎么会关心教育？”这句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仔细一想，就会觉得有问题。因为它的中介保证，即“假定”（“没上过三年级的人都不会关心教育”）是谬误的，至少是不全面的。大地主刘文彩是个文盲，不要说小学三年级，就是年级的阅读水平也没有，但他办了四川最正规的“文彩中学”，他把校产全部捐给社会，礼贤下士地聘请了当时最好的老师。他发给文彩中学老师的收入，是普通中学老师的两倍，优秀教师的薪金更在原收人的两倍以上。他还为该校老师每人安排一座独门小院，院内花台鱼池、书房、客厅均—应俱全，就连老师回家探亲，也一律派车接送。说理的中介保证出现谬误往往是由于思考不周，能力不够．但也有存心布下骗局，使用诈术的。这在古代的诡辩术中就很常见。亚里士多德说过，“造成‘诡辩者’的不是他的能力，而是他的意图。＂在人类变得更为诚实之前，没有理由相信诡辩或诈术会从说理中消失，而诡辩和诈术的玄机往往就暗藏在中介保证之中。例如，2010年3月7日，在“两会＂记者会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问及人权问题：“美中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包括人权，请问人权是中方的核心利益吗？”答者曰：“谈人权，要抛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和思维定式……我既喜欢油画，也喜欢中国的水墨画，但是如果有人用油画的标准来欣赏中国的水墨画，那恐怕就要出错。＂这个看似巧妙的回答其实使用了一个叫“不当类比”的诈术，而这个诈术就暗藏在说理的“中介保证＂中。这个“中介保证＂是：人权与艺术画是同类的东西，所以．可以不喜欢油画也就可以不喜欢人权。这个说法之所以谬误，是因为人们对艺术的爱好和品味不可能也不需要有统一的看法；但对于人类的共同价值，包括人的基本自由、平等、尊严和权利，则必须有某种程度的共识，不然．人类就会失去整体性，也难以形成建立在共同价值基础上的相互平等联系。即使在中介保证可靠的情况下，仍然会有可能出现对它提出的“保留”意见。这是中介保证最容易被忽视的方面。在说理辩论中，这种保留意见往往就是下一步辩论的主题，也有可可能带动对其他问题的思考。例如，2011年10月13日，一位名叫小悦悦的两岁女童走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附近的巷子里，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几分钟后又被一小型货柜车碾过。7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18个路人，对此不闻不间。最后，一位捡垃圾的阿姨把小悦悦抱到路边并找到她的妈妈。对此，论者甲可以有这样的说理，“女童小悦悦被车碾过，18个路人经过现场，无人相救，直到一拾荒婆经过，才赶去通知女童家长。真是世风日下，道德沦丧”。这个说理的逻辑结构是这样的：主张：社会道德沦丧。理由：因为绝大多数人见死不救。中介保证：从车祸发生到拾荒婆来到，有18个路人，个个见死不救。这个保证在大多数人看来应该是可靠的，用“18个路人”来支持理由中的“绝大多数人”应该是可信的。但是，还是可能有人会对这个中介保证提出异议，那就是，18个人还不算多，中国社会中的助人为乐远比见死不救普遍。石河在《不要动不动说道德滑坡》一文中就这样写道：“仅仅以事件中18名路人的行为，就认为我们的社会‘世风日下’、‘道德滑坡’大有偏颇之处。每个人细想自己的生活经历，都会发现生活中处处存在见义勇为、助人好施的现象。”在石河看来，18个人是个小数目，即使路过的18个人全都见死不救，也不能说明中国社会有道德滑坡的问题。他的论点是针对论者甲说理的中介保证部分提出来的，因此，论者甲说理的更完整的逻辑结构应该如下：主张：社会道德沦丧。理由：因为绝大多数人见死不救。担保：从车祸发生到拾荒婆来到，有18个路人，个个见死不救。对担保的保留意见：18个人还不算多，在中国，助人为乐永远比见死不救普遍。如果要进一步讨论小悦悦事件的话，讨论可能就会在解读“18个人”的意义上进一步展开。论者甲可能会这么辩驳：18个人是路边摄像机记录下来的全部人数，也就是说，在拾荒婆来到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出手相救的，这已经足以证明“绝大多数人见死不教＂了，而且，石河所说的“生活中”只是一个抽象概念，他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数据来证明“处处好人多＂的说法。尽管论者甲与石河的论辩也许没有什么结果，但说理讨论却经提出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例如，个人感觉和统计数据的关系，数据准确、坚实，而感觉的触角更宽阔，感受比数字对社会现象的反应更直接、敏锐，很多感受到的东西还未及纳入统计。又例如，任何用个人经验来说理的，注定要处于说理的弱势地位，因为反驳者的现成理由便是“以偏概全”。个人经验让人感觉到，但不能证明一个问题的存在。因此，媒体对社会事件作真实、及时的报道，对公众了解他们直接经验以外的世界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只有当个体能够把各自经历的事情你一桩我一桩地通过媒体告诉别人时，不同个体的现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