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左右倾思想错误及其根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左右倾思想的根源右倾思想的根源是：一、利己主义、悲观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二、思想上的主观主义，认识落后于实践，落后于时代，落后于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其表现为：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政策上的阶级投降主义，党内生活中的自由主义，老好人主义等。一个共产党员在反帝反封建这个基本任务面前，过份强调党的原则，不顾全大局，不实事求是，不注意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妄图单纯以党的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便是犯了“左”倾主义错误。其特点是主观认识超越客观实践、超越时代、超越当前情况。党内“左”倾思想的根源在于：一、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如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无政府主义、平均主义等；二、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而不是用联系的、发展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看问题。其表现为：在民主革命时期政治斗争中的盲动主义、教条主义；党内斗争中的乱批乱斗，无限上纲、“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及惩办主义等。党内左、右倾实质问题探讨在党的历史上，为什么把某些党内的错误的政治观点或言行称为“左”倾，将另外的一些称其为右倾？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们。新近，通过学习《邓小平文选》第3卷，并结合党史资料，使我认识到，要想真正地理解和妥善地对待历史上党内的左、右倾问题，就必须从左、右问题的普遍性、历史性和阶级性三方面加以分析和思考。一、关于“左”“右”问题的普遍性界定党内的“左”右倾问题是关于党的政治路线的认识上的问题。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不是随心所欲的，也不是亘古不变的。人们对政治形势及政治任务的认识水平不同，从而对政治路线的领会程度参差不齐。加之政治形势千变万化，人们的认识有时超前于政治形势，有时落后于政治形势，于是便产生带有某种倾向性的政治思想或言行。“左”和右正是政治路线方向上的这种倾向性问题。也就是说，“左”和右指的是，在某一历史发展阶段政治路线确定前后带有落后于或超前于政治形势的倾向性的政治观念或政治言行。进一步讲，凡是趋后的、守旧的一些政治观念或政治言行都是“左”，凡是超前的、激进的政治观念或言行都是右。比如，我党目前阶段的政治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改革开放，在这一基本路线方向上，如果一味地强调改革开放而忽视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一种右倾；如果一味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不进行改革开放，这就是“左”倾。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左’的干扰更多是来自习惯势力，旧的一套搞惯了，要改不容易。右的干扰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8页）。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事物的发展都是辩证的否定过程，也就是说，新事物对旧事物既克服又保留。任何事物的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都是不现实的。社会的发展当然也不例外。全盘否定观是右，全盘肯定观就是“左”。社会主义改革过程，全盘西化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全盘否定，因此是右倾；反对改革开放，对旧的社会主义模式采取全盘肯定的态度，因此是“左”倾。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制定是防止“左”、右倾错误的必要保证，也是准确判断“左”右的基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三在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之后，加上邓小平同志以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再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性和不可动摇性，全党、全国人民关于目前党内的“左”右倾内容的判断和认识，以及抗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的能力，已经今非昔比。实际上，对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党内的“左”右倾内容作出的判断和结论，离开对当时政治形势和政治任务的分析，离开由此而产生的政治路线方向，都是不可思议的。譬如，为什么我们把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叫右倾，把王明的冒险主义叫“左”倾呢？要弄明白为什么陈独秀的投降主义是右倾而不称其为“左”倾，首先要了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形势、党的政治任务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党的政治路线。革命的统一战线，尤其是国共合作，是当时政治上的必要，因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应该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合作，以反对帝国主义，不过要在合作中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也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并提出要保持自己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独立性，以及在革命统一战线中应力求工农联盟的实现。正是在这一政治路线方向上，党内产生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怀疑国共合作，主张无产阶级应该在自己的政党旗帜下参加民族革命，就当时的政治路线方向来说，这是一种保守的、落后的倾向，所以称其为“左”倾，当时这种“左”倾保守主要以张国焘为代表；另一种是“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错误主张，认为中国的民族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就应当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只能站在协助的地位上，就党的政治路线即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实现国共合作来说，这意味着“合作”有余而“独立”不足，这是一种激进的、超前的倾向（相对当时的政治路线而言），因此称其为右，当时右倾激进的主要代表是陈独秀，陈独秀的右倾观点和言行，最后形成了他的右倾投降主义，导致了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的叛变，使第一次大革命归于失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于是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是保存、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而中国是半殖民地，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广大的农村是保存、发展自己的最理想的环境。中国共产党将革命的中心由敌人力量较强的城市退转到敌人力量较弱的农村是当时政治形势的要求。因此，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革命所处的低谷形势指出，党的任务不是进攻，不是普遍地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保存实力，准备迎接新的革命的高峰的到来。也正是在这一战略退转的政治路线方向上，党内产生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激进的退却，为了保存发展自己，战略退却是必要的，但如果“退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是战略退却路线上的激进、超前，因此是右倾。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取消主义是当时的右倾表现，取消主义者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应该取消，中国无产阶级只有等将来中国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了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另一种是战略退转上的保守主义，即“退却”不足，不顾力量上的悬殊，仍坚持旧有的、习惯上的“城市中心论”主张，这是“左”倾。瞿秋白的盲动主义以及王明的冒险主询这一时期党内的“左”倾表现。“左”倾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曾给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造成过破坏和损失。以上列举的是党的历史上比较典型的“左”右倾案例，很具有代表性。由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革时期的党内“左”右倾的历史表现可以提出关于“左”右问题的普遍性结论：右倾就是前倾，“左”倾就是后倾，这里的“前”和“后”是相对政治路线方向而言的。二、关于“左”右问题的历史性分析我们知道，党的政治路线是有历史性、阶段性的。因此，以党的政治路线为依据的“左”右问题也必然有其历史性或特殊性。离开一定的历史阶段，脱离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党的政治路线，谈“左”右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对待党的历史上出现的形形色色“左”右倾错误，我们决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历史分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的取消主义，虽然都是党内的右倾，但这两种右倾的内容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不同的。土地革命战争期间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抗日战争期间国共合作阶段的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虽然都被称为“左”，但在具体内容上一个是冒险主义，一个是关门主义，也明显有别。这就是党内“左”右倾的历史性问题。不同的历史时期，“左”有不同的内容，右的内容也不一样。而且，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也不能相提并论，尽管它们是一左一右，因为它们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属于不同时期的政治路线方向上的错误倾向。再说，冒险主义并不一定都是“左”，投降主义也不一定都是右。比如，在革命的高涨时期冒险主义是右，在革命的低潮阶段冒险主义才是“左”；在战略进攻阶段投降主义是“左”，在战略退却阶段投降主义才是右。又如关门主义，在国共合作阶段属“左”，而在国共分裂阶段则是右。总之，不分析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路线、政治任务，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和判断党内各历史阶段的“左”和右。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错误。”（《毛泽东著作选读》下，第704页）。这个改造过程不能急于求成，否则会犯右倾错误，也不能停滞不前或象“小脚女人”那样，否则会犯“左”倾错误。当时党内确实曾存在过这两种错误倾向。“小脚女人”守旧，习惯于传统的小生产方式，很明显这是一种“左”倾；急于求成者激进，脱离现实，自然是右倾。毛泽东同志曾批评过“小脚女人”，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时我们党把“小脚女人”称为“右倾保守”，反而把急躁冒进称为“左”，以及后来的党史工作者也都是这样称谓的。这表明了党在过渡时期判断党内“左”右基准的混乱性和非一贯性。后来，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党的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这一政治路线方向上，也产生了两种错误倾向：“左”倾保守和右倾激进。当时，党内的主要错误倾向是体现“快”字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热潮。但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仍是，为什么把激进的形式说成是“左”，把保守的东西反倒称其为右？这是很令人费解的。到“文革”时期，人们关于党内的“左”右问题的认识更加混乱不堪，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文革”初期，党的“八大”提出的总路线已经不起作用，一时在路线问题上迷失了方向。“灯塔”没有了，“左”右问题也就失去了基准。如果身临“文革”，就会感到当时人们关于“左”右问题判断上的特别性和复杂性。比如，造反派是左派，保皇派是右派；革命的是左，反革命是右；红是左，专是右；反复辟是左复辟是右；唯阶级斗争论是左唯生产力论是右；等等。久而久之，人们对左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感情，甚至宁左勿右成为信条。“文革”期间关于左右问题判断上的错误和混乱，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们离开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来对待左右问题。如果站在“文革”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上来评判“文革”中的左右问题，情况应该是这样的：“文革”中党的政治路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任务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因此该时期阶级调和是左，“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是右。“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说它是左，是根据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应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政治路线而作出的判断，是就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形成后的社会主义改革阶段而言的。突出经济建设，虽然于“文革”后期在党内就有所认识，但作为党的基本路线提出来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被作为左倾错误而明确提出来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文革”的路线是极“左”路线，说它是极左，是根据现阶段党的政治路线作出结论的，是就改革时期而言的。但是，“文革”中的左倾与改革时期的左倾之间是严格有别的，我们不应该忽视它们之间的历史性差别。三、关于左右问题的阶级性思考考查中国革命史上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左右倾，我们会发现，左右问题除了有其普遍性、历史性之外，还有它的阶级性。也就是说，不仅不同历史时期由于政治路线有它的特殊性，党内的左右倾的具体内容不同，而且在同一历史时期由于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党派有不同的政治路线，各阶级或党派的左右内容也不相同，甚至有些是截然相反的。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的抗战路线是截然不同的。共产党的抗战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全面抗战；国民党的抗战路线是：害怕群众运动，实行片面抗战。在共产党的抗战路线方向上，共产党内产生了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全面”有余，无原则地迁就，甚至放弃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责任和独立自主原则，这是共产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二是“全面”不足，不注意团结中间势力，对待蒋介石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