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农业结构

南宋的农业结构宋朝把全国的编户齐民分为主户与客户，主户与客户的差别主要在于是否拥有土地和资产，主户指的是有产户，客户一般指的是佃客。大体而言，主户占总户数的三分之二左右，剩下三分之一左右为客户。卫泾《福州劝农文》：“负山之田岁一收，濒海之稻岁两获。”南宋的农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南宋时期，国家的主要粮食作物是水稻。北宋初期引进的早稻优良品种占城稻，生产周期的较短，在收割完稻谷后，可以种植晚稻，或者种植其它作物，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经过一百多年的推广，到了南宋时期，江南各地十之八九种占城稻，种植更多了。由于早熟的占城稻的推广与普及，浙东路在南宋时已有早稻、中稻与晚稻的区分，长江流域的水稻产区，已经广泛地种植了占城稻。南宋的农业结构的变化还体现在稻麦二熟制的推广上。关于稻麦二熟制的记载，最早见于唐代，樊绰《蛮书》卷7《云南管内物产》载：“自曲靖已南，滇池已西，土俗唯水田……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梗稻。”随着江南麦作的推广，稻麦二熟制在南方逐渐普及开来，麦原产于北方地区，唐至北宋年间逐渐推广到江南，到了南宋时，江南麦作有了更大的进展。稻麦二作制在南方的的推广与人口的压力有很大的关系，靖康事变之后，北方人口大量涌入南方，从皇室、官僚、地主、商人到一般百姓，前后多达数百万人，骤然增加的人口对面食的需求量大增，以致小麦供不应求，这就大大促进了小麦的种植和稻麦二熟制的推广1；另外，稻麦二熟制的推广还与赋税政策有很大关系，正如黄震曾所说：“惟是种麦不用还租，种得一石是一石，种得十石是十石。”也就是说佃户只在秋收稻米中按规定缴租，而所种小麦是不用征租的，佃户所种之麦，收成全归佃户所有，这也提高了佃户种麦的兴趣，这种契约规定在小麦的推广中起到了重要的的作用；再者，南宋政府在推广稻麦二熟制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频发劝种麦的诏令，劝谕农民广种春麦，如隆兴七年，孝宗下诏令湖南北、江东西、淮东西路帅、潜臣劝民广种小麦2，淳熙七年，又“复诏两浙、江、淮、湖南、京西路潜臣，督守令劝民1周方高、宋慧聪.略论宋代的农业技术推广[J].中国农史，2007（1）：212《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农田》种麦，务要增广。自是每岁如之。3”《中兴两朝圣政》卷51，乾道八年九月壬申条载，孝宗曾说：“今年远近丰登，……仍趁时广种二麦，以备水早之用。”到了淳熙九年，据《中兴圣政》卷五九《诏劝农种春麦》载：“内出正月所种春麦……诏降付两浙、淮南、江东西潜臣劝民布种。”总之，政府的一系列举措大大刺激了农民种麦的积极性，促进了稻麦二熟制在南方的推广，也改变了南宋农业的结构，南宋时期麦的普遍种植，改变了过去那种单一种稻的耕作制度。南宋农业结构的改变还体现在推广桑麻、木棉、些麻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上，特别是南宋政府十分重视蚕桑的种植，并把植桑的成效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重要依据，“令、承植桑三万株至六万株，守、倅部内植二十万株以上，并论赏有差。4”考核的标准非常具体。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三七》载，绍兴十年二月十七日，有臣僚上言……”“比岁民稍归业，渐复耕垦，惟是桑拓全无栽植，缘无赏罚，守令视无余事。”并请求皇帝下诏，“劝诱民栽种桑拓，仍乞示赏罚以劝惩之。”地方官员更兼劝农之责，甚至亲自予以指导，《朱文公文集》卷100《漳州劝农文》就记载朱熹指导农民种桑，并教导农民可以种植木棉、芒麻等用来御寒。“种田固是本业，然粟、豆、麻、麦、菜、蔬、茄、芋之属亦是可食之物。若能种植，青黄未交，得以接济，不为无补。今仰人户更以余力广行栽种。5”故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鹤林集》卷三九《隆兴府劝农文》）南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向农村的渗透，冲破了传统农业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蚕桑叶。南宋时期是蚕桑叶的重心南移的关键时期，南方的蚕桑区在养蚕、缫丝、织造等方面已经大大超过了北方，南宋政府为了苟安图存，也不得不注意发展生产。陈旉的《农书》中记载湖州农家“唯藉蚕办生事”，表明蚕桑经营在农家经济中已经占据了重要地位，《耕织图》中画面中从事丝织的人物共七十四人，其中成年男子二十四人，少年男子三人，说明蚕桑丝织业已经成农村家庭副业中独立出来。宋代的赋税据《宋史·食货志》上二载：“岁赋之物，其类有四：曰谷，曰3(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农田》4《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农田》5朱熹《劝农文》，《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00。帛，曰金，曰钱，曰物产是也。6”在各种名目繁多的赋税当中，虽然商业税收在南宋政府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是田赋依然是宋代主要的赋税，庞大的租赋收入维系着国家官僚机构和和军政边防之需南宋王朝仅剩半壁江山，而“每年征收到的丝、麻等纺织品，总数已超过北宋时期，达到千万匹以上。7”这说明南宋纺织品的产量已经有了很大的增长。南宋偏安江南，其辖土几乎比北宋减少一半，但每年的赋税收入却大大超过北宋，“南宋初，政府每年收入不满1000万贯。到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就猛增到6000万贯。8”南宋初年，苛税相当严重，“馈饷悉出于民，无屋而责屋税，无丁而责丁税，不时之需，无名之敛，殆无虚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二）关于土地兼并问题，宋理宗时刘克庄说：“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百里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则自开辟以来未知有也。”（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五一《备对札子》）谢方叔说：“今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宋史》卷一七三）南宋的阶级矛盾是相当尖锐的，各地武装起义连绵不断，“约计不下200余次”9。如南宋初年钟相、杨么起义就是规模较大的一次。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南宋与金签订合约，南宋每年向金贡银25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农耕技术的进步南宋东南地区，对土地的利用与管理已经接近了集约化的程度，往往是深耕细耨，为了改良土壤，多次翻耕，土熟如面。往往秋冬之时耕翻土地之后，春季还要再次耕翻，“春二月又再耕，名日耘田”（陈旉《农书》）高斯得指出“浙人治田，比蜀中尤精……壤细如面”（高斯得：《耻堂存稿》卷5《宁国府劝农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南宋时期，农耕技术的进步还体现在对选种与育秧的重视之上，水稻栽培技术已经成熟，由粗放的直播法转变为移植法。已经改变了由过去那种直接把稻种6宋史，卷174，食货志上二，赋税7张仁忠著，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343页8张仁忠著，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343页9张仁忠著，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343页撒播在田里的做法，而是先把稻种在秧田中加以培育，然后移植到大田中栽培，陈旉《农书》中有专门记述秧田的修治技术，民间也有“浸种二月初，插秧四月中”的谚语。朱熹在《劝农文》中也说过：“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以及“拣选肥好田段，多用粪壤，拌和种子，种出秧苗”，（朱熹：《朱文公文集》卷99(知南康军劝农文》，《四部丛刊》初编本）并且很多地方也已经用上了插秧的工具“秧马”。如楼璹《耕织图诗》中“我将教秧马，代劳民莫忘。”（《插秧》）在田间管理方面同样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对中耕、除草、增肥、保水以及烤田等田间作业已经熟练掌握。“浙间三遍耘田，次第转折，不曾停歇”10，南宋耕种技术的改进还体现在新式灌溉工具的使用上，如果天旱缺水，还要用水车浇灌，“全家大小，日夜不停”11；四川用筒车、桔槔进行灌溉，两浙一代由于圩田的增多，原先的桔槔等受到地势的限制，普遍改用效率更大的踏车等，“何如衔尾鸦，倒流竭池塘。”（《灌溉》）范成大也有诗为证：“下田？水出江流，高垅翻江逆上沟。地势不齐人力尽，丁男长在踏车头。”可以说，由于南宋时期由于圩田的大量开辟、农田水利的兴修、农作物优良品种的推广、经济作物种植地区地扩大等，南方的水利灌溉事业大大超过北方。《宋史·食货志》说：“南渡后，水利之田，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举圩田的例子）劝农文宋立国之初，宋太祖就多次下诏，令诸州长官劝课农桑，“(乾德)二年春正月辛巳，谕郡国长吏劝农耕作。12”对于大型的水利工程则由官府代而为之,“如有工力浩瀚去处，私下难以纠集，即仰经县自陈，官为修筑。如县司不为措置,即仰经军投陈,切待别作行遣。13”宋政府往往刊刻前人的农书著作以供农人参考，如绍兴十九年七月，颁诸农书于郡邑14。朱熹知南康军时，用王仲杰所种桑、种田法和劝农文等合并颁下属县推行。10黄震：《黄氏日抄》卷78《咸淳八年春劝农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黄震:《黄氏日抄》卷78《咸淳八年春劝农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2(元)脱脱《宋史》卷一《太祖本纪》。13朱熹《劝农文》,《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9。14宋史，卷三十，高宗本纪七耕织图中的农业技术土壤耕作技术作物栽培技术多种经营技术国农书逐渐形成了非常系统、成熟和完备的农业技术知识和农业思想体系。农业技术知识主要包括土壤耕作技术(如北方旱地耕作和南方水田耕作)、作物栽培技术(如育种、移栽、除草、施肥、灌溉、防虫、轮作、套作)、多种经营技术(如园艺、果蔬、林木、蚕桑、畜中国农书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农书的现代价值（《略论中国古代农书及其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