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依据与现实基础试论我

试论我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依据与现实基础试论我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依据与现实基础试论我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依据与现实基础试论我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依据与现实基础苗迎春自从19世纪80年代以社会保险为标志的社会保障制度诞生以来，历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创建时期，再经20世纪中期，特别是二战以后的大力发展，使社会保障制度成为整个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的坚实基础。随着20世纪最后50年的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尤其是经历了苏联、东欧剧变，世界走出冷战，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逐步成为转制国家，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使全球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空间。尤其是我国，拥有世界1／5的人口，在最近20年创造了令世界震惊的经济发展速度，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前提下，政治、文化、教育、科学等诸多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变革。就社会保障制度而言，首先建立的是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制度。它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等，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反而阻碍了社会经济改革的深入进行。显而易见，必须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样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是什么?一、理论依据一、理论依据一、理论依据一、理论依据我们认为，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其理论依据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思想。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其理论基础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即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综合性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章程》在其“总纲”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在目前，还要增加能够体现我党宗旨的“三个代表”——即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经济体制。因而，它区别于其他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区别于其他的仍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是由于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即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社会保障制度，都处于欠发达阶段。据统计，到2001年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3025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23940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515万人；全年通过多种途径使227万人实现了再就业。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6％。年末全国参加失业保险职工人数为10355万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为312万人；有10630万职工和3346万离退休人员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有7629万职工和退休人员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90％以上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绝大多数企业离退休人员按时足额领到基本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率达到97．8％。全国城镇最低收入标准以下的居民有1123万人得到最低生活保障救济。显而易见，从中可以看到，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市场经济稳定发展的强有力支柱也还有不小的差距。3．我国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理论基础是马克思的纲领性文献《哥达纲领批判》。我们知道，在19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思想日渐深人人心，工人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马克思出于对整个工人阶级政治觉悟之引导，防止机会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成危害，撰写了不朽著作《哥达纲领批判》。他尖锐地批判了拉萨尔派的所谓“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并相应地提出了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产品的分配原理。马克思指出：“问题的实质在于：在这个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劳动者都应得到‘不折不扣的’拉萨尔的‘劳动所得’。如果我们把‘劳动所得’这个用语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么集体的劳动的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现在从它里面应该扣除：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部分。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其他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第一，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2]只有在做了上述扣除之后，才可以按照劳动者为社会提供的劳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其中的第三项“保险基金”，消费资料的第二项中的“保健设施等”和第三项“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就是指的能够确保社会正常运转所必不可少的“公共产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来体现。而社会保障制度是通过财政分配活动实现的。二、现实基础二、现实基础二、现实基础二、现实基础正如上述所言，我国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新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相对于建国初期和20多年前改革初期的经济文化事业有了极大的发展。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79．0亿元；实行改革开放的1978年，则达到3624．1亿元；1986年首次突破1万亿元，为10202．1亿元；2000年为89404亿元，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按照当年的外汇牌价计算)；2001年，达到95933亿元，比上年增长7．3％，是1952年的141．3倍，是1978年的26．5倍。预计2002年将首次迈进10万亿元关口。尽管如此，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特别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001年约为900美元。与世界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0000多美元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经济落后，基础薄弱，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目前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我们面对的情况，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也不完全相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3]2．现阶段的政治体制亦无先例。党的十四大确定的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是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相距甚远。因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而中国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设想未来社会根本不存在商品货币经济，更不用说其高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按照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说：“在党的纲领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念，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是第一次。邓小平在谈到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时特别强调：‘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于中学，在实践中摸索。’这就是说，在中国，真要建设社会主义，那就只能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能从这样那样的外国模式出发，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段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论点出发。”[1]这也就是说，我国必须经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同时也反映着我们的基本国情。实事求是地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者说是尚未真正认识到基本国情。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历史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以及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要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最终走向共产主义必备的物质基础，因此，我国社会主义的财政分配必须符合这一要求。这也就是我国现阶段社会保障制度所面临的现实。换言之，社会保障制度必须立足于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提高。从根本上说，只有社会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才能提高。在当前的情况下，仍然要以人民生活水平保持相对稳定并逐步上升作为基本目标，这也是我们不能完全遵照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总产品分配设想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上分析可知，限于国情，短期内我们还无法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理论，虽然仍有思想上的指导意义，但尚缺乏实践中的实施条件。同时也说明，在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时，必须实事求是地结合国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深入细致地研究实践活动，以得出科学的结论，防止曲解、滥用伟大导师的经典理论，为科学的理论正确指导实践活动打下良好的基础。指导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正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这一理论也将会进一步发展，这也就是其具有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无论财政问题，还是其他经济问题，都是如此。正如伟大导师列宁指出的那样：“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5]值得一提的是，承认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能不能在实际中去操作是两回事，它反映了经济研究中的科学态度问题，也反映出实事求是在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的地位是如何的重要。科学的态度应该是坚持实事求是精神。既不能完全按照经典理论来设计社会发展模式，也不能完全依照现实来“生产”理论。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坚持“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的方针，社会实践才能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顺利进行。诚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那样：“在开创全新事业的过程中，我们只能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一切从国情出发，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探索，在实践中提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是检验我们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惟一标准。我们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抛弃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抛弃那些对社会主义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抛弃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思想，坚决反对那些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解决问题。我们的认识要随着历史的前进、时代的发展、实践的深化不断提高。”[6]关键是要了解国情，而不能硬套马克思的理论。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相信能够用某些‘详尽无疑的’固定不变的定义说明复杂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制约的社会过程。他们总是把自己关于社会的理论看成是变化着的而且也必然要发生变化的社会关系在思想上准确程度不同的反映，因而他们既要直接把握社会的客观变化，而且也要表现出我们对这种社会过程的越来越深刻和越来越全面的认识。如果说，在所有的认识过程和所有的理论中，基本理论范畴作为一定的、极其抽象的思维的枢纽点仍然起着重要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