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郭靖形象对传统侠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试论郭靖形象对传统侠形象的传承与发展内容摘要：侠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自战国产生后，历经汉魏唐宋直到明清，经久不衰。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它们又共同有民族特征的侠文化。金庸小说是对中国传统侠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本文试图从郭靖这一形象切入，分析一下这种传承与发展。关键词：金庸小说；郭靖；传统侠文化；儒侠；侠之大者正文：一、传统侠文化及侠形象侠文化是中国文化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然而对于武侠之侠乃至侠文化的认识及其分析，则是大相径庭。反对者，深恶痛绝；赞成者，推崇直至。第一次提出侠这一概念的是法家代表人物韩非，见于其《五蠹》篇“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1]在韩非子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侠的大概面貌，即：以武犯禁；带剑；立节操，以显其名。所以，侠一出现便与武、剑紧密的结合起来了，这便形成了侠最初的两个特征。汉代司马迁的《史记》被公认为是侠文化和侠文学的源头，其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即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2]司马迁记述了朱家、田仲、郭解等布衣之侠的其人其行，充分肯定了这些侠士的积极作用。侠作为一类人的指称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性格因素：重信守诺与轻生重义。这也是侠最令人神往的，深深的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民不聊生，国家政权衰危，游侠有了很大发展，他们或建立自己的武装、或依附于各路豪杰，在战乱中建功立业。身体强健，崇尚武力，希望以武力安身立命，讲义气，重守诺，易冲动，不惜性命依然是他们最主要的特征。唐代是一个尚侠的时代，诗人文士们多崇尚侠义，竟相在自己的诗篇文章中表达对侠客的仰慕与认同，从初唐陈子昂到盛唐李白，都有很多歌咏侠客的诗歌传世，如李白的《侠客行》“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煊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3]同时唐传奇中专门有豪侠小说一种，塑造了“红线女”“虬髯客”等流传千古的英雄形象。唐传奇中的侠客大多寄寓风尘，平日不露山水，危难时才偶尔一现峥嵘，便又隐于茫茫红尘。这时的侠，轻生重义性格被济危救贫的豪侠性格所替代，侠客少了一份壮烈而多了一份潇洒。进入宋代之后，豪侠开始逐步走上与统治者思想合拍的道路，至明清侠义公案小说中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官侠”，他们生存的环境从江湖转换到了庙堂，他们的追求由不求闻达到注重侠义建功，他们的精神内质从江湖义气转变为恋主情结。典型的如《三侠五义》中被封为“御猫”的南侠展昭。民国之后的武侠小说并没有突破传统侠文学的藩篱，侠并未能脱出传统游侠、豪侠、官侠三种类型。二、新派武侠小说中的侠形象二十世纪中期，香港出现了以梁羽生和金庸为主导的“新派武侠小说”，以1952年《今晚报》刊登的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作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之作。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自创一格，变换传统武侠小说的主题，将武侠故事与古代历史的阶级斗争、尤其是民族斗争结合起来；将武林世界、江湖社会与历史时空、江山社稷结合起来，改变了以往武侠小说的“侠盗”“刺客”一体的传统格局，使之变成阶级斗争的领袖、民族斗争的英雄，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与特定的意识形态中变成“正义的化身”。这一改变，无疑是侠盗、刺客一体的传统武侠世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净化。但是由于这种创作方法创作出来的英雄大同小异，使人看多了，难免会觉得乏味、肤浅。金庸的创作初期，无疑也是毫不犹豫的向梁羽生学习，试图将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相结合，用现代的理念将传统的价值体系进行改装，即把锄强扶弱、劫富济贫的江湖侠客与传统的阶级斗争的民族英雄、历史人物结合起来，让笔下的江湖侠客在历史舞台上进行他们的传奇故事。其代表作品是《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书剑恩仇录》将传统的忠、孝、义进行改装，让陈家洛忠于民族（而不是某一朝代、某一皇帝），忠于母爱。反满复汉，是其大节。整个小说的叙事基点建立在陈家洛是乾隆皇帝的胞弟这一虚构的情节上面。红花会的总舵主于万亭要陈家洛随同天山怪侠袁士霄学武而后继任总舵主，其目的是要他劝说他的亲哥哥乾隆皇帝“改清为明”或者“复满为汉”。他试图以忠孝理论代替反满抗清（因为这里的乾隆是汉人，是陈家洛的亲哥哥），其实这从根本上也难以周全；他从儒生举人走向江湖侠客，本也缺少更有力的性格与心理依据。说到底陈家洛不过是于万亭利用的一粒棋子，他自己并没有非要反清复明不可的理由。于是他没有自己的主体性，没有健全的人格，甚至没有爱的勇气（不敢爱霍青桐，又把心爱的香香公主拱手让给乾隆皇帝）。比起回疆的木卓伦部“反暴抗战，神必佑我”的那种英雄气概来，陈家洛的那种软弱无力的投机取巧、挖空心思的讨价还价，显得更加缺乏主体的人格力量，缺少英雄之气。到了《碧血剑》，金庸的观念与方法有了一定的改进。借袁承志是抗清名将袁崇焕的儿子这一特殊身份向明朝皇帝、清兵首脑复仇的线索来表现天下大势，使小说的故事情节更有传统武侠小说的味道（复仇故事）；侧面写李自成起义，袁承志虽然站在他这一方，但是只是从侧面帮忙（夺军饷、送钱财等），而主要情节还是江湖人的江湖事。从根本上保持了袁承志的江湖人物面貌，保持了他的侠客本色。《碧血剑》的主人公袁承志是抗清名将袁崇焕的儿子，因此他报仇就同时具备了反明抗清、以天下为己任的功能。因为他的仇人是明朝皇帝和清兵首脑，他要“杀明帝诛清酋”来雪乃父的“千古奇冤”。袁承志的故事可以说是比较好看的，但是他的形象并没有真正的突出出来，他的人格更是陷入了重重琐事与诸般矛盾冲突之中。袁承志从帮助师侄、师兄夺回闯王的军饷开始做了不少的大事，化解焦公礼与闵子华之间的仇恨，发掘宝藏送给闯王，护送宝藏途中与各路枭雄、官兵之间拼斗，组织义军，荣任北方七省武林盟主……但是这些事情都没有好好的为刻画人物性格服务。袁承志似乎是一个报幕员，一个线索人物，把诸般事情都引出来，到后来却大部分都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而他的报仇似乎也并不是那么的清楚，他的志向又是什么？到了最后一回“空怀安邦志，遂吟去国行”的时候，突然会让人感到有一些突兀，袁承志是有“安邦之志”的？袁崇焕死了，李岩宁死不逃、不辨、更不背叛自己的原则，他们的人格形象树立起来了。袁承志却逃到海外去了，本来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对一般人来说并没有什么，但是对于袁承志的形象却是大大的损失。“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固然是聪明人的做法，然而“聪明人”却又怎么会是袁崇焕定国安邦之志的合格继承者呢？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郭靖金庸笔下真正的大侠形象是郭靖。他不仅仅是金庸笔下的侠之大者，而且也是一切侠中的侠之大者。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彻底的实现了“为国为民”这一目标，也因为他的巨大的人格力量。郭靖的形象不是《射雕英雄传》这一部书中完成的。在《神雕侠侣》中更突出了他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宝贵的精神，以及“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崇高品格。他的形象既具有传统侠客的珍贵品质，又发展了许多的新特点。（一）对传统侠形象的继承侠客们受到赞颂和敬仰，不仅是因为他们高超的武艺，更重要的是他们重然诺，轻生死，肝胆倾交，义重如山，为朋友两肋插刀，临危难而不苟的可令人血为之沸的江湖义气，是他们四海为家快意恩仇的男儿气概，是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扶危济贫等为人们所心向往之的侠义精神，这些郭靖都具备。这也是一般意义上的侠，武侠小说中最常见的。（二）对传统侠形象的发展郭靖是平民英雄的典型，演绎了一个侠之大者的成长故事，表现着武侠人物“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社会努力和个性展现。1.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郭靖生来似乎就是要为国御悔的，他的名字就暗含不忘“靖康之耻”的意思。但是对于郭靖为什么能成为一代大侠似乎是比较让人难以理解的，比如，郭靖大字不识几个，怎么能成为侠之大者；郭靖从小生长在蒙古草原，受成吉思汗恩惠颇多，为什么能为了宋朝百姓而抵御蒙古入侵？其实这两点疑问正是金庸小说的独特和深刻之处，同时也恰恰揭示了郭靖为什么能成长为侠中之侠。汉民族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颇深，但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又不单单是儒生而已，而是所有的中国人，包括认识字的和不认识字的。实际上，儒家文化对于那些不认识字的或是识字不多的下层人民的影响更大。儒家文化对于儒生的影响只是思想上的或是他们为了仕途而不得不接受的，然而下层人民对于这种文化的接受是出于本能和信念。所以，他们接受儒家文化是出于本身的“信”，而儒生则只是为了“用”却并不一定“信”。郭靖虽然生长于蒙古大漠，但是汉文化（儒家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已经深入到血液与骨髓之中了，即使不识字的郭母在国家利益上也懂得大义对儿子以死相劝，这也必然对郭靖坚定信念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进一步来说，郭靖生长在生性粗犷豪放的蒙古人之中也恰恰培养了他淳朴憨直、待人厚道的人格，而这种人格则更为接近儒家文化的理想境界。当然，郭靖只是一个江湖侠士，一位草莽英雄，而并不是一个儒士。他并没有什么“驱除鞑虏，光复山河”的壮志，也没有“定国安邦”的抱负，他所做的事只是出于本能，他只是想守住襄阳，不惜一死，他认的就是这个死理。正如黄蓉说的，这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者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者矫。”这正是儒家精神的本质，也正是侠之大者的人格本质。2.大巧若拙，大智若愚小说中，郭靖这一形象憨直可爱，生动鲜明。其遭遇种种，可以说全是因拙得福，因朴得福。这也显现在他的武功之中。郭靖学艺于“江南七怪”，其后又修行了全真教的“正宗内功”，继而又学了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这虽是学武，又恰是做人。“江南七怪”在外貌上虽“怪”，但毕竟是侠义，于大节善恶，大是大非之分甚为分明。而全真教道士马钰又是王重阳的首徒，颇得王重阳侠义之风，全真教的内功则又是天下玄门正宗。至于洪七公则更是王重阳死后天下侠义第一人，而降龙十八掌则又是招式简明，实实在在的硬功夫。如小说中的这样一段：郭靖资质鲁钝，内功却已有根底，学这般招式简明而功力精深的武功，最为合适，当下苦苦习练，两个多时辰之后，已得大要。洪七公道：“那女娃娃的掌法虚招多过实招数倍，你要是跟她乱转，非着她道儿不可，再快也快不过她。你想这许多虚招之后，这一掌是真的了，她偏偏仍是假的，下一招眼看是假的了，她却出你不意给你来下真的。”郭靖点点头。洪七公道：“因此你要破她这路掌法，唯一的法门就是压根儿不理会她真假虚实，待她掌来，真的也好，假的也罢，你只给她来一招‘亢龙有悔’。她见你这一招厉害，非回掌招架不可，那就破了。”[4]这一段固然是洪七公教授郭靖练功的精要，然而更进一层也是做人的方法，人生的哲理。所谓“大巧若拙，大智若愚”也便是如此了。3.一见钟情，至死不渝郭靖木纳刚毅，淳朴忠拙；黄蓉聪明伶俐，机灵百变。怎么看两个人都是扯不到一起的，然而“俏黄蓉”偏偏看上了“傻郭靖”。《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与黄蓉的爱情故事不仅在这本书中成为人人羡慕的“情感正格”，而且也是金庸全部小说中极为少见的幸运组合。乍看起来，黄蓉聪明百变、家学渊源、武功人品无一不是远远超出了郭靖，可她偏偏一眼就看重了这个拙朴憨厚的“傻小子”郭靖，而且是一见钟情至死不渝的。这一点着实令人费解，这不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么？欧阳克风流潇洒、武功才智无一不胜郭靖百倍，黄蓉怎么就偏偏选中他呢？实际上，黄蓉看中郭靖才是真正的“慧眼识英雄”。郭靖的人品胸襟决定他“拙胜巧，愚胜智”，从而最终走上侠之大者的英雄之路。直到“射雕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倚天屠龙记》中提到郭靖夫妇终于死在襄阳围城之役，城破人亡。黄蓉至死仍是陪着郭靖的。4.草莽英雄，平民侠客侠的平民化。尽管郭靖身为众人敬仰之大侠，但我们却感到特别亲切，仿佛就是身边的朋友，不像传统的侠高高在上，只是人们有危难时拔刀相助，事后拂身而去。金庸笔下的郭靖具有和我们常人一样的性格，甚至资质比我们还要差一点，他的一举一动都那么熟悉，他的所思所想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