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制度变迁的国企智力外溢(pdf7)(1)

基于制度变迁的国企智力外溢、企业家效应与民营企业集群的形成1——兼论县域经济民营化的演进路径杨雪锋2（三峡大学政法学院，湖北宜昌，443002）内容摘要：制度与分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两个关键因素。经济转轨过程中县域经济的增长源于制度变迁（民营化）和专业化地域分工（基于优势产业的企业集群）。在制度分析的框架下，县域经济民营化的制度演进形式表现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从智力外溢和企业家效应两个层面对民营企业集群的形成机制进行探讨，可以为解释民营企业集群的形成和发育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关键词：县域经济制度变迁智力外溢企业家效应民营企业集群引言县域经济民营化的过程不仅是一个制度变迁、寻求更高制度效率的过程，也是县域经济如何在整个工业化进程中如何结合自身禀赋、发挥专业化分工优势并嵌入适宜产业环境的过程。也就是说，制度与分工的各自改进并相互作用是推动县域生产力的根本力量。制度和分工具有各自不同的演进机制，两者的耦合与匹配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它将表现为制度演化的过程在某一阶段为产业演化和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动提供了适宜的制度安排，这两者的耦合程度关系到县域经济民营化的发展路径进而决定着该区域的经济绩效。大量的经验事实表明，成功改制的国有企业不仅提高了自身的经济效率，而且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县域民营企业集群的产生。因此，有必要探求改制国企与相关产业群生成之间的经济逻辑，为解释民营企业集群的形成和发育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一、文献回顾本文运用制度分析的方法，从智力外溢和企业家效应两个层面对民营企业集群的形成机制进行探讨。因此，有必要回顾一下有关企业集群、智力外溢、企业家制度的研究文献。当前的研究文献中，或者对民营企业集群的形成机理、动力机制以及外部作用要素关注较多，或者对国有企业改制后的自身效率提升充满兴趣，而对国有企业改制的衍生效应促进民营企业集群的形成这样的经济现象却少有研究。首先对企业集群理论研究文献作简短梳理。经典的产业集群理论，如马歇尔、阿尔弗雷德·韦伯、保罗·格鲁格曼、波特从外部经济论、从工业区位论、专业化规模报酬、竞争优势理论的角度对企业集群的形成机理作了较多研究。当代研究文献中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学科背景对企业集群做出不同的解释（吴向鹏，2003）。经济学家通过外部经济、专业化分工、交易成本等理论或概念来解释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机制；社会学家则强调非正式的社会关1本文为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十五”规划重点项目“县域经济民营化的制度变迁路径与绩效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立项号：[2005]020。主持人：杨雪锋。2杨雪锋，男，三峡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企业经济学研究。地址：湖北省宜昌市三峡大学政法学院（443002）。电话：[phone]。Email：[e-mail]。1系网络和人际关系网络以及本地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影响；地理学家则强调产业柔性专业化基础上的空间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强调地理空间对产业的集聚和发展过程的影响。国内学者的研究更具现实意义。经济社会学中的社会资本理论是分析企业集群形成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集群的专业化分工不完全同于传统的分工理论,而是基于雄厚的社会资本优势，即:资本家资源的培育、基于信任的合作关系和区域的创新文化。基于社会资本的地域分工经济体现在正外部经济、市场规模扩大的外部性、劳动力市场供给、信息交流与技术扩散等方面（魏守华，2002）。对中小企业集群的研究，江浙学者从区域经济、非正式制度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探讨；广东学者则更着重于从企业网络或企业家网络的角度来研究企业集群，同时也强调企业家创新精神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小企业集群；从产业集群演变特征角度研究。台湾学者注重运用社会关系网络理论解释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从创新网络角度，王辑慈（2001）总结了影响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区位与空间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产业组织与经济方面的因素、公共机构与组织支撑因素。这些区域成功的关键是集群内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其他行为主体之间在发展中结合成合作的网络，使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以及新知识、技术和有价值的思想、信息在网络中顺畅地流动、扩散、创新与增值。在智力外溢与区域经济增长方面，新增长理论中有Romer的干中学模型、Arrow的知识外溢模型和Lucas的人力资本模型以及R&D模型等，应用性研究方面对跨国公司对当地的智力溢出效应研究颇多。在智力外溢与产业集群的关系方面，多数认为是智力外溢的聚集效应对产业集群形成的吸引作用，外溢聚集力是蔟群形成的基本动力；把区位外溢分为物理外溢和智力外溢；外溢是产业地理集中除自然优势以外的另一个主要动力。这些观点关注的是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外溢产生的直接经济效应，而忽视了单个大企业智力外溢在衍生和扩散方面的作用，即外溢对催生小企业进而形成企业机群的作用。有关企业家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把企业家制度变迁与企业集群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成果就很少了。可贵的是，魏江等人（2004）以柳市为例研究产业集群发展中的企业家精神溢出现象。他们认为，中小企业“群雄并起”式的蓬勃发展,与部分带头企业和个人的创业示范作用是具有紧密相关性的。当地文化的催化,利润的刺激,明星创业者的示范和传帮带,使当地越来越多人加入到同一个行当中,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形成蓬勃的创业气氛。我们将这种现象归结为企业家精神溢出,并形成外部经济性的结果。上述的研究结论在各自的领域内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它们又是各自孤立的。对于改制国企与相关产业群生成之间的关系，需要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寻求这些变量之间的相互联系，这两大经济现象之间的经济逻辑就是通过智力外溢和企业家效应两个之间变量的联结推导而来。二、经济转轨过程中县域经济的特点与民营化路向本文研究的经济现象是在县域经济民营化进程中改制国企与相关产业群生成的经济关系，故现实背景就锁定为县域经济。一般地说，县域经济在总体上具有如下特征：边缘性、特色性、多样性、二元性和基础性；在产业特征方面具有依附性（中间品或辅助性产业）、终端性（面向消费者）、集中度低（受融资能力和人力资本的局限）等特征；在产品市场特征方面私人产品多为完全竞争性，公共产品多为小规模性。因此，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属于“放开”和“搞活”的对象，也是改革中的政府干预需要较多“退出”的领域。县域经济民营化就是在这种改革逻辑和现实背景下成为理论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从现实来看，县域经济民营化是政治压力和财政压力的结果。改革的整体推进对县域经济民营化产生一定的压力和激励：（1）从真实意图分析，县域政府官员是缺乏改革动力的。因为县域经济中，国有企业的存在可以为其寻租提供较多的机会；而且改革以后可能面临很多不可预期2的收益损失，包括民间力量随着经济发展而兴起带来个人权威的丧失。但是更高一级的政府官员为贯彻中央政府的政策，对其施加改革的压力。所以，对他们来说，民营化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政治任务。（2）从财政收入来看，国有企业的效率日见低下，县级财政凋敝，各项配套改革接踵而至，迫使县域政府官员寻求新的税收增长点，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这种激励。各项配套改革如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乡镇行政体制配套改革都需要县级财政的部分支持；大中型国有企业跨地区重组，部分原属地企业外迁或资本重组，这些都会导致属地税源减少。体制外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尽管不为部分官员所认同，但是它们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贡献逐步加大，尤其是税源的扩展给地方政府带来意外的惊喜，也产生支持民营经济的激励。县域经济民营化背后的经济逻辑是产权改革、市场演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刘小玄（2003）认为，市场结构与产权结构匹配决定经济效率。其中，市场结构反映企业规模（产业集中度），产权结构反映经济主体的激励。县域经济与民营经济具有匹配的内在机制，县域经济的产权主体的分散性和企业的小规模决定了其产业发展的主力军是民营中小企业。不过，经济变迁到这种程度，还不足以形成竞争力。只有在专业化分工的推动下，形成民营企业集群才会有更强的区域竞争力。对县域经济民营化制度变迁效率的再评价。在县域经济的资源生产力布局中，相对优质的资源大都集中在国有企业。早期的县域国有企业集合了当地素质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本、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只是由于制度安排的制约才导致了经济的低效率。在改革的深入推进过程中，由于旧体制的僵化以及市场竞争的压力，原有的这些资源变成了经济增长的包袱。在一定意义上，充分地利用这些资源，并形成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一条节省发展成本、减少不必要损失的发展之路。然而，资源的价值昀终要靠市场来体现。市场起作用时，资源自然就会按照其价值配置到合适的地方。因此，从明晰交易主体和产权归属，进而形成决策分散化、预算硬约束的微观基础来看，县域国有企业民营化可以增进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意义。经济效率不仅包括配置效率（即帕累托效率），而且包括技术效率，也就是分工效率。更高效率的民营化应该不仅仅局限于出现众多的中小民营企业，而且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集群。县域企业集群是专业化地理分工的结果，因为有一个主导产业或核心产业,由这个产业引发一连串的创新活动,带动整个区域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在大量的实践探索中，出现一种发展模式，即“一主三化”，也就是以民营企业为主体，实现产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一主三化”在实践的高级阶段就是形成民营企业集群。民营企业集群化因而被视为发展县域民营经济的一个重要思路。从国有企业民营化到民营企业集群看似两个分离的经济现象由于时间上的继起关系需要在理论上寻找经济理由。三、制度变迁、智力外溢与民营经济成长民营企业集群是经济转型和工业化双重推进过程中的一种现象，它是制度变迁和专业化分工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制度、知识和网络成为研究民营企业集群的重要元素。企业集群按形成机制可以分为组织设计型和自发生成型两种类型。组织设计型体现了作为设计主体的地方政府的发展目标与战略意图，而自发生成型是指依据地理位置、文化传统、产业联系和市场聚集资源等因素自然形成的企业聚集（任巍等，2005）。民营企业集群是理性设计和自然演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它首先表现为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这一变迁过程，萌芽期是诱致性变迁，到了一定阶段则是强制性变迁。政府“见苗浇水”，主动介入，为其成长增加制度供给。制度变迁理论认为，所谓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3行。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林毅夫，1991）。民营企业集群的形成正是这两种制度变迁形式结合的产物。1、基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国有企业衍生效应与民营经济的边际增加本文关注的是国有企业改制后其人力资本、技术、品牌等智力性资产的溢出效应。这种效应表现为衍生性、扩散性和渗透性。对大企业的溢出效应，一般分为两种作用，即吸聚作用和衍生作用。吸聚作用是指吸引外来者的进入,衍生(spin-off)作用指由集群内人员新成立企业,或由母公司分裂出新公司（赵中伟，邵来安，2002）。本文研究的是后者对民营中小企业的形成产生的影响。从国内外自发生成企业集群产生的动机来看，具有比较明显的自发追求生存和经济利益的特性。“比较优势”原理适用于解释我国自发生成企业集群的出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企业具有地理区位上的优势，具有原材料、劳动力、市场销售环节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时，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和裙带关系的拉动，市场经济这双“无形的手”就会自发地促使自发生成企业集群的产生（任巍等，2005）。国企改革的溢出效应对民营企业集群形成的作用，正是市场这双“无形的手”在转型时期与人力资本趋利性本性的体现。其作用机理可解释为：（1）直接的智力外溢。表现为国企改革后部分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