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的基本问题(下)

厘清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的基本问题（下）作者：袁伟时六、思想文化变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一向宣称自己是新文化运动的继承者。但是，长期在战争环境下求生存，又使它锻炼成为强调集体意志和铁的纪律的政党。掌握全国政权后，列宁主义政党如何向执政党转变，又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重大问题。于是，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斗争、批判、运动连绵不断，终于形成了众口一声的反常局面。1978年改革开放后，思想文化复苏，新文化运动又浮出水面，内容和形式都没有变。与五四时期不同之处有三点：（1）从改革开放前沿地区开始，逐步波及全国，慢慢形成星罗棋布的格局，知识分子从不同角落发出自己的声音。没有明显的思想界领军人物，各人根据自己的认识和良知在默默耕耘。（2）互联网兴起成为影响极其深远、广泛的载体。（3）人权、财产权与法治在抗争中逐步由异端向主流转化，并一一写入宪法，但纸上的规定要转化为法律实践和行为准则，仍然步履维艰。多年来有些朋友一再否定新文化运动，从认为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进而指斥思想文化变革就是灾难根源。这些朋友认同新文化运动倡导的自由、法治和民主、宪政,但反对它所推动的思想文化变革。没有权力和暴力介入的论争是思想文化发展的催化剂和正常途径。五四新文化运动留下的记录是：开拓了学术文化和言论自由的制度环境，拓展了自由空间。它唯一和权力结合的是1920年1月12日，教育部采纳全国教育会议的建议，下令小学教科书停止使用文言，改用白话文。这是功德无量的成果，符合异端变主流的文化变革规律。他们还有许多具体的指摘和怀疑，值得一一检视。1、思想文化的革命必然带来灾难这些朋友讴歌政治革命。但任何国家的社会变革、政治变革都是以思想为先导。没有启蒙、思想作为先导,英国革命、法国革命乃至辛亥革命都是不可能的。何况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人权与科学或民主与科学，鼓吹的文学革命和语文合一都与武力革命不搭界。至于陈独秀进入1920年代提倡暴力革命和专政，那是其身份转变——从思想家转化为政治家和革命家，坚守原有阵地的剩下胡适、鲁迅等一大批人。哈耶克说得好:“从长远来看,人类的事务是受思想力量指引的。”“昨天的异端会成为明天的信条。”论者认为提倡反传统就是灾难。如此说来，中国人应该永远匍匐在圣人和尊长脚下；同时设置思想警察，拘禁一切超越标杆的“过激”思想。2、梁启超、鲁迅提出个性解放、改造国民性，是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思想改造和文革时期“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根源所谓改造国民性，实质是推动中国文化从臣民文化转变为公民文化，让中国人冲破思想桎梏，成为独立自由的现代公民，内容都无可挑剔。束缚个性，培养乖孩子，至今仍是中国教育的致命伤。至于进行的方式是自由呼吁、自由交流，信不信由你，与强迫进行的思想改造风马牛不相及，更与“文化大革命”中在暴力胁逼下狠斗私字一刹那的“全面专政”背道而驰。3、新文化运动是法国启蒙的孽子哈耶克提出启蒙有两个传统，一是法国的传统，一是苏格兰的传统。前者是激进主义的根源。现代社会是自发秩序生长过程，社会、思想、信仰完全是自发演进的，回归英国道路才是正道。对英法不同的启蒙传统怎么看？愚意以为，哈耶克论断忽视了两国思想相互交融的一面。任何国家的思想文化都是复杂的，而且思想没有国界，即使在信息传播比较缓慢的年代也会向周边地区扩散，英法两个近邻更是如此。法国和英国两个传统是互相交叉的，法国有过很多很极端的东西，英国则有掘地派、平等派，那些主张一样是空想的。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1516年发表《乌托邦》一书，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实行高度集中计划，把恐怖统治神圣化，是后来一切政治意识形态所不及的”，“国内政策是以一种神圣的恐怖来推行的，至于政治讨论只有在指定的时间、地点,方能容许。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主义和19、20世纪的其他革命灵性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十分明显的”[16]。至于孟德斯鸠受英国的影响，更是众所周知。他写作《波斯人信札》和《法的精神》的灵感来自对英国制度的考察。伏尔泰的《哲学通信》也反映了他对英国的深刻认识。1776年的美国独立战争是英国自由传统的产儿。1789年法国大革命诞生的《公民权和人权宣言》则继承了英国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思想成果，并且是在美国驻法公使杰斐逊官邸中制定的。哈耶克说：“自由主义的中心思想是，在贯彻保护公认的个人私生活领域的公正行为普遍原则的情况下，十分复杂的人类行为会自发地形成秩序。”但他也深知“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之外，几乎还没有人理解”法治和守法政府的理想。[17]在另一个世界——拒绝保护个人私生活领域的社会，离开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清理和批判，离开外来思想的输入和浸润，显然不可能自发产生自由秩序。这是中国启蒙——新文化运动必要和艰难的现实基础。这些朋友用心良苦，想提醒中国人要吸取历史教训，避免社会再度动荡，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历史实际。1793年的雅各宾专政仅在巴黎就杀了17000人，全国有40000人被杀，当时法国的人口为2600万。英国革命过程相砍相杀，从1640年革命爆发到1688年光荣革命整整花了38年，20多万人丧生，而17世纪中叶英格兰的人口将近530万，包括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总人口则为770万。英国革命同样血腥，论是杀人的绝对数还是占人口总数的比例，都远远超过法国大革命。这些无可抹杀的事实，值得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深入思考：为什么很多思想和原则正确，接踵而至的实践却是恐怖？法国大革命的《公民权和人权宣言》(下简称《宣言》)提出17条原则，如果不断章取义，每一条的基本思想都是正确的。有人指责它过于强调平等和公意，过分尊崇法律。翻开美国的《独立宣言》，不也大声宣告“人人生而平等”是不言而喻的真理。点燃独立战争圣火的《常识》说的是:“正如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一样，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宣言》第六条说，“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与公民参与法律制定和规定“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施行保护或处罚都是一样的”构成一个整体，是保障公民权利而不是剥夺公民自由的根据。[18]是不是《宣言》过于激烈？英国人提出的《权利请愿书》以传统的名义发言，“彼等伏请于陛下者，皆按诸本国法律条例而原为其权利与自由者”，后果也是那么血腥。雅各宾专政嗜血，假自由的名义剥夺自由，另有原因。应该仔细研究理论和实践对接中哪一环节出了问题？归根到底是对《宣言》正确思想的背叛。翻阅一下罗伯斯庇尔大开杀戒时的言论吧，哪一点不是与《宣言》背道而驰？分歧在制定《宣言》时已经非常明显。罗伯斯庇尔一开始就冀图把自己的阶级仇恨和民粹主义的极端主张写入《宣言》。他在提出的草案中宣告：“国王、贵族、暴君，不管他们是怎么样的，都是起来暴动的奴隶,他们反对作为大地的主权者的人类，并且反对作为宇宙的立法者的自然界。”“任何规定，如果不假定人民是好的，而公职人员是贪污的，就是有缺点的规定。”“当政府违犯人民的权利时”和“公民得不到社会保障时”，“使反抗压迫的行动屈服于法定的方式，就是一种最精巧的暴政”[19]。屠杀源于极端思潮压倒了《宣言》的正确原则。深入一步考察，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这个过程的长短和代价大小，取决于路径选择是否恰当。英国光荣革命后走向文明的标志是1689年以后，实行法治了，不再动用刀枪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随之而来的是稳定和发展。如果迷恋暴力，无论多么正确的原则或是美好的传统都会被践踏。法国的《宣言》和英国的传统都强调分权制约。但雅各宾俱乐部、克伦威尔、拿破仑都有不受限制的权力。1799年，拿破仑执政，大声宣布：革命结束了！可是他挥师出征，输出革命，依靠的还是暴力。把他囚禁起来后，整个国家仍然革命余震不息，一直到1870年后才稳定。从1789年算起，历时80多年。要改变这样的局面，必须改变思想文化，树立以改革、法治代替暴力的观念。无论制度建构还是观念变迁都靠经验积累，光是说理，人们不一定信服。翻开人类历史，映入眼底的是文明与野蛮交织。几乎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总是创巨痛深才会迷途知返。杀人如麻，饿殍遍野，兵连祸结……哪一个国家没有这样悲惨的记录？这叫在劫难逃！直到多数人觉醒：保障个人自由的制度建设是宪政的核心；民主、法治是解决社会矛盾和分歧的最好方式；国家和民族利益冲突应该通过民主途径与和平协商来谋求双赢，野蛮才会日益消退。在中国，改革者们不能不依靠输入外来的法治和自由的思想，推动“人权与科学(思维方法理性化)”植根，说服人们相信通过思想文化变革推动制度改革是成本最低的发展方式。这正是新文化运动的追求。过去知识阶层以胡适和《大公报》为代表，不断地批评政府，批评中不排斥合作。很多人说他们是“小骂大帮忙”，鄙薄这种行为方式。其实，“小骂”是公民行使自己对政府的批评权、监督权,也是改变官员和社会大众观念的一种方式。这对政府当局，对执政党，是帮助它们转换思想走上民主法治的正轨；而说到底是帮了民众的大忙，帮了国家的大忙，避免了大动荡带来的大损失。这样的“小骂大帮忙”，是公民意识的觉醒。否定它，等于作茧自缚。当胡适他们批评国民党剥夺言论自由，抛弃民主、宪政，发动“人权论战”的时候，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不但不支持，反而辛辣嘲讽,说他们是《红楼梦》中的“焦大”，是奴才提醒主子：主人,您的衬衣脏了，要换一件。从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全局看，这样的误解是不足取的。公民固然有反抗压迫的权利，但不应随便动刀动枪。舆论监督、选票和法治是公民驾驭公共权力的基本手段。这是鲜血换来的经验。在东方国家确立这些制度绝非易事，中心一环是推动全社会的思想文化变革，让公民文化取代臣民文化，以法治文化取代专政文化。七、新文化运动是毁灭还是拯救了传统文化不同流派的学者都指责新文化运动摧毁了传统文化。事实正好相反，它拯救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必须确认一个基本态势：19世纪或更早，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进入穷途末路。（1）知识阶层原有知识结构无法应对面临的内政外交问题。“书小楷，诗八韵，将相文武此中进……昨日大河决金堤，遣使合工桃浪诗。昨日楼船防海口，推毂先推写檄手。”[20]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只能培养出知识如此贫乏的人。承平年代，萧规曹随，尚可马虎应对，稍有事变，只能手足无措，更不要说推动社会转型了。（2）对外部世界惘然无知。“岛夷通市二百载，茫茫昧昧竟安在。”“为问海夷何自航？或云葱岭可通大西洋！”[21](3)知识结构陈腐、停滞，丧失了自我更新的能力，无力开拓新知。大凡一种文化学术不能在交流、讨论、潜心研究中激发新观点、提出新方法和寻求新材料，必然停滞不前，日益没落。与自然经济相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定型化了。知识阶层以四书五经为敲门砖，毕生在经史子集和诗词歌赋中打滚，只有小聪小慧的闪光，不见冲破桎梏的电闪雷鸣。为社会转型所必需的人文、社会科学无法在这块土地上产生。打破这个局面需要外来思想文化的冲击和竞争，在改变知识结构的同时，激活自身的活力。新文化运动恰好适应了这个历史需求。这是传统文化的凤凰涅槃。传统文化不但没有毁灭或断裂，而且展开一片新天地。经史子集四大类，每一领域都因研究方法改变而硕果累累。新史学成就辉煌。经学和诸子研究远超前人。考古学建立起来了。古典文学研究也进入新阶段。吸收西方学术研究方法和规范带来的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春天，说中国文化断裂了是情绪化的无稽之谈。艺术和文学的命运又如何？新文化运动最成功的业绩是文学革命。只要不带偏见，谁也否定不了1919年以后90年的文学创作成就远胜大清帝国267年。“旧戏曲”曾受陈独秀攻击，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戏曲的黄金时代。国画不但没有衰落，而且因大胆吸收西方艺术成就而别开生面。原来没有的话剧、西洋画、交响乐等艺术也在中国站稳了脚跟。最有争议的是思想领域。辛亥革命废除帝制，三纲失去了存在的根据。但在军队、官场和底层社会结构（家族、黑社会）中，它依然是不能触犯的信条。胡适的《李超传》中，一个广西富裕家庭的女孩，为了到广州和北京求学,竟然被认为违背了尊长的旨意，加上女子不能继承遗产，经济来源断绝，在北京贫病而死。三纲杀人，男女不平等杀人，声讨这样的观念和制度，正是涤荡传统文化，创造现代文明的过程。这也是世界各国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