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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来主义》写作背景这篇文章写于1934年6月4日。当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反共政策,对日本侵略者实行“不抵抗主义”,致使日本侵略者很快地占领了东三省、并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国民党反动派投靠英、美帝国主义,对外,更加肆无忌惮地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都执行一条卖国投降路线。真是“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则实行残酷的、疯狂的反革命“围剿”。为了强化法西斯的思想统治,蒋介石还提倡以“四维”(礼、义、廉、耻)和“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内容的“新生活运动”,妄图用封建伦理道德来抵制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思想的传播。文化界也有一些反动文人,叫嚷“发扬国光”,掀起一股复古主义的逆流。在革命阵营内部,由于帝国主义长期的军事侵略、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一些人特别是青年人对外来的东西发生了恐怖,甚至有一种盲目排外的情绪。在左翼文化界,曾于1934年前后,展开过关于民族形式、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由于当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有人指责采用和改造旧形式是“机会主义”,是“类乎投降”。在对待外国文化上,也有人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当时在对待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问题上,实际存在着两种错误态度:一种是全盘肯定,全盘吸收;一种是全盘否定,盲目排斥。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利于我国革命文化的发展的。鲁迅针对敌人破坏新文化发展的种种罪行,针对革命阵营内部某些人对待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的错误态度,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论“旧形式的采用”》,阐明正确对待古代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一篇就是《拿来主义》,着重阐明对待外国文化遗产的态度。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姊妹篇”。
本文标题:《拿来主义》写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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