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读后感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读后感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将此书看完。颇有一些感触。如果用两个字总结一下对此书的读后感，那就是：“鸡肋”。可能有人会不满意甚至愤怒，认为小子无礼，敢对著名学者的著名作品嗤之以鼻。是啊，这多少是需要些勇气的。本人对那些不负责任、云山雾罩且有心拍马的书评从来是不感兴趣的。自己看书，常常以挑剔的眼光来写读后感，人人都夸好的未必是好，真理往往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尤其近年来出版的书，一堆又一堆的吹捧，一本又一本的书评，让俺看不下去了。明明很一般的书，如果在书上加了个名人点评的封套，这书铁定火。话题扯远了，书归正传。此书自“1970年面世后五次修订，销售数十万册，为欧美及东南亚等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著作及最畅销的学术教科书，是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力作。”好家伙，来头不小。可是俺读完以后，只有一个感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应该说，这本书只是一个外国学者写给外国人看的中国近代史的入门读物。做为一个入门读物，写得确实比较好，适合那些对中国历史完全不了解的外国友人，也适合国内一大群对中国近代史茫然无知的青年们。但把它拨高到一本杰出的学术著作，似乎有些过份了。首先，俺绝对不同意徐先生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从所周知，国内的中国近代史分期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为止。虽然这样分期还可以商榷（比如有的学者建议将下限定在1949年），但将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也并入近代史，似乎差太远了。俺不知道徐先生这样分期有什么道理。照这样分法，“近代”的概念完全与“现代”合二为一了，这实在让俺不敢苟同。其次，关于清代部分，写得还是有深度的，有些评论确实是非常有见地的，如对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评论。但到了民国后，出现了一些史实性错误。使俺怀疑其资料来源是否经过核对。比如：508页：“……在消灭了十万名国民党军后，林彪于10月14日占领了锦州，10月18日攻取了长春……”查国共双方的各种资料，锦州是10月14日发起总攻，经过31小时的战斗，于15日18时解放。而长春则是10月19日和平解放。如果这个日期与史料相差不是太远，勉强可以算对的话，那么对淮海战役的时间就差多了。同页，“……1948年10月淮海战役刚一打响，国民党的两个整师便投诚了。”淮海战役的开始时间是1948年11月6日，也就是说在辽沈战役结束（11月2日）以后。此书将时间提前到辽沈战役未结束的时候了。顺便说一下，“两个整师投诚”，应该是指何基沣、张克侠在率领的起义，据资料说是“三个半师”。作者在表述史实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认真核对双方的历史资料呢？也有可能是因为资料来源于台港，与内地是有些出入的。但编译者却未做说明，这却不应该。509页，讲平津战役时说“……当他（指傅作义—刀按）的防御计划被打入司令部的一名共产党员偷走时，所有的抵抗希望全泡汤了”。作者在本页下对“共产党员”做了一个注：邓宝珊。意思是邓宝珊偷走的这份计划。这倒是头回听说。不知道此条资料来自何处。第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描写也有错误。本书第二十六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十年”第一句话：“随着将近完全统一整个国家，毛泽东于1949年9月12日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新的政府。”众所周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是于1949年9月21至30日在北平召开的。时间有误。这几个错误说明，至少编译者也未核对相关史料，因此未在书中作一个说明，这对于一本翻译外国的学术作品，实在是不应该。另外，据说此书以前是禁书，此次出版经过删节。但删节实属不当。书中没有提到1950年的朝鲜战争。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了“大跃进”，对文革只字未提，这不是将历史严重割断了吗？现在国内都有不少介绍文革的书，有的很有力度，而此书居然丝毫没提到，实在是不正常。也许是作者使用了什么不恰当的语言和语气而编辑者水平太差且胆小如鼠的原因吧。不过这的确让人感到有点遗憾。总之，这本书并不象某些人夸的那样好。只是提供了一个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的角度，仅供参考而已读了十页左右，我便有了第一个感慨：历史也可以比小说还好看。这一感慨在读黄仁宇、史景迁、吴晗时屡屡有过，但蒋廷黻先生的这本书自有他在“好看”方面的特色。第一，以十万字记述中国近代百十年的历史从详录史实来说是不可能的，但作者一早在序里说明是“报告观感”，因此重的是分析因由、追溯流向、发表感慨。态度诚恳、文字浅近，一路读来，就象作者正坐在对面的摇椅里，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将种种人事纷纭娓娓道来。亲切熟悉，全无涩泽之感。第二，作者即便不算是完全的近代史的亲历者，至少也亲历了一部分。同时他自己的经历也颇具代表性：幼年读私塾，少年学英文，青年留美欧，归国做学问。蒋廷黻先生本人即受中西两方面的影响，很理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变化。同时，在他收集近代史资料为著书作准备的时候，许多历史人物还健在、资料还存在，蒋先生利用自己的身份，有机会取得不少珍贵的第一手史料。比如，为了掌握李鸿章1896年至1900年期间从事外交活动的史料，他走访了许多李鸿章的旧部，或助手，或秘书，一有机会就把话题引到资料的搜集上。因为材料丰富，提供材料的又是熟友故交，蒋先生讲述起来，便少了些隔板猜物的空洞，多了些感同身受的真切。第三，近代中国，“外交”是个关键词，蒋氏书生从政，专攻的正是外交。在写起有关中外关系时，蒋廷黻先生有的不仅是书章中的真知，更有他多年外交经验中汲取的感悟。因此，对人物的心理分析、对情势的审度把握脉络清晰、一丝不乱，令读者频频点头称是。由此又不免想到我们一路接受的历史教育，印象中历史就是要死记硬背，背完年代背人物，背完事件背地点。之所以不得不背，其实是因为我们得到的解释是被生搬硬套上去的，因果不明确，源流不清楚，不得不背才能记得。历史，其实是一条河，没有什么是突然跳出来的，用一种解释套用在千百年来的所有人和事上，不涩不怪才是奇了。第二个感想是搞政治的也可以是做学问的。这个感慨生发于了解蒋廷黻先生的生平之后。四十岁之前，蒋廷黻先生是书生一枚：美国学毕历史归来，他历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系兼文科主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四十岁时，他转而出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后奉派驻苏俄大使。1944年，出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代表及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1947年，任国民党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57年，当选国民党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1961年冬，任国民党驻美大使。知识分子搞政治，按我们的想法，似乎总是可惜了的，可蒋先生自有他的道理，他是一位入世的历史学家，主张以学术服务于现世。据说故交李济曾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他没有正面作答，而是以惯熟的“外交辞令”反问：“济之，现在到底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做学者的看起来好象比较自由纯粹，可以埋首书卷，将主张观点诉诸笔端，所谓著书立说。可是做学者的也有其被动性，不说别的，蒋廷黻先生的这本书今日出版亦有所删节，蒋先生对此大概也无可奈何了。另一方面，搞政治的也有能伸张其主张的一面，蒋先生热衷于研究外交史，终于忍不住自己去从事了一把外交，想必他在任上是有努力实践过的。再说了，如果我们的政治家们都有这样的学术底子，不能不说是国民的幸事，读书人未必都是好人，但书读得多也能寄望道理懂得多，于国于民都是积极有益的。不过，大家也有糊涂的时候。自孙中山先生出场，文笔就大改，看了几页后忍不住翻到封面看看还是不是这本书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无疑的是我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只要我们能谨守中山先生的遗教，我们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蒋先生想必是真心相信三民主义能救国，因此大呼特呼，但以写史的角度来看，“无疑”、“必能”这样斩钉截铁的表述总不免有失偏颇。《中国近代史》后还附有两种：一是《评〈清史稿•邦交志〉》，二是《琦善与鸦片战争》，两篇也颇有价值。蒋廷黻先生不仅重视本国史料，更主张“一切外交问题少则牵连两国，多则牵连数十国”，因此，“研究外交者必须搜集凡有关系的各方面的材料。根据一国政府的公文来论外交等于专听一面之词来判讼”。（引自《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序言）。对比参证中外各方史料，折衷不同的见解而得出兼听则明的结论，蒋先生的这一治史方法在后附的这两篇短文中得到明显的体现，也影响了后来学人。和朋友谈起蒋廷黻先生的这册《中国近代史》，刚读毕《天朝的崩溃》的他说七十多年前蒋氏的很多观点能与茅海建今日所主张不谋而合很不简单，我说你说反了，我们眼睛被蒙住了几十年，到新近才能读到大家们几十年前便已主张的更客观真实的历史解说可是说是一种不幸，但是，今日不仅有蒋廷黻先生那一代学人的著作，也能看到后继来人，从这一个角度来说，又是一种幸运吧。近现代史学习心得刚刚开始上《中国近现代史》课时，我心里充满了疑惑：这段历史我们初中学过两遍，高中学过一遍，现在来到了大学，怎么还要学啊？而且内容都是雷同的，都是从鸦片战争讲到至今，没什么翻新嘛！虽然嘴上没说，但心里却觉得学校如此的安排纯粹是多余。老师好象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他说：“别看你们历史学过好几遍，但我现在问你们几个问题，你们当中不一定有人能回答得上来。鸦片战争是哪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哪年爆发的？这些问题算是简单的吧。谁能告诉我？”不出所料，听到这个问题后，全班同学都做低头苦思冥想状，半天都给不出回答。老师的这个问题让我意识到，虽然我们学的次数不少，但都没怎么用心。就算有些时候很用心，但等应付过考试后，就弃置不管了。现在脑子里的历史事件已所剩无几，跟当初没学过的一样。这样的学习是没有效果的，也没有意义。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学校安排我们再学一遍是合理的。他要我们记住：落后就要挨打！引申到我们身上就是：不求上进就会被淘汰！这次学习，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多了解些中国近现代史，做个合格的炎黄子孙。“落后就要挨打。”在我看来，这个道理贯穿着整个历史。回顾过去，无论是鸦片战争还是日寇侵华，无一不在印证着：昔日的中国因为懦弱而受尽欺凌。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变得强大，也也逐步得到了世界的认可，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但却不能轻易忘记这些灾难深重的屈辱史，在这段时间里，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侵略我们，中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几百个，中国人民在西方的侵略战争中一次又一次被打败。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是以号称当时的首号资本主义强国的英国在1840年发动的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为起点的，战败后，清政府还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又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英《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被迫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和外国协定关税，外国取得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在通商口岸传教等特权。这些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野蛮和屈辱。后来，英法在1856年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在抵抗失败后被迫和英法俄美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此后又陆续有英法俄的《北京条约》、1885年中法的《中法新约》、1894年中日的《马关条约》、1900年八国联军的《辛丑条约》等等。一系列的侵华战争和大批的不平等条约，把中国推向灾难屈辱的深渊，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严重的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领土完整，因此我们要牢记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如果没有这些侵略战争，我想，中国的现状可能要好得多。大批的不平等条约不知道让我们中国人倒退了多少年。但是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建国以后的发展十分迅速，我们几十年里就完成了别的国家要几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务。就像我们从制造出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只用了七年的时间，但美国却要花去200年。虽然我们现在和美国、英国等国还有一些差距，但要考虑到两国不同的历史背景。其实，中国的历史，也是一部不屈不挠的抗争史。在西方列强野蛮侵略中国的同时，伟大的中华民族和不屈的华夏子孙，进行了一系列的抗争，有来自社会底层，也有来自清政府内部，有的是有组织的，有的是群众自发的。像林则徐、关天培、左宝贵、丁汝昌等批爱国将领的涌现，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