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星之第8章老舍.

1第8章老舍的《骆驼祥子》与《四世同堂》老舍是我们熟悉的作家。在专科阶段，已经介绍过老舍的创作概貌，还重点评述过《骆驼祥子》对市民生活的描写及其艺术特色。在此基础上，这一讲将更深入探讨老舍的文学史地位，尤其是他的创作视点、他笔下的文学世界、“京味”风格的形成，以及艺术上的得失。既然讲“得失”，会对老舍思想艺术的不足之处作出一些剖析。但这不会妨碍我们对老舍的高度的评价。希望通过这一讲的讨论，学习如何历史地全面地考察一位作家，同时对老舍独特而崇高的文学史地位有更多的认识。下面的讨论，将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老舍的创作特色与贡献：一，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风俗描写。他对文化批判与民族性问题有深切的关注，他的作品承受着对转型期中国文化尤其是俗文化的冷静的审视，其中既有批判，又有眷恋，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风俗描写来达到的。他是第一个把“乡土”中国社会现代性变革过程中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与心理，通过文学表现出来并获得了巨大成功。二，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观。老舍的作品注重文化，铺写世态，是那么真实而又有世俗的品位，加上其表现形式又适应并能提高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所以能为现代文学赢得知识分子之外的众多读音。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的创作，而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又是最能体现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观，甚至成为一种文化史象征，一说到北京文化，就不能不联想到老舍的文学世界。2三，老舍是“京味小说”的源头。老舍的作品在中国现代小说艺术发展中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与茅盾、巴金的长篇创作一起，构成现代长篇小说艺术的三大高峰。老舍的贡献不在于长篇小说的结构方面，而在于其独特的文体风格。老舍远离二、三十年代的“新文艺腔”，他的作品的“北京味儿”、幽默风，以及以北京话为基础的俗白、凝练、纯净的语言，在现代作家中独具一格。老舍是“京味小说”的源头。老舍创作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现代小说（主要是长篇小说）在民族化与个性化的追求中所取得的巨大突破。一、市民世界中的“城与人”“市民世界”的塑造是老舍的特色。对照一下其他现代作家如何写市民。老舍用他的大部分小说构筑了如此广大的“市民世界”，几乎包罗了现代市民阶层生活的所有方面。读老舍这些小说，可以获得对这一阶层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重要的是了解老舍用什么样的角度去观察和表现市民社会。老舍始终关注的“文化”问题，即作为“城”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因素的蜕变，他习惯于用“文化”来分割不同阶层的人的世界，他描写的中心是特定文化背景下人的命运，以及在文化制约中的世态人情。如何表现市民世界？特色在于探讨“城”与“人”的关系。在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像老舍这样执著地描写“城与人”的关系，这一点，和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通常对现实社会作阶级剖析的方法是不同的。对老舍来说，市民社会中阶级的划分或者上流下层的划分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文化”对于人性以及人伦关系的影响。这就是老舍的基3本的创作视点。这个视点决定了老舍的作品在二、三十年代不能得到主流派文学阅读时尚的欢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虽然老舍的创作拥有大量的读者，但评论界并没有给这位有影响的作家以应有的评价。当历史拉开了距离，我们才越来越发现老舍艺术视点的独特性，也才越来越珍视老舍提供的这一份文学遗产。这里，我们要重点思考这样一些问题：老舍在文化批判视野中所展开的市民生活的图卷到底有什么独创性？他是怎样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又怎样对国民性作批判式探讨的？还有，在他的那些最优秀的作品中，老舍是如何为现代文明探索病源的？我们先对老舍的作品做形象类型分析。老舍用“文化”来分割他的市民世界，其中不同类型的市民形象的分割，体现着老舍对传统文比不同层面的分析与批判。他的“市民世界”中，活跃着三种类型的市民：老派市民、新派市民以及正派市民。如前所述，由于老舍写“人”的关节点是写“文化”，所以我们分析各式人物的性格构成时，应特别关注其中所表现和阐释的文化内涵。在老舍笔下的三类市民中，给人印象最深、写得最成功的，是“老派市民”形象。这一类人物有一个特点：他们虽然是城里人，但骨子里仍是农民，是“乡土中国”的子民。这些人的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他们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都是很“旧派”，很保守、闭塞的。老舍常常喜欢通过有些戏剧性的夸张，揭示这些人物的精神惰性与病态，从而实现他对北京文化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成分的批判。这种批判意识贯穿在老舍大部分小说中。建议大家注意一下《二马》这篇作品。这是老舍1929年在英国教汉语时，由异国他乡寂寞的生活体验所触发的一部长篇。特定的生活环境使作者可以更超然地观察与思4考中西文化差异以及中国人的民族性格问题。（情节：北京人老马和小马到伦敦继承一笔产业，结果陷入了情感、家庭和伦理危机中。老马爱上房东温都太太，但种族歧视不能结合；小马爱上房东女儿玛丽，但玛丽瞧不起小马。还有老马他们与周围各种人的复杂关系。总之，一切都不能尽如人意，但一切又都在进行。二三十年代中西文化论战。老舍不合主流，对香坊文化和传统文化都比较谨慎，反对激进，对传统是爱恨交织，有时理不清。小说中写到凯萨林姑娘，善良热情大方，理想人格。另外也写到无知傲慢的西方人，对中国的隔膜。）在《二马》中，那个迷信、中庸、马虎、懒散的奴才式人物老马，他所信奉的是得过且过的生活信条。这样一个角色，容易使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阿Q。同是为落后的国民勾划灵魂，两者颇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阿Q生活在“老中国”的乡村，老马则是华侨，旅居国外。老舍有意把老马放到异国情景中去刻划，试图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背景中更明显地突现落后国民性的背谬之处。大家还可以看看另一部写于1939年的长篇《猫城记》。该书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厉的批判，直接导致老舍的噩运。这部作品确实反映了作者当时反主流的思想情绪，其政治观点是不适合历史主潮的。然而其作为一部寓言体小说所构设的荒诞世界中，那些“猫民”的种种保守、愚昧、非人性的性格，分明也映射着“老中国儿女”落后的国民性。这两部小说艺术上都比较粗糙，而且并非直接写市民生活，但其写作旨意很能代表老舍创作的“文化批判”的指向。老舍做的是挖根的工作。当他描写“老派市民”生活方式中所体现的种种弊病时，着重点是对其文化根蒂的剖析与展示。在他塑造的“老派市民”形象系列中，除了《二马》中的老马，还有《牛天赐传》里的牛5老四，《四世同堂》里的祁老太爷、祁天佑，《离婚》里的张大哥，等等。《离婚》写二十年代北平一个财政所里的各色人等和各种平庸的生活，是一部世态讽刺小说。其中三个主要角色，老张是圆通人，老李是老实人，小赵是无赖和恶棍，也是三种人物类型，三种人生信条。前两种人在那种庸俗的环境中吃不开，只有小赵这样的流氓可以如鱼得水，胡作非为。这是对当时那个社会怪现状的嘲讽。但小说的重心仍然是文化批判。我们可以重点剖析一下《离婚》中的张大哥。作品写他的圆通，会过日子，是“地狱里最安分的笑脸鬼”。其实他的生活准则就是通常人们都习惯于被告戒的古训：知足认命。他墨守陈规，小心翼翼要保住自己的小康生活，害怕一切的“变”。小说一开头就用夸张的笔墨介绍：“张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作媒人和反对离婚”。这有点象征意味。对张大哥来说，“离婚”不管有什么理由，都是对既成秩序的破坏，而他一生的“事业”正是要调和矛盾，“凑合”着过日子。张大哥这一套由婚嫁观念为基点而推衍的人生哲学，体现了传统文化封闭、自足的一面。有趣的是，千方百计要撮合着过日子的张大哥却最终后院起火，闹起了家庭纷争。提升一点来看，张大哥的麻烦似乎也可视为传统的生存方式的危机。小说深刻之处正在于辛辣地揭示了张大哥式的“哲学困境”。这位张大哥的人生哲学，或者是对待人事的准则，在小说中也做了概括性的形象的描述：“凡是经小筛子一筛，水不会走到极端上去；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头的。张大哥最不喜欢摔跟头。他的衣裳、帽子、手套、烟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过半年多，而顽固老还要再思索三两个月才敢用的时候的样式和风格。”这就是保守和敷衍的人生。连小说中另一位“马虎”先生都嘲笑张大哥这种敷衍的生活态度，而且是6郑重其事的敷衍。作者以现实主义的严峻态度，写出了这种受传统知足认命的人生观支配的旧派小市民的生活态度，在“乡土”中国往现代性转换的历史过程中所受到的巨大冲击。在遭到不幸时，张大哥竟至毫无所为，因为他的“硬气只限于狠命的请客，骂一句人他都觉得有负于礼教”。张大哥成了悲剧角色，只会绝望地哀叹：“我得罪过谁？招惹过谁？”老舍以幽默的笔法，真实地写出了张大哥这类市民社会“老中国的儿女”因循保守的庸人哲学的破产，以及他们欲顺应天命可不可得的悲剧。这些“老派市民”的描写很可笑，很讽刺，但我们阅读时应当透过可笑的情节，去体会背后所蕴涵的作者的文化思考。我们再举《四世同堂》来看看老舍在“老派市民”身上所倾注的批判性的情感，这种批判是复杂的。《四世同堂》写于四十年代中后期，小说围绕北京西城一条胡同里的几户居民的命运的描写，展示了抗战时期各阶层的生活、思想和心理、情感的变迁。老舍是把这部小说作为“国篇”来写的，爱国的情怀在作品中很突出。因此一般评论也比较偏重从这方面阐析小说。但我们同样应该注意其中所表现的老舍艺术视点，即“老派市民”形象中的文化批判。这里分析一下祁家老太爷这个人物，他也是北京老派市民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精髓”。他怯懦地回避政治与一切纷争，甚至当日本人打到北京时，在他看来只消准备一些粮食与咸菜，堵上自家院门，就可以万事大吉。都快当亡国奴了，他还想着自己的生日，“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虽然自己不过是平头百姓，可心里总忘不了把人严格地分发尊卑贵贱，忠实而真诚地按照祖传的礼教习俗办事，处处讲究体面与排场。他奉行着“和气生财”的人生哲学，“善良”到了逆来顺受的地步。他向来抄家7的便衣微笑、鞠躬，和蔼地领受“训示”；他非常同情邻居钱默吟受日军凌辱的遭遇．但怕连累自己而不敢去探望一下这个老朋友。他的性格特征就是懦弱、拘谨、苟安。这是作者最熟悉的一种性格，是老马先生、张大哥那一类型的延续。不同的是，作家在批判祁老太爷这种保守苟安的生活哲学的同时，没忘记时代环境的变化。当祁老人发现了自己的一套行不通，被逼到“想作奴隶而不得”的绝境时，也终于勇敢地起来捍卫人的尊严，民族的尊严。《四世同堂》中另一个写得比较成功的人物是祁老人的孙子祁瑞宣，大致也属于“老派市民”系列，虽然他是比较年轻的一代，在他身上集中了更加深刻尖锐的矛盾。他受过现代的教育，有爱国心，甚至也不无某些现代意识，但他毕竟又是北京文化熏陶出来的祁氏大家族的长孙，他身上体现着衰老的北京文化在现代新思潮冲击下产生的矛盾与困扰。在民族危难的时刻，祁瑞宣虽然终于“找到了自己在战争中的地位”，然而小说所着力表现的是他的性格矛盾和无穷的精神苦恼，其中显然也在表现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小说正是通过祁老人、祁瑞宣思想、性格的刻划，深刻地反映了北京市民乃至整个民族的“国民性弱点”，以及这些弱点在社会变革中被改造的历史过程。在分析了许多“老派市民”形象以及其中对传统文化劣根性的批判之后，我们会发现，老舍和许多同时代的作家不同，他不激进，不追赶时潮，在批判传统文明的同时，对外来的思潮包括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也持一种非常谨慎甚至排拒的态度。这种态度表现在他对“新派市民”形象的漫画式的描写上。在《离婚》、《牛天赐传》和《四世同堂》等作品中，都出现过那种一味逐“新”，一味追求“洋式”的生活情调而丧失了8人格的堕落人物。其中既有兰小山、丁约翰之类西崽，也有张天真、祁瑞丰、冠招娣等一类胡同纨绔子弟。老舍一写到此类角色就使用几乎是刻薄的手法，不忘记给他们描画可笑的漫画式肖像。《离婚》里的张天真就是这种“德性”：“高身量，细腰，长腿，穿西装。爱‘看’跳舞，假装有理想，皱着眉照镜子，整天吃蜜柑。拿着冰鞋上东安市场，穿上运动衣睡觉。每天看三份小报，不知道国事，专记影戏园的广告。”总之，这是一种新潮而又浅薄的角色。《四世同堂》里的祁瑞丰也是这一类被嘲讽的“洋派青年”，不过更令人恶心的是其“洋”味中又带有汉奸味。老舍笔下的这些角色因为嘲讽的意味太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