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论文：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韦秋岸09经济学2009221112130046摘要：在综述马尔萨斯关于人口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相关人口经济理论和实证中国人口增长和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过高的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发展显然是不利的，但是中低水平生育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却是复杂的和不确定的。1990年代以来，超低生育率在部分欧洲和亚洲国家（地区）蔓延，引发了人们对未来人口超低生育率的担忧。关键词：人口增长经济增长人口政策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发展报告：社会与发展—中国社会发展地区差距研究》第4章中，胡鞍钢博士(1999a)使用回归分析技术，根据我国30个省区市1979-1994年的有关数据（共16×30=480个样本点），测算了发展的初始条件（即1978年的人均GDP）、区位条件、基础设施、资本投入、人口增长、人口质量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用人均GDP增长率表示）的影响。在4个多元回归方程中，人口增长率作为自变量之一，其回归系数均为负值，在-0.59至-0.36之间，于是得出结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并进而推论：“人口自然增长率只要降低几个千分点就会明显促进人均GDP增长”（胡鞍钢，1999b）。毋庸置疑，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率将有助于经济发展，最成功的例子就是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了。但是在我国的人口红利空间不断缩小和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的今天，是否低人口增长率还将对经济起促进或抑制作用？本文将对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分析。一、关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理论探讨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长期以来人口经济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只是不同时期争论的侧重点不同而已。有些文献强调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有些则强调积极影响。对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的讨论最有影响的文献当推马尔萨斯在1798年发表的《人口论》。马尔萨斯的先验假设是，粮食生产充其量以算术级数增长，而人口（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制约）将以几何级数增长，其结果是产生大量的“过剩人口”。这种过剩人口只能以饥荒、瘟疫、战争等消极手段或独身、节欲等积极手段来消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隐含：1）人口增长受到粮食供应或土地等自然资源的约束，当因人口增长过快造成失衡时，只能通过消除过剩人口的办法实现平衡；2）从动态来看，如果经济发展，人均消费水平提高，人口的加快增长会将消费水平重新拉回到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最低水平，即所谓的“贫困陷阱”。一方面，马尔萨斯主义的理论被后人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补充和发展；另一方面，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受到很多人的批判，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马尔萨斯的假设也未能得到实证数据的支持。实际上，假定技术（包括制度安排）不变，“马尔萨斯约束”还是存在的。在相当长的历史内，中国人口和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都相当缓慢，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人口增长受到了土地和食物等资源的约束，或者说“马尔萨斯约束”确实存在。不过技术进步会放松“马尔萨斯约束”对人口增长的限制。所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人口可不断增长，但是人均收入水平却不断提高。1950年代以来，当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因死亡率迅速下降而加速增长时，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如果说马尔萨斯本人在分析中所强调的是食物供应和有限土地资源的话，这一时期继承了马尔萨斯主义传统的研究所强调的则是人口对生产性投资、从而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这类研究的代表当数梭罗（Solow）的经济增长模型和寇尔与胡佛（CoaleandHoover）的人口经济模拟模型。经济增长模型假设一个代表整个经济的生产函数，它以劳动力和资本为投入，且假定两种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可相互替代。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每个劳动力的产出由人均资本（资本／劳动力比率）来决定。在稳态经济增长（即储蓄率和人口增长率均不变，从而资本／劳动力比率也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水平与人口增长率负相关。寇尔与胡佛的印度人口经济增长研究是后来发展起来的人口经济模拟模型的先驱。他们构造了一个增长模型来模拟印度的经济增长，其中人口数量和增长率是外生的。模型模拟了1956-1978年间各种人口增长率的经济后果，结果发现较低的人口增长率将导致较快的人均收入增长。在上述两类模型和后来的类似模型中，人口对资本／劳动力比率的提高有阻碍作用。这是因为，较快的人口增长会使居民家庭将更多的收入用于新增人口的消费，从而降低储蓄率和投资率。此外，人口增长还会造成社会的非生产性投资（如住房、教育、医疗卫生等）投入的增加，从而导致生产性投资的减少。最后，新增劳动力还会“稀释”人均投资额，因为对于给定的投资额来说，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将意味着每个劳动力所得到的资本追加量的减少，其结果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减慢。但是还有一些重要的经济学文献，强调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有积极的作用。一部分这类研究的主要理论依据是配第和斯密首先论述的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的作用。库兹涅茨（Kuznets）认为，较多的和不断增长的人口与大规模的国内市场相关，而后者是许多工业部门进行大规模专业生产的前提条件（假定外贸在经济中的作用有限）。西蒙（Simon）则指出，上述关于规模经济的好处对公共投资（如交通系统）同样适用。库兹涅茨和西蒙还对较高的人口增长率必然会导致家庭储蓄下降的假设提出质疑。他们指出，家长可能用减少消费或闲暇、而不是减少储蓄的办法来补偿用于子女的开支。而且年轻型人口可能有利于储蓄，因为在这种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人口远超过退休人口，从而劳动人口为退休准备的储蓄额将超过退休人口在这类储蓄中的提取额。另一些研究则对马尔萨斯主义分析所假定的技术进步的外生性提出了不同看法。例如，库兹涅茨和西蒙认为资源短缺将激发人类的创造力，导致较快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这些进展将促使食物的迅速增长和生活水准的提高。鲍瑟若普（Boserup）提出的“人口推动假设”认为，人口压力可以推动和促使人们采用已有的新技术；或者说，人口变化可以推动技术进步。例如在历史上，当人口稀少时人类所采用的是多用土地、节约劳动的技术（如游牧业），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则采用节约土地、多用劳动的技术（如农业）。她所强调的是人口变化对生产技术变革的积极的推动作用，而这一重要的作用机理在马尔萨斯主义的分析中完全被忽略了。近年来，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更多地集中在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影响上。这类研究的较早的代表性文献有罗马俱乐部的研究。但是实际上，即使比较激进的环保主义者也承认，生态环境受人口、富裕程度（人均收入水平）和生产与消费方式的影响，人口只是诸因素中的一个因素。例如，美国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5%，但是美国的能源消耗却占全球能源消耗的22%左右。再例如，近年来中国人口增长不断放慢，但是能源消耗却迅速上升。对实证数据的简单分析可以发现，在2000-2008年期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增长了105.7%，同期人口仅增长了4.8%，而人均消费则增长了96.3%，其余4.6%是两个增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显然，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增长的关键，是通过实行更加有效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来控制人均消费量的增长。实际上，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不仅仅是前者影响后者的单方向的关系，而是两者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许多人口经济理论试图解释人口增长是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理论试图解释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如何影响生育率。这方面的理论，包括莱宾斯坦（H.Leibenstein）和贝克尔（GaryS.Becker）等人提出和发展的孩子的成本效益理论。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生育孩子的成本包括父母用于孩子的生活、医疗和教育等费用，以及为养育孩子所花费的时间和因此减少的货币收入或闲暇等。对父母来说，孩子的效益包括向家庭提供劳力和经济收入、老年保障以及精神慰藉等方面的效用。但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部分家庭功能（如养老保障）的社会化，孩子的成本不断上升而效用却不断下降，从而减少了家庭对子女数量的需要，导致生育率的下降。这一发展趋势，不但在发达国家可以看到，实际上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可以看到。当然，此外，“家庭计划”和避孕药具的改进和容易获取，使育龄夫妇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理想子女数和减少“不想要的孩子”（unwantedchildren）。对于经济发展可以影响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的问题，我们应该看到，生育率下降是世界性的趋势，不但在**实行强有力的生育控制政策的中国出现了生育率下降，在许多没有强有力的生育控制政策的国家，包括同样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以及一些穆斯林国家如印度尼西亚、伊朗等，也出现了显著的生育率下降。二、中国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实证分析下面运用中国的1980年到2010年的人口增长率和GDP增长率数据建立计量模型。表一中国1980—2010年的人口增长率年份人口增长率年份人口增长率19801.25422119961.04814219811.28095219971.0234519821.47267519980.9595519831.4449519990.86585119841.31206920000.78795719851.36169920010.72638119861.48739920020.6719871.60360520030.62286119881.31206920040.59393319891.5331720050.58812519901.46730320060.55837419911.36443420070.52227219921.22553620080.51238719931.14961920090.50639519941.13026120100.51837919951.086509（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表二中国1980—2010年的GDP增长率年份GDP增长率年份GDP增长率19807.819961019815.219979.319829.119987.8198310.919997.6198415.220008.3198513.520018.419868.820029.1198711.6200310198811.3200410.119894.1200511.319903.8200612.719919.2200714.2199214.220089.619931420099.2199413.1201010.4199510.9（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一）建立数学模型根据数据作出人口增长率和GDP增长率之间的散点图建立一元线性模型：Y=A+BX+C回归的结果为（二）估计参数得到的参数B为-1.094355，A为11.15146，所以得到的样本回归方程为：Y=—1.094355X+11.15146。（1.40）（1.535）（三）评价模型对回归方程的结构分析：R的平方为0.020，非常的低，可见模型的拟合程度非常低。对参数的检验：在给出显著水平为0.05，自由度为31-2=29，t(29)=2.05，均大于参数A的t值1.534，B的t值1.405，这说明X对Y的影响是不显著的。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模型非常不准确，也就是说这时期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和GDP增长率是不符合简单的一元线性关系的。其实，我们可以从人口增长率和GDP增长率的散点图也可以看出它不符合任何的线性关系。三、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思考无可置疑，在过去二十几年中，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做了极大地贡献。由于我国人口基数本来就大，在改革开放时期，我国正好赶上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是指人口生育率下降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少年抚养比下降而老年赡养比还没有明显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较高，从而对经济发展有利的这样一种情况。值得注意的是，人口红利是在生育率从高到低变化的动态中实现的，而长期持续的低生育率不会产生人口红利，只能逐步消耗和终结人口红利。现在，总总现象表明我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