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古斯塔夫二世战阵亡后瑞典在三十年战争中的外交政策之原因和影响

探究古斯塔夫二世战阵亡后瑞典在三十年战争中的外交政策之原因并略谈其影响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专业成律三十年战争是由以基督教宗教改革为主的导火线引燃，波及大半个欧洲的一场深重灾难，最终以1648年《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的签订告终，被认为是第一个近现代国际政治体系，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战争起于1618年因波西米亚国王（选帝侯）人选问题而诱发的“掷出窗外事件”和之后的白山战役（更深层次的因素则可以推溯到查理五世时代乃至于更早），终于1648年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的谈判桌上。在三十年的战与和中，神圣罗马帝国各邦国彼此大动干戈，丹麦、瑞典帝国、法国先后出兵德意志兰，西班牙、英国、土耳其、意大利地区各邦国、波兰、教皇国均以不同形式对战争和政局施加自己的影响。在这场席卷欧洲、意义深远的大战中，瑞典帝国（下简称瑞典）是重要的一员参与者。无论是其君王，号称“北方雄师”的古斯塔夫二世的个人魅力，还是其一度所向披靡的战绩，抑或是其由此获得的跻身欧洲强国之列，都值得在史书上写下浓重一笔。本文旨在简要分析古斯塔夫二世这位传奇君王在1632年11月吕岑战役阵亡后瑞典采取的对外政策，探究其施行该政策的原因并略谈由此造成的影响。在吕岑战役中，瑞典领导的新教联盟军队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军队与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组成的天主教联盟军队展开血战，最终古斯塔夫二世阵亡，新教军队获得胜利，并且击毙了天主教军队的重要将领帕彭海姆。在这一场战役后，瑞典的外交政策有了相当的变化。在此前，瑞典的外交政策主要是用各种办法尽可能多地团结一切德意志兰新教邦国，试图成为新教集团的核心，由此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发起挑战。古斯塔夫二世的政治目标是极其宏大的，“他想在这里，在德意志兰德中心点切断皇帝势力的神经”①，甚至考虑过自己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而在瑞典国王死后，接替他担任瑞典最高指挥官首相奥格森斯提尔纳（古斯塔夫二世之女克里斯蒂安当时年仅五岁）奉行的外交政策基本可以概括为：瑞典没有选择像之前的丹麦一样，在签订《吕贝克和约》后退出德意志兰的战争，而是搁置了和波兰的种种冲突，选择全力以赴在德意志兰地区作战。但同时瑞典选择了与法国加强关系，更多依靠法国的力量打击哈布斯堡家族为核心的天主教阵营，渐渐放弃独自领导德意志兰整个新教联盟的目标。要分析瑞典当局这样的决定，是需要先了解之前一段时间的历史的。在此前，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亲率远征军踏足德意志大地，在波美拉尼亚海滨的鲁登岛登陆，之后和大量新教邦国签订合约，并和法王及黎塞留当局结盟，凭借天时地利人和，多次击败斐迪南二世麾下悌利伯爵的军队，不断扩大同盟。之后新教当局兵分两路，瑞典军队进攻德意志地区的心脏——法兰克尼亚地区，而萨克森盟军则向斐迪南二世的直辖地区：奥地利和波西米亚进发。在此情况下，天主教邦国岌岌可危，在七大选帝侯之列的美因茨大主教区也被瑞典军队攻克，因此皇帝不得不启用被废黜的前最高指挥官瓦伦斯坦。此外，为同时遏制哈布斯堡家族和瑞典，法国亦和对斐迪南二世怀有二心的天主教阵营核心成员巴伐利亚公爵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在古斯塔夫死后，新教联军（主要是瑞典人和萨克森人）在1634年的诺尔德林根战役中惨败，瑞典军队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军队逼退到波罗的海沿岸。在简要回顾了之前的历史背景后，考察瑞典的外交政策，笔者认为，促使其采取此等外交政策的原因如下。首先，是驱使瑞典选择介入这场战争的核心利益导致瑞典不会像丹麦一样退出战争。瑞典的核心利益，是阻止神圣罗马帝国对波罗的海的支配，并且实现对波美拉尼亚的控制。这可以在古斯塔夫二世在讨论是否出兵德意志兰的一次内阁会议发言中看出，他说：“……大海是辽阔的。在瑞典我们得防守广阔的海岸……保住施特拉尔松德（一座波罗的海沿岸与瑞典结盟的德意志城市）对我们来说举足轻重。只要这一港口还对我们开放，我们就会保住在波罗的海的威望，与德意志兰开展自由往来。但为保卫施特拉尔松德，我们不能呆在瑞典，必须派一支大军越过瑞典开往波美拉尼亚。不要再向我提防御战了……”②瑞典国王志在夺取波美拉尼亚的战略是有深层次考虑的。瑞典若没有对波美拉尼亚的控制，就等同于放弃对波罗的海霸权的谋求。在放弃波罗地海霸权后，瑞典在和波兰、丹麦两个宿敌的斗争中就会处于不利地位。波兰与瑞典素来有严重的利益冲突，其矛盾在针对瑞典王位继承权的问题上集中爆发，甚至一度彼此开战；而丹麦则历来与瑞典不和，又因为在争夺下萨克森地区和英国援助的问题上积怨（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拥有德意志邦国荷尔斯泰因的君王头衔，因而更易插手德意志事务）。不甘心瑞典强大的丹麦甚至在战争后期与哈布斯堡家族结盟，在1643年至1645年与瑞典开战。而瑞典在获得波罗的海支配权后，就可以轻易插手德意志事务，从而在扩大自己势力的同时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瑞典通过与同样位列七大选帝侯之一的勃兰登堡马克伯爵结盟，与之共同对付波兰。勃兰登堡素来与波兰为敌。勃兰登堡的前身是条顿骑士团国，波兰是与其争夺生存空间最大的对手。瑞典又通过与新教尼德兰的结盟，组建在波罗的海的联合海军，这在1643年对丹麦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成效，最终“克里斯蒂安四世将只带着手杖逃离他的王国”③。对瑞典而言，控制波美拉尼亚的益处远不止此，实乃通往强国之路的必要途径。这可以在威斯特法利亚谈判中瑞典的诉求来得到印证：在1648年的停战和谈中，瑞典最初提出的要求是：“占有整个波美拉尼亚、梅克伦堡的一部分并获赔30000塔勒尔”，最终得到的是“波美拉尼亚的一些地区以及它渴望已久的波罗的海出海口，另外还得到了两个主教辖区和5000塔勒尔的赔款”。④从瑞典作为一个战胜国开列的条件清单就可以看出，其插手德意志兰的核心利益是波美拉尼亚地区，欲以此获得波罗地海的出海口，也是通向欧洲列强俱乐部的几乎唯一入口。在这样的利益考虑下，瑞典自然是不会因国王的战死而全盘退出战争的。因为一旦瑞典放弃了以攻为守的策略，选择了退却，就给予了天主教阵营趁机重新积蓄力量的机会，当年瓦伦斯坦与丹麦作战时率军进逼波罗的海沿岸的那一幕就会重演。到那时，一切的主动权就不在瑞典手中了。此外，除了波美拉尼亚核心利益这一决定性因素外，还需考虑到的是瑞典和波兰的外交状况。瑞典与波兰的矛盾突出点在于古斯塔夫二世的表兄、通过教皇支持登上波兰国王宝座的天主教徒西吉斯蒙德一直觊觎瑞典王位。⑤这矛盾最初因为“红衣主教黎塞留促成了瑞典与波兰的停战”⑥而被搁置。然而随着强权人物古斯塔夫二世的战死，加之其继承人的年轻，波兰再度试图在哈布斯堡皇帝的支持下趁虚而入，再次谋求夺取瑞典王座。那为什么瑞典没有选择集中力量击溃波兰，再干涉德意志兰事务呢？笔者认为原因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其一，在于波兰在与瑞典冲突问题上真正的幕后支持者毫无疑问是哈布斯堡家族。一旦深入进攻德奥地区，重创哈布斯堡家族，波兰问题自然能够得以缓和，毕竟在此问题上，波兰更多扮演者哈布斯堡皇帝牵制瑞典的棋子的角色。波兰在欧洲史上向来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角色，“波兰在血缘和语言上属于斯拉夫国家，但在文化和宗教上又属于西欧”⑦。这决定了波兰的国家发展同时受制于沙皇俄国和西欧世界，难以独立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霸权力量。所以，攻击哈布斯堡家族更有助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二，在于波兰即将进入其历史上的“大洪水时代”，相比之下东部矛盾更严重，在金帐汗国废墟上建立起莫斯科公国并逐步兴起的沙皇俄国成为其更严重的威胁。在不久之后的1650年前后，就爆发了赫梅利尼茨基起义和俄波战争。因此，即使不立即进攻波兰，波兰也不会倾全力与瑞典争夺王冠。其三，根据在法国公使阿沃伯爵主持的瑞波谈判进程显示，若要与波兰停战，瑞典需要付出的领土代价是失去几乎整个波属普鲁士地区。这个代价是惨重的，但尚未触及其核心利益，即波美拉尼亚地区，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暂时付出这个代价，以换取在德意志兰的更大利益，是值得的。这一考量的正确性在之后对瑞典外交政策的影响的分析中会提到。综上所述，瑞典谋求的核心利益只能通过坚守德意志兰阵地，以攻为守来保住，且波兰因多种原因不会造成瑞典“后院起火”，所以瑞典选择了在古斯塔夫二世国王死去、并且在诺尔德林根战役惨败后仍旧坚守德意志兰。接下来探讨为何瑞典选择与法国更紧密地联盟，并且放弃谋求独立的新教联盟霸主地位。瑞典在古斯塔夫二世的时代，一度作为新教联盟的盟主存在。其联盟是海尔布琅同盟，其主要德意志成员为萨克森公爵和勃兰登堡马克伯爵（均位列七大选帝侯），此外还有很多许多德意志新教成员，如魏玛公爵、黑森伯爵等。然而，在古斯塔夫国王死后，该同盟走向分崩离析。该同盟的不稳定性是促使，或者说迫使瑞典放弃谋求新教盟主地位的主要原因。瑞典、萨克森、勃兰登堡这三位最主要成员自1631年结盟后就一直没能做到真正的精诚合作，这在古斯塔夫二世事业的鼎盛时期就有所体现。其典型事件之一就是马格德堡惨案。在1631年天主教联盟统帅悌利伯爵指挥大军围攻新教重镇马格德堡时，瑞典军队本可以前往救援解围，但古斯塔夫秉持“在德意志的土地上……背部未保证安全以前不要向前迈出一步”⑧的准则，没有前往救援。最终使得悌利攻克马格德堡并制造屠杀20000余人的惨案。这起由于彼此合作不精诚而导致的惨剧背后透视出的是此联盟内在的松散、基础不牢固。随着古斯塔夫二世的死去，它们彼此合作的基础开始渐渐消散。萨克森和勃兰登堡合作的基础，更多的是同为新教邦国，遭受皇帝的打压。而古斯塔夫死后，出于不希望非神圣罗马帝国势力的过多介入，斐迪南二世抛出了和谈的橄榄枝。萨克森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向来奉行机会主义的，在此前就与皇帝保持着私下接触，在此时认为瑞典大势已去的萨克森投入了皇帝的怀抱。瑞典和勃兰登堡的合作，一大半出于瑞典的强迫，也有相当一部分出于对波兰的共同敌对态度。然而正如上文所述，此时波兰更多的矛盾焦点在于东方，因此它们之间的合作基础也受到了削弱。而包括萨克森在内的极多数新教邦国与瑞典的合作，都带有强烈的迫不得已色彩。比如萨克森，最初不愿意与皇帝公开对抗（萨克森和皇帝的合作传统由来已久，在战争初期萨克森就曾在劳其茨、西西里亚为皇帝作战）。直到最后试图征服之的皇帝军队对其发动大规模攻击，“由于悌利进入了他的邦国，约翰·格奥尔格陷入了绝望，经踌躇再三终于投向瑞典国王的怀抱”⑨。而对于某些其他较弱的邦国，瑞典为获得其支持而采取的手段更为野蛮。古斯塔夫二世在跨越波罗的海后得到的第一个盟友是波美拉尼亚公爵。起初波美拉尼亚公爵不愿与之结盟，瑞典人便陈兵城下，发出“不要逼我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10的最后通牒，最终波美拉尼亚公爵选择臣服于古斯塔夫国王。这种合作方式的薄弱之处在于，海尔布琅同盟的根基极大一部分来自古斯塔夫个人的才干与成就，他自从布赖滕费尔德大捷后一度作为一个常胜将军的形象出现，因此被认为是伟大的君王、人民的解放者，能够掩盖其辉煌表面下的种种矛盾。然而现在国王死了，瑞典带领的军队在诺尔德林根被打垮，死亡12000人，其百战百胜的神话破灭，再要以强权维系这个以相当程度上建立于强权基础上的同盟，就不那么容易了。由此可见，新教联盟中各方的合作基础在1634年后都开始削弱乃至于消亡。与此同时，其彼此之间不可调和的种种矛盾开始显露出来。第一个矛盾，是神圣罗马帝国与非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矛盾。众所周知，虽然神圣罗马帝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四分五裂，却依旧有着相对的疆界，至少是一个松散的邦联。瑞典作为这个体系之外的成员，在插手德意志事务后，毕竟难以得到完全的“自己人”的认同感。在古斯塔夫二世死后，瑞典人既遭遇了军事上的惨败，又与几个盟友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件。如在1633年至1634年，美因茨作为瑞典人在西德的军事基地遭遇到了极大破坏，而勃兰登堡也对瑞典人的占领感到不满。○11同时，另一为重要盟友萨克森“对瑞典人在德意志兰的骄横一直耿耿于怀，他（萨克森选侯）对这个胆敢在德意志帝国立法的外国强权的厌恶随着奥克森斯提尔纳对德意志帝国诸等级提出的每一个新要求与日俱增。这种对瑞典的憎恶最有力地支持者西班牙宫廷想使萨克森人和皇帝媾和的努力。”○12在这种情况下，斐迪南二世利用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固有的“大义名分”，以神圣罗马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