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马尔萨斯和李嘉图

第六章马尔萨斯和李嘉图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著述时代，同斯密相距约半个世纪。1776年《国富论》出版时，英国的工业革命刚刚起步，到1820年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力发表，工业本命已接近完成。资产阶级、雇佣工人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构成了英国社会三大基本阶级。随着工业本命的进展阶级利益的对抗日趋明显。当时在经济思想方面，虽然对于什么是国民财富这个经济界争论了数百年的问题,自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以后已成定论(即国财富的大小，取决于资本、劳动和土地的数量及其使用方法)并被普遍接受，但是，斯密关于价值问题的论述并非明白无误生产理论也有待于进步完善和发展。因此清理斯密遗留下来的含糊思想和片断论述，便成为理论发展自身提出的要求，并构成了《国富论》之后经济思想发展的主要思路之一。与此同时，实践又提出了财富分配问题，并置于一切经济问题之首。经济学家已不再热衷于探讨财富是怎样生产的问题，而是生产出来的财富如何在社会各阶级之间进行分配，以及决定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相对规律等问题，这就构成了《国富论》之后经济思想发展的又一主要思路。生产问题虽然远没有解决，但已暂时黯然失色，分配却成为支配切的首要问题。在斯密的后继者中，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既接受斯密学说，又不为其学说所囿，力图对经济问题作出独立解释，是两位在经济思想上有所建树的经济学家，也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最负声望的经济学家。他们两人的理论和相互间的争论，构成了这一时期英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史。第一节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经济理论(一)马尔萨斯的生平和著作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RobertMatthus.1766〜1834)出生在英国个望族家庭,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曾在剑桥大学学习哲学和神学。1798年取得英国教会僧籍任苏黎郡亚培利的牧师。1804年起直在东印度海利贝里学院担任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是伦敦政治经济学学会和统计学会的创始人、英国皇家协会成员。马尔萨斯著述颇丰，例如：《粮食的高昂价格》(1800年)、《谷物法效果的观察》(1814年)、《关于限制进口政策观点的根据》(1815年)、《地租的性质与发展》(1815年)、《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价值尺度》(1823年)和《政治经济学定义》(1827年)等。但是马尔萨斯的成名并不是因为撰写了这些著述，而是他最早于1798年匿名发表的一本关于人口问题的小册子，名为《论影响社会未来发展的人口原理，兼评葛德文先生、康多塞先生和其他着述者的观点》。该书出版后在社会上立即引起很大反响马尔萨斯在世时先后再版五次。(二)人口理论马尔萨斯理论分为人口理论和一般经济理论两部分。同其他发生较大影响的著作一样，《人口论》也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十八世纪的英国正处于政治和经济的动荡时期。首先是农业革命，对农民进行剥夺，广大农民被赶离土地，出现了大批＂过剩人口＂。其次是产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英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大大加强，资产阶级从产业革命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而工人阶级则普遍处于贫困状况。十八世纪末，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对英国也发生了广泛影响。大大促进了英国人民的斗争热情，十八世纪最后几年间，在英国就掀起了社会改革运动，出现了一批激烈主张改革者，其中较有影响的是葛德文和康多塞。葛德文和康多塞认为，随着人类理性和科学知识的发展，不平等现象将逐步消除，人们将工作较少而获得较多，不会产生人口过剩问题。目前有些地方人口失调是因为人为制度在作祟。失业、贫困和罪恶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应加以根除，因为它违背人类理性的发展。马尔萨斯的父亲是葛德文和康多塞理论的信奉者，年轻的马尔萨斯因观点不同，常常就这些问题与父亲进行争论，后来在父亲的鼓励下把争论中产生的思想付诸文字。作为争辩的产物—第一版《人口论》的观点较为偏激，当时以匿名发表。后经马尔萨斯几度修改，观点和语趋于缓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从下述两个假定出发：＂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1在马尔萨斯看来，第一个假定为无可辩驳之公理，第二个假定葛德文亦未能否定。尽管人类在智力方面远远胜过动物，在繁殖上却与动物无多大区别。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增长，几乎每二十五年翻番。人类依存的生活资料即使在有利条件下也仅以算术级数增长，由于土地收益递减，其增长速度较此尚慢。在马尔萨斯看来，如果仅阐述这些人们显然能够接受的前提和规律，便无写作《人口论》之必要。因此，他的主要任务在于将两个前提和两种规律相比较，从中得出些有益的结论。显而易见，根据上述规律，人口数量和所需生活资料数量之间存在着巨大差额。由于生活资料为人类生存所必需，必然存在着某些限制人口增长的因素，强使人口增长同生活资料的增长保持平衡。《人口论》的目的即在于指出这些因素的存在、作用和发展趋势。限制人口增长的因素包括不卫生的职业、剧烈的劳动和严寒盛署的煎迫、极度贫困、儿童的劣质保育、城市的拥挤、各种过度行为以及饥荒、传染病、瘟疫和战争等。这些限制性因素又可分为预防性限制和积极限制两类。所有限制出生的因素(如晚婚、不结婚、不生育等)属于预防性限制；所有缩短生命的因素(如1马尔萨斯：《人口论》，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页饥饿、疾病等)属于积极限制。如果不是从人们的态度而是从人们的感受角度考察，这些限制又可称为痛苦的限制和罪恶的限制，两者分别同预防性限制和积极限制相对应。《人口论》初版刊行后曾受到许多批评。为了缓和人们的批评，马尔萨斯在第二版中新增了道德限制，即节制结婚和生育的预防性限制。各种限制因素共同作用和相互补充，使某种限制的松动由其他限制的加强而补足。马尔萨斯指出，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口限制将从积极限制为主向预防性限制为主过渡从痛苦和罪恶的限制为主向道德限制为主过渡。2由于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集中讨论了人口问题反复强调人口必然受生活资料数量的限制这一基本命题，指出了限制人口增长的各种因素及其主要因素的发展趋势，加上马尔萨斯能言善辩，因此，该书出版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葛德文当时在英国颇有声望，而《人口论》恰是与葛德文的观点针锋相对，这就更加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在此以后，经济学说史上所有讨论人口问题的著述，无论持肯定态度还是否定态度，几乎都要涉及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主张将避孕作为人口增长主要抑制手段的新马尔萨斯主义和提出“人口爆炸论”、“适度人口论”、“人口过度论”的现代马尔萨斯主义，都是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在新条件下的演变。经济学家们有时从自然科学得到启示，但很2马尔萨斯：《人口论》，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8页少有自然科学家从经济学中得到启示的情况。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就是丛《人口论》得到启示而提出的，仍属于这些少数情况之一。3一些批评家认为，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反复渲染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但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根本没有这种实例，因而断定马尔萨斯的理论既不足信也不可取。然而这种批评是对马尔萨斯的一种误解。尽管马尔萨斯本人有意无意地使人们相信世界人口在按几何级数增长，但他从未在任何地方明确指出现实的人口增长遵循几何级数规律。几何级数增长速度是指人口在无任何限制情况下的潜在可能性。《人口论》所研究的核心问题恰恰是人口增长的这一可能性为何未成为现实。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确是一条公理，但是，食物对人口增长的限制作用只是一种十分抽象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遥远得几乎不存在，或者只存在于人类形成的初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足以抵消人口增长对食物的压力。如果生活资料数量现实地限制着人口增长，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那么人口也必然会按算术级数增长。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在生活资料对人口增长发生影响之前，就业的难易早已在调节人口数量。再说如果生活资料数量现实地限制着人口增长，它早就应当作为主要限制因素来看待。3“生存竞争……是将马尔萨斯理论运用于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查理士·达尔文的生活和书信》第一卷，第83页。转引自《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第2卷，第6页）但是，马尔萨斯本人在分析限制人口增长的因素时，却常常将这最“基本的”限制置于脑后。以前人们常常指责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利用了许多前人的观点却掩盖了这些观点的出处，认为《人口论》是对别人观点的无耻剽窃。其实，综合前人观点同剽窃是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性质差别的两种不同范畴，决不会影响者在学说史上的地位。普乃斯对此曾经指出：马尔萨斯在《人口论》第一版和第二版之间曾经承认，《人口论》初版中的许多问题已被前人研究过。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人们显然已了解到人口的过快增长造成的贫穷和痛苦，并出了极端的解决办法”；后来，法国的一些经济学家有时也论及这一问题、在英国则有富兰克林、斯图亚特、阿瑟•扬和汤生德。而他在《人口论》中的主要观点乃是从休谟、华莱士、亚当•斯密和普乃斯博士的论述中推论的。他所做的只是“有力而精确地将人口增长与食物增长相比较”，研究“将人口限制在生活资料水平的各种方式”，探索其“原则和影响”，从中得出“有实际意义的推论”。4普乃斯的这些论述无疑将缓和对马尔萨斯的攻击。(三)经济理论本学术作的影响大致表现为三个方面：其该著作的方法和内容对以后这领域的其他著述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二，它对一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发生了实际作用，某4参见L.L.普乃斯《英格兰政治经济学简史》，英文版，第47~48页些主张甚至直接被当作政策使用。其三，它对其他领域的研究具有启发些用。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确实同时具有上述三方面作用。与甚为轰动的《人口论》相反，马尔萨斯的经济学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出版时几乎默默无闻。在《政治经济学原理》出版前，马尔萨斯曾预言该书将同他的《人口论》一样获得成功，结果却出乎意料，英国当时的主要经济学刊物对该书均保持沉默，书的销路不佳，出版商为此遭受巨大损失。如果不是因为凯恩斯的“发现”，马尔萨斯的经济理论至今仍可能默默无闻。事实上，即使在凯恩斯“发现”之后，相当一部分西方经济学说史家仍未在自己的著作中给马尔萨斯以一席之地。这种状况可能与马尔萨斯的冗长、罗嗦、津津乐道于细枝末节有关，也可能与其在争辩中的好辩乃至好斗的态度有关，但更主要的应从马尔萨斯的经济理论本身和当时的社会阶级背景得到解释。与他的人口论相比，其一般经济理论却相对平淡。例如，他的“收益递减论”来自于杜尔哥和安德森；“工资基金说”是对斯密理论之解释，与李嘉图的工资理论无大差别；将地租归结为自然的赐予，未超出斯密的观点，最早用土地肥度和地理位置差别来说明地租的是配第和李嘉图；马尔萨斯地租学说的独特性在于将谷物增长和人口增长同谷物价格的上涨相联系。作为生活必需品的谷物数量的增加必然引起人口增长，从而增大对谷物的需求，使谷物价格上升，这一解释似乎颇为新颖，但很难说是正确的并能为人们所接受的观点。在《人口论》中，马尔萨斯讨论的不仅是一般人口理论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在争论中，他站在有产阶级一边，将劳动人民的贫困归咎于他们繁殖过多的人口。这一观点无疑迎合了有产阶级的利益，从而能为资产阶级所推崇。问题的重要性以及马尔萨斯的立场，是《人口论》得以成名的社会阶级原因。他的经济理论则与此不同。在经济问题的争论中马尔萨斯常常维护土地所有者利益，站在土地所有者阶级一边反对工业资产阶级。这种做法无疑会遭到新兴资产阶级的反对。李嘉图、萨伊等那些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正统经济学家，将马尔萨斯的理论看作学术异端，对之加以批驳当在意料之中。这是马尔萨斯的一般经济理论在当时未引起重视的社会阶级原因。但是，作为经济学说史上一位重要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理论对后来的经济学家无疑仍具有一定影响。尤其是关于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以及关于危机问题的论述，前者实际上为马克思所接受，后者则为凯恩斯所称道。在价值理论方面，马尔萨斯继承斯密的“所换得的劳动”决定商品交换价值的学说，不同意李嘉图的商品交换价值取决于其生产上所费劳动的理论。5马尔萨5斯密的“所换的的劳动”价值说，西方经济学家习惯称之为“支配劳动说”(commandinglabourtheoryofvalue)，而所费劳动法则称为“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