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再审制度的理论阐释

摘要：民事再审制度不仅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谈论已久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重要问题，但大多学者将研究的热点集中于再审事由以及再审程序的改造与重构，而作者则认为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民事诉讼中的再审制度，必须转变研究的思路与方法。论文以对当事人私权利益予以合理救济为立足点，从反思我国现行再审制度入手，进而对民事再审制度的理论基础进行相应的阐释。提出民事再审制度存在的价值基础是对私权争议的公正裁判、权利基础是当事人的诉权与处分权、目的基础是对判决既判力正当性的追求。关键字：民事再审制度国家本位主义现代民事诉讼法理诉权处分权为了实现公正解决私权争议的目的，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不仅设置了相应的上诉制度，而且还设置了特殊的再审制度。如果说，上诉制度蕴涵着通过构筑正当上诉审程序保证私权争议获得正当裁判的诉讼理念，故将上诉制度称为对受法院未生效瑕疵裁判所确定之私权予以“普通救济”的话，那么，再审制度则是以对因受生效瑕疵裁判损害的当事人私权利益进行特殊救济为程序目的而设置的，因此，再审制度被称为对受法院生效裁判所确定之私权予以“特殊救济”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因为，相对于基于上诉制度而设置的上诉审程序而言，以再审制度为基础的再审程序审理的对象则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由于我国尚未突破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法院为中心发现案件客观真实”、“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查明案件真实情况，正确解决民事权利义务争议”传统诉讼观念的影响，因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在确立民事再审制度时，以建立于国家本位主义基础之上的权力监督为立足点，不仅设置了法院行使审判监督权发动的再审，而且还设置于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抗诉引起的再审，特别是这两种以权力监督为基点而发动的再审不受时间、次数的限制，从而致使我国现行再审制度不仅背离了现代民事诉讼的基本法理，而且使其所具有的功能未得到相应的实现。近几年来，许多诉讼理论界与司法实践部门的有识之士也致力于对再审制度问题的研究，但似乎大多数人都将研究的热点集中于对再审事由以及再审程序的改造与重构的研究，笔者在若干年的教学研究与对审判实务问题的分析中，深感对上述问题的探讨、研究与解决固然非常重要，然而，要想摆脱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目前所处的低迷状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民事诉讼中的再审制度，转变。研究的思路与方法，特别是将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设置由以法院行使审判权以及法院行使监督权公正解决争议为立足点转变为以对当事人私权利益予以合理救济为立足点，以此为指导思想研究民事再审制度应着眼于如何对当事人的私权利益予以救济，从而分析再审制度的现状，进而探讨再审制度背后蕴涵的理论基础等问题已成为亟待需要开拓的重要理论课题。本文试从反思我国现行再审制度入手，进而对民事再审制度的理论基础进行相应的阐释。一、对现行民事再审制度的反思我国现行民事再审制度，是为了保证法院生效裁判的公正，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和违反自愿原则或者内容违法的调解书再次进行审理的程序制度。再审制度作为一种对已生效裁判予以特殊救济的非正常诉讼程序制度，早在我国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中就已给予明确的规定，即最高人民法院或者上级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审判监督权发动对生效裁判的再审程序。在总结民事诉讼法（试行）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情况所积累的经验以及存在的实际问题的基础上，1991年4月9日正式颁布生效的民事诉讼法对再审程序做了重大的修改，即在保留原有法院基于审判监督权发动再审程序的同时，不仅增加了作为落实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具体手段的抗诉发动再审程序制度；而且，为解决当事人申诉难问题，增加了当事人基于诉权申请再审的制度，从而极大地拓宽了对生效裁判发动再审程序的渠道。综观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现状，虽然与以往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阶段相比较，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对民事再审制度的规定，无论从其所包容的内容，还是从具体条文的数量，都是有增无减的，但是，由于从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到1991年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再审制度的修改、完善仅仅体现在对具体程序规定的修改、增加方面，而并未从根本上研究民事再审制度的基本理论，致使1991年现行民事诉讼法实施12余年的司法实践表明，我国现行的民事再审制度不仅存在程序规定方面的具体问题，更重要的是违背现代民事诉讼的基本法理，从而严重影响了法院生效裁判的权威以及当事人合法权利的维护。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现行再审制度破坏了上诉审程序应有的终审程序地位目前，我国现行民事再审制度存在的最为根本的问题就是没有正确理顺与民事上诉制度在实现终局裁判正当性过程中的内在关系，从根本上破坏了上诉审程序应有的终审程序地位。在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以后，基于我国特有的地域宽广、地理及交通条件差异巨大等特点，我国确立了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即一个民事案件经过两个审级不同的法院审理并作出裁判后，就应当终结，也就是说，依照第二审程序所作出的第二审裁判就应当是具有终局效力的确定的裁判。但是，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再审程序制度，这样一种原本应当具有终局效力的确定的裁判，在以下几种情形之下，却被无止境地进行再审：其一，各级人民法院院长作为享有审判监督权的公职人员，在认为该生效裁判确有错误的情况下，就可以提交审判委员会决定对生效裁判进行再审（注：这种情况尤其是在2001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颁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专门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引咎辞职规定（试行）》后更加严重。上述规定将行政机关实行的首长负责制强行引入本应当、也必须采取法官负责制的法院，使得原本就乐于行使其审判监督权的院长为其职权监督行为提供了合法的依据，也使得原本不愿意随意行使其审判监督权的院长不得不重视其享有的审判监督权。）；最高人民法院或者上级人民法院作为享有审判监督权的组织，也可以在认为生效裁判确有错误时，决定提审或者指令原审法院再审。其二，最高人民检察院或者上级人民检察院在发现已生效的各级法院或者下级法院的裁判出现法定抗诉情形时，有权进行抗诉，从而发动对生效裁判的再审程序。由此可见，我国现行民事再审制度从其本质上看，不是在生效裁判作出后，出于对受欠缺正当性生效裁判损害的当事人私权利益予以特殊救济之目的而设置的程序制度；而是在生效裁判作出后，以国家本位主义为指导出于行使监督权的目的，由法院行使审判监督权或者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对法院已作出的欠缺正当性的生效裁判予以纠正的特殊救济性程序制度。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上述情况的发动再审，既没有时间限定，也没有次数限定，就使得再审程序制度无形之中扮演了两审终审后“第三审”、甚至“第四审”、“第五审”的角色，从而不仅严重地损害了上诉审程序应有的终审程序地位，破坏了我国两审终审审级制度的完整，而且还严重地干预了当事人对其私权的处分。（二）现行再审制度违背现代民事诉讼中诉审分离的原理从一般诉讼理论上看，司法审判权是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法院依法享有的对当事人基于私权争议提出的诉讼请求，居于中立地位依据当事人所提出的证据资料，进行审理并作出公正裁判的权力。为保证作为司法审判权结果体现的裁判的正当性，对诉讼中的权力进行分工并设置相应的制约机制非常关键，而在民事诉讼中，这一权力的分工与制约机制只能、也必须体现为当事人诉权与法院司法审判权的分工，以及当事人诉权对法院司法审判权的制约，因而，法院所享有的司法审判权从其性质上来看，应当是一种消极的、被动的权力，而不应当是一种积极的、主动性权力。为保证司法审判权所具有的被动性、消极性特质的实现，民事诉讼程序的设置必须体现“诉审分离”的原则，即基于诉权发动程序的权利由当事人行使，而基于司法审判权对当事人的具体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并裁判的权力由法院行使。如果允许法院基于审判监督权主动发动再审程序，究其实质是法院的自诉自审、诉审合一的行为，是与诉审分离的诉讼原理相违背的行为，其结果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的保证裁判正当的目的，反而因无视当事人的诉权而自食其果。（三）现行再审制度违背了现代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处分权的原理西方各国现代民事诉讼制度，是为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需要，为使司法机关公正地保障市民阶级的主体权利，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下的权力为本的纠问主义诉讼制度的产物。它的基本特点是限制国家权力，保护人权，强调非经正当的对审程序进行审判，国家不能对公民作出强制性的判决。现代民事诉讼制度正是为了保障公民享有的接受法院审判的宪法权利而建立的，所以，西方各国民事诉讼法基于私法自治的原理，都相应地规定了很多使当事人充分行使其权利的具体程序和制度。从各国保障公民享有接受法院正当审判的权利的规定来看，各国不仅确定当事人在诉讼中的程序主体性地位，即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起主导作用，由当事人确定审判的对象并提出证据，而法院只能根据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证据作出判决[1]；而且各国均确定在具体程序的发动上，当事人享有处分权，再审程序也不例外。在英美法系的美国，对当事人之间的私权争议法官依法定程序作出判决后，该判决即告生效。但作为对该判决的事实问题或法律问题的救济手段，立法允许当事人在一定时间内，无条件地向原审法院提出重新审理的动议或者向上诉审法院提出上诉。如果逾期没有提出重新审理的动议或者上诉，当事人发现一些可以推翻原判决的法定理由，可以在一定时间内申请再审，要求撤消原判决，但当事人享有的这一权利，通常是通过其他补救方法，如调卷令来实现的。在大陆法系的德国，民事诉讼法第578条规定，对于已确定的终局性判决，当事人可以提起取消之诉和回复原状之诉，请求法院再审。可见，德国的再审之诉分为两种，即取消之诉和回复原状之诉，但这两种再审之诉都是以推翻确定判决，请求对原判决进行重新审判为目的的。在日本，根据其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确定的终局判决存在特别重大并且对当事人有严重瑕疵时，当事人可以通过再审之诉提出不服声明。由此可见，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其对当事人受欠缺正当性生效裁判损害的私权利益予以特殊救济的相关制度的共性就在于该程序的发动以当事人处分权为基础，如果当事人认可了该生效裁判的结果，则表明当事人处分其权利，诉讼程序就此结束；如果当事人认为该具有终局效力的判决存在缺陷，则可以通过再审申请或者再审之诉请求有关法院予以撤销，以维护其合法权益。而我国的再审程序的发动则完全不同，既使没有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以及原审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法定程序主动发动再审程序，撤销其认为确有错误的裁判；而且，最高人民检察院或者上级人民检察院也可以依照法定程序提出抗诉，从而引起再审程序，这就必然会引起审判监督权以及法律监督权的扩张，违背当事人对其民事诉讼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权。（四）现行再审制度的立法宗旨背离审判独立的原则近代司法独立概念起源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孟德斯鸠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认为三种权力只有在分立和制衡中才能不被滥用。认为“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与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具有压迫者的力量。”[2]这段话明确阐明了司法独立原则。根据各国宪法和法律的普遍要求和精神，司法独立原则的核心内容是审判独立，即从事法庭审判的人员在进行审理活动和制作司法裁判方面拥有独立性和自主性，遵循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因此，独立审判不是随意性的，而是依据法律的规定行使审判权，依法审判是独立审判的核心。正如马克思所说：“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理解法律。”[3]在现代法治社会，审判独立是至关重要的，也是诉讼制度体系当中不可缺少的要件。审判权不独立，法院裁判的公正性就无从谈起。因为法院裁判的公正性是以法院审判权独立性为起逻辑前提和现实条件的。公正的裁判是法官主观意志认识客观案件的产物，不独立的人是不可能有独立的主观意志的，或者说，当他的头脑长在别人的肩膀上的时候，就不可能形成独立的主观意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