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学热点问题的研究动态

区域经济评论2016.04REGIONALECONOMICREVIEW【区域经济理论】“十三五”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学热点问题的研究动态刘玮李逸飞李静摘要：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区域经济的空间格局受到政界和学界的高度重视。“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到202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七大类目标、33个主要指标，充分体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其中有两个篇章专门讲述区域发展问题，分别是第八篇“推进新型城镇化”和第九篇“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对于“十三五”时期中国区域经济问题，学界则主要围绕区域政策的重点、任务、目标及三大战略；区域差距、城乡差距以及影响区域差距的相关问题；城市发展模式、城市规模效应以及关于城市群建设等问题展开研究。关键词：区域政策；区域差距；城市化；城市群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766（2016）04—0121—07收稿日期：2016—05—21作者简介：刘玮，女，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副编审，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北京100872）。李逸飞，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北京100872）。李静，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北京100872）。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时期（2016—2020年）是中国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向第二个百年目标（新中国成立一百年）迈进的重要历史转换期。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区域经济的空间格局受到政界和学界的高度重视。2016年3月17日，新华社发布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提出了到202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七大类目标、33个主要指标，充分体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规划纲要》全文共计6万多字，包括20篇80章节，其中有两个篇章专门讲述区域发展问题，分别是第八篇“推进新型城镇化”和第九篇“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包括了10章近9000字，提出中国区域发展的总体思路是：“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对于“十三五”时期中国区域经济问题，学界则主要围绕区域政策的重点、任务及三大战略；区域差距、城乡差距以及影响区域差距的相关问题；城市发展模式、城市规模效应以及关于城市群建设等问题展开研究。一、“十三五”时期区域政策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区域政策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改革开放前区域政策是向内陆倾斜，20世纪70年代末改为向沿海倾斜，2000年后区域政策为“四大板块”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推进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而“十三五”规划中涉及区域政策的表述应该是历史上内容最为丰富、最为具体和指向性最强的。针对“十三五”时期中国区域政策的重点、任务和目标，学界也进行了许多讨论。（一）“十三五”时期中国区域政策的重点肖金成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以及珠江—西江经济带将成为中国区域发展与合作的战略重点。钱津认为县域经济一体化是“十三五”时期的发展重点，从改革开放后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除省会城市外，经济发展的行政区域主要表现是县域。县域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区域细胞，县121DOI:10.14017/j.cnki.2095-5766.2016.0100区域经济评论2016年第4期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范恒山认为当前中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应抓实抓好以下几项工作：坚定不移从实际出发制定区域政策；始终注重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科学把握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方向和重点；探索优化区域协调发展新路径；着力构建长效机制。（二）“十三五”时期区域政策的任务刘元中认为“十三五”时期中国区域发展面临着以下几项任务：持续缩小区域差距（绝对差距与相对差距）；优化产业结构，发挥城镇化的集聚效应；进一步完善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陈耀认为“十三五”期间，中国的区域政策应该注意以下几点：坚持区域协调发展总方针，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整合矫正区域“碎片化”，强化国家级区域规划实施评估与监督；构建五大都市圈（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中三角城市圈、成渝城市圈），推动内部一体化，培育国际竞争优势；以“一带一路”引领国内全方位开放，加强内陆和沿边“短板”建设；引入“区域治理”理念，建立有效的跨行政区协调机制。魏后凯等认为“十三五”时期，国家应以主体功能区和特殊问题区为载体，实行差别化的区域政策，进一步完善区域补偿政策，同时以创新、信息化为驱动力，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全面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三）“十三五”时期区域政策的目标一个国家的发展始终会面临着经济增长与区域平衡的双重目标，尤其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破解效率与平衡之间的矛盾显得尤为重要。陆铭等认为在经济集聚发展已经成为全球趋势的背景下，要实现人均意义上的区域平衡，有两个选择：一是在劳动力流动不充分的情况下，通过转移资源的“动钱”方式来实现地区间经济总量的平衡；二是消除各种限制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动人”和“动钱”相结合，同时实现经济集聚和人均意义上的区域平衡。刘修岩基于中国1999—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他认为，空间集聚是推动地区总体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同时也是导致地区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关键因素。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重点不应是平衡地区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而应侧重于尽量消除阻碍空间集聚和区域一体化的制度因素，以实现生产在地理上集中但生活水平趋同。（四）三大战略研究1.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的战略研究目前，北京、天津、河北三地（京津冀）区域面积占全国的1.9%，人口占全国的8%，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11.1%。未来，“京津冀”将是中国最具增长潜力的新兴增长极，也是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理想区域。祝尔娟认为在有序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的进程中，处理好以下四个关系是关键：中心城市与所在区域、北京与天津分工合作、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陈耀认为，至少“四个结合”对于深入认识和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十分必要。具体为：把促进内部相对均衡化与提升整体竞争力相结合；把政府主导与市场调节很好结合起来，尤其要尊重市场规律；把存量布局调整优化与增量建设引导相结合，尤其要重视增量引导的作用；把三地自主合作对接与体制机制的创新结合起来。马晓河认为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必须建立三地协调机制，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产业协同发展、加快周边城市体制改革和城市功能建设、统筹治理大气污染和产能过剩等问题作为重点，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推进。石碧华认为针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要加快建立区域一体化的市场体系，积极推进各种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通过加快区域产业转移、培育跨区域产业集群、促进合作共建开发区等方式，促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注重发挥中心城市作用，构建合理的城市群层级结构。2.推进“一带一路”的战略研究“一带一路”战略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是一个内涵丰富、涉及面广、包容性强的巨大发展平台。申现杰等认为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政府应该加快落实同周边国家和区域的“五通”建设，与“一带一路”沿线及周边国家和地区构建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张茉楠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利益诉求各异、国家间关系错综复杂，应对沿线国家科学分类，突出重点，全面推进，做实做细政府间合作，尽快制定研究双边或多边可接纳、互动互补、操作性强的“一带一路”方案；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等7大战略联盟支点；全面提升122“十三五”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学热点问题的研究动态基础设施水平；制定高铁走出去发展总体战略；推出一批重大项目清单；积极构建基础设施多元化投融资框架；最终建成“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3.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研究国家发布的《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和《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2014—2020年）》意味着长江经济带再次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有效推进长江经济带的合作发展以及优化产业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黄庆华等基于SSM模型对2003—2012年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结构的演变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产值稳步增长，结构演变过程中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交替主导；政策导向影响、要素价格变化、区域分工合作以及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方大春等以长江经济带“协调会”成员城市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显示：上海市影响力范围要远远大于其他中心城市，而南京、武汉和重庆的辐射影响主要集中于周围城市；产生辐射效果大小与距离、交通网络完善程度和自身城市质量大小有关；加快长江经济带内综合交通网络建设，有利于提高核心城市辐射强度和辐射效果；统筹配置资源，引导人口迁移，有利于发挥长江经济带最大效益；加大对地处多重断裂点城市扶持力度，有利于接受核心城市辐射和传递辐射。此外，就长江经济带的区域合作机制，张智勇等认为从中短期来看，由地方政府代表参与的长江经济带区域合作陷入了不完全合作博弈的“囚徒困境”，其中地方利益的调配是一把双刃剑，行政区划的刚性界限是实现长江经济带区域合作中短期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可以从改变博弈方的支付结构、化静态博弈为重复博弈、构建从双边互信到多边互信的倒逼机制这三个维度来有序推进。二、关于区域经济现实问题的研究协调区域经济的发展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前提，探索中国区域经济差距演变规律，预判未来变化趋势及影响，是完善区域政策的重要前提。学界就区域差距的现状、原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一）区域经济差距由于城乡分割市场的原因，在中国的区域差距问题研究中，主要体现为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1.区域之间的差距朱承亮等通过对1978—2010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轨迹及区域来源进行分析，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轨迹已由“U”型转化为倒“N”型，1990年和2003年是两个拐点；区域间经济差距是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来源，但区域内经济差距已成为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构成。皮亚彬也认为近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出现了新的现象和趋势。在经历了1978—2004年区域差距不断拉大的过程后，从2004年至今，中国四大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在呈现出逐年缩小的态势。侯璐璐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先后经历“缩小—扩大—缩小”的“倒S型”特征。目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正处于库兹涅茨威或威廉姆斯“倒U型”变化态势后半段。文余源等认为中国省域和城市的经济增长不存在绝对趋同，而是存在增长趋异，但在以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开放化为控制变量的条件下，较贫穷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快与富裕地区，各个经济体趋于自身的稳态。2.城乡收入差距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区域差距没有得到有效缓解的同时，由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城乡收入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拉大。孙华臣等认为劳动力在区域内部的迁移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外省迁入的劳动力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但是影响效果并不显著。许明等认为提高一个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助于实现区域内的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协调发展。李顺毅认为目前中国大多数地区城市体系中出现大城市过度扩张而中、小城市发育不足的失衡结构，这一失衡结构是导致中国目前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主要因素。钞小静等认为当前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较大，且城乡之间的人力资本差距也较大，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孙久文等认为城乡差距中，收入差距扩大阻碍了劳动力迁移，不利于城镇化；而金融支持对城镇发展的偏向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从而推动以就业为基础的城镇化进程，但是投资偏向对城镇化的推动并不明显。靳涛等针对“中国的体制变革是否是城乡收123区域经济评论2016年第4期入差距扩大化的‘元凶’”这一质疑展开研究，认为中国体制变革使得体制活力和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