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与远人：小斯当东与鸦片战争前的中英关系-(1793-1840)

-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9期（民國99年9月），1-4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天朝與遠人─小斯當東與中英關係(1793-1840)*游博清**、黃一農***摘要十八世紀末起，大英帝國為拓展商貿利益，日益重視中國市場，因而與大清帝國展開前所未有的接觸。在來華英人中，小斯當東(GeorgeThomasStaunton,1781-1859)自12歲跟隨馬戛爾尼(GeorgeMacartney,1737-1806)使華開始，便接續以東印度公司職員、外交使節、國會議員等身分，經歷外交協商、自由貿易、鴉片銷華等影響雙邊關係的重要議題，其一生幾乎與鴉片戰爭前的中英關係相互呼應。本文將探究小斯當東對大清帝國觀感的變化及其在英國對華政策中所產生的影響，並討論他面對中英兩大帝國互異的文明認知與文化傳統時，如何尋求個人的調適與定位。關鍵詞：小斯當東、中英關係、英國東印度公司、鴉片戰爭、外交史*收稿日期：2010年3月9日，通過刊登日期：2010年8月5日。此研究乃國科會計畫「龍與獅對望的世界：英使馬戛爾尼來華事件個案研究」(NSC92-2411-H-007-015)成果之一，特此致謝；亦感謝教育部中綱計畫「英國東印度公司廣東商館史料檔案研究」的贊助，使作者得赴大英圖書館、英國國家檔案館蒐集相關史料。最後並感謝兩位匿名評審對文章的修改建議。**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中央研究院院士、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特聘講座教授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九期-2-一、前言鴉片戰爭前約半世紀，東方最強大的大清帝國與西方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國，經歷了一段由外交協商、派遣官員到武力衝突的曲折過程。1793年的馬戛爾尼(GeorgeMacartney,1737-1806)使團、1816年的阿美士德(WilliamP.Amherst,1773-1857)使團、1834年的律勞卑(WilliamJ.Napier,1786-1834)事件，直至1840-1842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均留下這兩大帝國相互摩擦並角力的明顯痕跡。1英人來華所進行的官方接觸，其動因均與貿易攸關。1780年代後期，由於英國實施《折抵法案》(CommutationAct)，加上英人飲茶風氣盛行，中英間的茶葉貿易額大增，英國迅速成為清朝最大的貿易國。2豐厚的稅收使英人頗重視中國市場，至1830年代，英政府每年茶葉稅約有三百三十萬鎊，約佔國家總稅收的十分之一；而英國東印度公司每年藉茶葉貿易也約可獲利一百萬至一百五十萬鎊。3十九世紀初，鴉片逐漸成為英人另一項重要財源，據估計，1821-1830年間每年平均賣給中國的鴉片數額約一萬箱，1838年更已遞增為四萬箱（總值約四百餘萬鎊）。4英人在與清廷交涉時，不時需面對大清帝國天朝觀的衝擊與挑戰。清朝自認是天朝上國，是天下的共主，中國以外的地區則為蠻夷。此一嚴格的華夷之別觀念，導致中外貿易僅限於廣州，在華外商遇事陳情，僅能透過行商向廣州官員「稟告」；他們只能在貿易季節時，才獲准停留廣州；其住所僅限於「夷」1游博清，〈英人小斯當東與鴉片戰爭前的中英關係〉，收入周振鶴編，《跨越空間的文化：16-19世紀中西文化的相遇與調適》（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0），頁275。2折抵法案中規定將茶葉關稅統一降為12.5%，完全免除通過稅，有效降低當時英國茶葉走私的現象。參見陳國棟，〈1780-1800，中西貿易的關鍵年代〉，收入張炎憲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六輯）》（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7），頁249-280。3MichaelGreenberg,BritishTradeandtheOpeningofChina,1800-42(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51),pp.3-4.4MichaelGreenberg,BritishTradeandtheOpeningofChina,1800-42,pp.112-113.天朝與遠人—小斯當東與中英關係(1793-1840)-3-館之內，且不准攜眷。5為改善貿易條件，英人陸續派遣馬戛爾尼和阿美士德兩使團來華，惟因外國使節團均被視為朝貢，使臣皆被要求行三跪九叩的大禮，導致雙方因覲禮問題產生許多爭議。61834年後，英國改派具官方身分的駐華商務監督(SuperintendentforTradewithChina)來廣州，英人所追求的對等關係依然成為其與清朝官員接觸時的衝突點。英國社會對自身以及中國的主觀認知也牽動中英關係的發展，因不僅清廷自稱天朝上國，英人亦頗自負其文明的程度，蘇格蘭啟蒙運動中著名的「歷史哲學」學派，即將世界各地社會進化的程度分為文明、半文明、野蠻等不同階段，認為西歐社會處於人類文明發展的頂端。馬戛爾尼使團雖僅短暫停留中國內地，但在回國後所出版的各種書籍中便對以往耶穌會士宣揚的中國印象大打折扣，7該使團結束後，英國社會也因不同政治立場、社會階級或個人經驗的影響，對中國的評價出現極大落差。8此外，英人階級意識的抬頭，也使他們觀察中國的重心由菁英階層轉移到一般中下層人民，進一步產生對中國文明的貶抑。9在上述背景下來華的英人當中，小斯當東(GeorgeThomasStaunton,1781-1859)或許是最深刻見證這半個世紀中英關係史的個人，我們在許多重要的歷史場景中都可見到其蹤影。10如1793年他擔任馬戛爾尼的見習侍童(page5吳建雍，《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對外關係卷》（瀋陽：遼海出版社，1999），頁37。6王開璽，《清代外交禮儀的交涉與論爭》（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186-191、219-224。7JaneRendall,“ScottishOrientalism:FromRobertsontoJamesMill,”TheHistoricalJournal25:1(1982),pp.43-46；黃一農，〈龍與獅對望的世界─以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後的出版物為例〉，《故宮學術季刊》，卷21期2（2003年冬季號），頁265-297。8ShunhongZhang（張順洪）,“BritishViewsonChina:DuringtheTimeoftheEmbassiesofLordMacartneyandLordAmherst,1790-1820,”(Ph.D.thesis,London:LondonUniversity,1990),pp.281-282.9Jeng-GuoS.Chen（陳正國）,“TheBritishViewofChineseCivilizationandtheEmergenceofClassConsciousness,”TheEighteenthCentury:TheoryandInterpretation45:2(June2004),pp.193-205.10小斯當東在其幼年日記《小書論路從英吉利國到中國：第二部》[JournalofaVoyagetoChina,2ndPart(SpecialCollectionsLibrary,Durham:DukeUniversity,1793-1794)]上曾自稱多瑪斯當東。為有所區隔，下文將稱呼其父GeorgeLeonardoStaunton為大斯當東，GeorgeThomasStaunton為小斯當東。又，本文中西名之漢譯，均儘可能採用當時文獻的寫法。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九期-4-boy)，曾蒙乾隆帝親手賞賜荷包，獲得特殊的禮遇。1816年，他出任阿美士德使團副使，堅決反對行叩頭禮，導致雙方不歡而散。1840年鴉片戰爭前夕，他是英國下議院的議員，強烈支持對清開戰，其觀點獲得不少的認同。11此外，小斯當東更具有十餘年中英貿易的實務經驗；他且為出色的中國通，曾譯註《大清律例》以及《英吉利國新出種痘奇書》等重要著作。12目前學界對小斯當東的研究約可分為兩個面向：政治方面，或因對馬戛爾尼覲見時是否行三跪九叩的爭論，使小斯當東幼年日記中對覲禮的相關描述得到重視。13新近研究中，黃一農依情理判斷，認為小斯當東此舉並非有意竄改掩飾；並延伸剖析小斯當東於阿美士德使團再度面對此問題時的心態，認為當時因事涉國家尊嚴，故其對清廷所稱忘記馬戛爾尼所行的覲禮方式，乃出於刻意的隱匿。14貿易方面，LydiaL.Spivey運用小斯當東在中國工作時(1800-1816)的家書檔案，指出他在這段期間努力的目標是賺飽財富、精通中文、尋求升遷，並希望自己能擔任第二次使華團的大使等，唯Spivey極少使用中文文獻及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等原始材料。15劉熾楷則討論小斯當東於1833年和1840年11AlainPeyrefitte,TheCollisionofTwoCivilisations,trans.JonRothschild(NewYork:AlfredA.Knopf,Inc.,1992),pp.223-231,504-525.12GeorgeT.Staunton,TaTsingLeuLee:BeingtheFundamentalLawsandaSelectionfromtheSupplementaryStatutes,ofthePenalCodeofChina(London:T.Cadell&W.Davis,1810;repr.,Taipei:Ch’eng-wenPublishingCo.,1966)；跛臣(AlexanderPearson)著，小斯當東譯，《英吉利國新出種痘奇書》（清嘉慶十年刊本，英國皇家學會藏）。13NigelCameron應最早提及小斯當東日記中有關三跪九叩禮的描述遭刪除的情形。又，戴廷杰(Pierre-HenriDurand)認為“bowedourheadsdowntotheground”的記載並無額頭觸地之意。參見NigelCameron,BarbariansandMandarins:ThirteenCenturiesofWesternTravelersinChina(NewYork:JohnWeatherhill,Inc.,1970),pp.303-304；戴廷杰著，許明龍譯，〈兼聽則明：馬戛爾尼使華再探〉，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頁89-150。14黃一農，〈印象與真相：清朝中英兩國覲禮之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8本第1分（2007年3月），頁50-51、58-63。15LydiaL.Spivey,“SirGeorgeThomasStaunton:AgentfortheBritishEastIndiaCompanyinChina,1798-1817,”(M.A.thesis,Durham:DukeUniversity,1968).下文簡稱此文為“SirGeorgeThomasStaunton”。目前東印度公司相關檔案存於大英圖書館印度事務部檔案（IndiaOfficeRecords，簡稱IOR），其中與廣州商館(Cantonfactory)直接相關的是IOR/G/12和IOR/R/10兩系列。天朝與遠人—小斯當東與中英關係(1793-1840)-5-在英國下議院的演說，釐清他對自由貿易、鴉片銷華等議題的觀點。16然而學界關於小斯當東回英後對中英關係的見解（如東印度公司中國貿易特許權、律勞卑事件、鴉片問題等），目前大多仍只停留在概略式的陳述，忽略與其中國實務經驗作聯結。且以往研究也較聚焦於小斯當東的外交表現，較缺乏探討貿易經驗在其中國意象裡所扮演的角色。此外，在中外文獻的考證與融通上，亦頗需要加強。本文因此將使用一些目前尚未被有效利用的文獻：西文方面，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檔案有助於理解小斯當東在華的貿易工作；小斯當東的家書則透露其對大清帝國的觀感變化；小斯當東留下的相關文集裡也記載了他對中英外交、貿易的許多見解。至於中文史料，除使用《文獻叢編》、《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等材料外，17亦將參照阿美士德使團裡由英人撰寫的中文信件，18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