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外史家论吾国南北朝隋唐经济财政制度者颇多

七財政近日中外史家論吾國南北朝隋唐經濟財政制度者頗多，其言有得有失，非此章範圍所能涉及。此章主旨唯在闡述繼南北朝正統之唐代，其中央財政制度之漸次江南地方化，易言之，即南朝化，及前時西北一隅之地方制度轉變為中央政府之制度，易言之，即河西地方化二事，蓋此二者皆系統淵源之範圍也。考此二事轉變之樞紐在武則天及唐玄宗二代，與兵制選舉及其他政治社會之變革亦俱在此時者相同。但欲說明其本末，非先略知南北朝之經濟財政其差異最要之點所在不可也。今日所保存之南北朝經濟財政史料，北朝較詳，南朝尤略。然約略觀之，其最不同之點則在北朝政府保有廣大之國有之土地。此蓋承永嘉以後，屢經變亂，人民死亡流散所致。故北朝可以有均給民田之制，而南朝無之也。南朝人民所經喪亂之惨酷不及北朝之甚，故社會經濟情形比較北朝為進步，而其國家財政制度亦因之與北朝有所不同，即較為進步是也。北魏均田之問題此章所不能詳，故僅略舉其文，至北魏以後者亦須稍附及之，以見其因襲所自，並可舆南北互較，而後隋唐財政制度之淵源系統及其演進之先後次序始得而明也。《魏書》壹壹拾《食貨志》略云：太和九年下詔均給天下民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諸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没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盈，没則還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奴各依良。諸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别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宰民之官各隨地給公田，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隋書》贰肆《食貨志》云：晋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輪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為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為常。以此人競商販，不為田業，故使均輸欲為懲勵，雖以此為辭，其實利在侵削。又都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賊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魚、薪之類過津者並十分税一，以入官。其東路無禁貨，故方山津檢察甚簡。淮水北有大市百[寅恪案：《通典》壹壹《食貨典》雜税門百字作自]餘，小市十餘所，大市備置官司，税斂既重，時甚苦之。（北周）閔帝元年初除市門税，及官一帝即位，復興人市之税。（北齊）武平之後，權幸並進，賜與無限，加之旱蝗，國用轉屈，乃料境内六等富人，調令出錢。而給事黄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顒贊成之，後主大悦。於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豫焉，未幾而亡。《通典》贰《田制下》云：北齊給授田令，仍依魏朝。每年十月普令轉授，成丁而授，丁老而退，不聽賣易。《隋書》贰肆《食貨志》略云：至（北齊）河清三年定令，乃命男子十八已上六十五已下為丁，十六已上十七已下為中，六十六已上為老，十五已下為小。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此節前《兵制》章已引]。京城四面諸坊之外三十里為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户執事官一品已下逮於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已下羽林、武賁已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為受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中略]八品已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牛。又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為桑田，其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又同書同卷略云：（隋高祖）頒新令，制人男女三歲已下為黄，十歲已下為小，十七已下為中，十八已上為丁，丁從課役，六十為老，乃免。自諸王已下至於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頃，少者至四十畝，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園宅率三口給一畝，奴婢則五口給一畝。京官又給職分田，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供公用。《唐會要》捌叁《租税上》（參考《通典》貳《田制下》及《舊唐書》肆捌《食貨志》、《新唐書》伍壹《食貨志》等）略云：（武德）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始定均田賦税，凡天下丁男給田一頃，篤疾廢疾給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若為户者加二十畝。所授之田十分之二為世業，餘為口分田，身死則承户者授之，口分則收入官，更以給人。同書玖贰《内外官職田》（參考前條有關諸書）略云：武德元年十二月制内外職官各給職分田。據此簡略之徵引，即可見北朝俱有均田之制，魏、齊、隋、唐之田制實同一系統，而南朝則無均田之制，其國用注重於關市之税，北朝雖晚期亦征關市之税，然與南朝此税之地位其輕重頗有不同，然則南朝國民經濟國家財政較北朝為進步，抑又可知也。《魏書》陸捌《甄琛傳》（《北史》肆拾《甄琛傳》同）所云：（於世宗時）上表曰：“今偽弊相承，仍崇關酈之税，大魏恢博，唯受穀帛之輸。”南北社會經濟國家財政之差異要點，甄琛此數語足以盡之矣。但隋雖統一南北，而為時甚短，又經隋末之擾亂，社會經濟之進步亦為之停頓，直至唐高宗武則天之世，生養休息約經半世紀之久，社會經濟逐漸進展，約再歷半世紀，至玄宗之時，則進展之程度幾達最高度，而舊日北朝之區域自西晉永嘉亂後其社會經濟之發達未有盛於此時者也。夫唐代之國家財政制度本為北朝之系統，而北朝之社會經濟較南朝為落後，至唐代社會經濟之發展漸超越北朝舊日之限度，而達到南朝當時之歷程時，則其國家財政制度亦不能不隨之以演進。唐代之新財政制度，初視之似為當時政府一二人所特創，實則本為南朝之舊制。蓋南朝雖為北朝所併滅，其遺制當仍保存於地方之一隅，迨經過長久之期間，唐代所統治之北朝舊區域，其經濟發展既與南朝相等，則承繼北朝系統之中央政府遂取用此舊日南朝舊制之保存於江南地方者而施行之，前所謂唐代制度之江南地方化者，即指此言也。又河隴區域在北朝區域内本為文化甚高區域，其影響於隋唐制度之全部者，前章已詳言之。但除文化一端外，其地域在吾國之西北隅，舆西北諸外族鄰接，歷來不獨為文化交通之孔道，亦為國防軍事之要區。唐代繼承宇文泰關中本位之政策，西北邊疆本重於東北，至於玄宗之世，對於東北更取消極維持之政策，而對於西北，則取積極進展之政策。其關涉政治史者本章可不置論，兹所論者即西北一隅歷代為邊防要地，其地方傳統之財政經濟制度經長久之演進，頗能適合國防要地之環境。唐玄宗既對西北邊疆採軍事積極政策，則此河湟地方傳統有效之制度實有擴大推廣而改為中央政府制度之需要，此即前所謂唐代制度之河西地方化也。請就二者各舉一例以證明之，關於江南地方化者曰迴造納布，關於河西地方化者曰和糴，此二端之涉及政治軍事者不能詳述，兹僅論其淵源所從出於下：隋唐二代長安、洛陽東西兩京俱為政治文化之中心，而長安為西魏、北周以來關中本位之根據地，當國家積極進行西北開拓政策之時，尤能得形勢近便之利，然其地之經濟運輸則遠不及洛陽之優勝，在北周以前軍政範圍限於關隴巴蜀，規模狭小，其經濟尚能自給。自周滅北齊後不久，即營建洛陽為東京，隋唐承之，故長安、洛陽天子往來行幸，誠如李林甫所謂東西兩宫者也（參《新唐書》壹貳叁上《姦臣傅·李林甫傳》及《通鑑》贰壹肆《唐紀》叁拾開元二十四年條等）。夫帝王之由長安遷居洛陽，除别有政治及娱樂等原因，如隋煬帝、武則天等茲不論外，其中尚有一主因為本章所欲論者，即經濟供給之原因是也。蓋開中之地農產物雖號豐饒，其實不能充分供給帝王宫衛百官俸食之需，而其地水陸交通不甚便利，運轉米穀亦頗困難，故自隋唐以降，關中之地若值天災，農產品不足以供給長安帝王宫衛及百官俸食之需時，則帝王往往移幸洛陽，俟關中農產豐收，然後復還長安。茲就隋唐二代各舉一例如下：《隋書》贰《高祖紀下》（《北史》壹壹《隋本紀上》略同）云：開皇十四年八月辛未關中大旱，人饑，上率户口就食於洛陽。十五年三月己未至自東巡狩。《通鑑》贰百玖《唐紀》貳伍景龍三年末云：是年關中饑，米斗百錢，運山東、江淮穀輸京師，牛死什八九。羣臣多請車駕幸東都，韋后家本杜陵，不樂東遷，乃使巫觋彭君卿等說上[中宗]云：“今歲不利東行。”後復有言者，上怒曰：“豈有逐糧天子耶?”乃止。觀此二例，可知隋唐時關中長安之經濟供給情势矣。至唐玄宗之世，為唐代最盛之時，且為積極施行西北開拓政策之際，當日關中經濟供給之問題尤較前代為嚴重，觀《舊唐書》玖捌《裴耀卿傳》（《通典》拾《食貨典》漕運門同，其他有關材料不備列）所云：明年[開元二十一年]秋霖雨害稼，京城穀貴，上將幸東都，獨召耀卿，問救人之術。耀卿對曰：“今既大駕東巡，百司扈從，太倉及三輔先所積貯且隨見在發重臣分道賑給，計可支一二年。從東都更廣漕運，以實關輔，待稍充實，車駕西還，即事無不濟。臣以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為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儻遇水旱，便即匱乏。往者貞觀永徽之際禄廩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駕久得安居。今國用渐廣，漕運數倍於前，支猶不給，陛下數幸東都，以就貯積，為國家大計，不憚劬勞，祇為憂人而行，豈是故欲來往。若能更廣陝運，支粟入京，倉廩常有二三年糧，即無憂水旱。今天下輪丁約有四百萬人，每丁支出錢百文五十文充營窖等用，貯納司農及河南府陝州，以充其費。租米則各隨遠近，任自出脚，送納東都。從都至陝，河路艱險，既用陸脚，無由廣致。若能開通河漕，變陸為水，則所支有餘，勤盈萬計。且河南租船候水始進，吴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隱盜，臣望沿流相次置倉。”上深然其言。尋拜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語在《食貨志》。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脚錢三十萬貫。《舊唐書》肆玖《食貨志下》（參考《通典》拾《食貨典》漕運門等）所云：（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事條曰：“江南户口稍廣，倉庫所资，惟出租庸，更無征防。緣水陸遥遠，轉運艱辛，功力雖勞，倉儲不益。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即却還本州，更得其船充運，並取所減脚錢，更運江淮變造義倉，每年剩得一二百萬石，即望數年之外倉廩轉加。其江淮義倉下濕不堪久貯，若無船可運，三兩年色變，即給貸費散，公私無益。”疏奏不省[至二十一年始施用其言]。則可知玄宗時關中經濟不能自足情形及其救濟之政策。裴耀卿之方略，第一在改良運輸方法，即沿流相资置倉；糴第二在增加運輸數量，即運江淮變造義倉。斯二者皆施行有效，然此尚為初步之政策，更進一步之政策則為就關中之地收買農產物，即所謂和糴；而改運江淮之粟為運布，即所謂迴造納布是也。《新唐書》伍叁《食貨志》（參《通鑑》貳壹肆《唐紀》開元二十五年條）云：貞觀開元後西舉高昌、龜茲、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緣邊數十州戍重兵，營田及地租不足以供軍，於是初有和糴。牛仙客為相，有彭果者獻策廣關輔之糴，京師糧稟益羡，自是玄宗不復幸東都。天寶中歲以錢六十萬缗賦諸道和糴，斗增三錢，每歲短遞輪京倉者百餘萬斛，米賤則少府加沽而糴，贵則賤價而糶。關於和糴在當日政治上之重要，表弟俞大綱君曾詳論之，茲不復贅（見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伍本第壹分《讀高力士外傳論變造和糴之法》）。今所欲論者，乃和糴之起原及舆牛仙客之關係，至彭果與此政策之内容究有何聯繫，難以考知，故置不論。《舊唐書》壹百叁《牛仙客傳》（《新唐書》壹叁叁《牛仙客傳》略同）略云：牛仙客，涇州鶉觚人也。初為縣小吏，縣令傅文静甚重之。文静後為隴右營田使，引仙客參預其事，遂以軍功累轉洮州司馬。開元初王君奐為河西節度使，以仙客為判官，甚委信之。蕭嵩代君奐為河西節度使，又以軍政委於仙客。及嵩入知政事，數稱薦之。稍遷太僕少卿，判凉州别駕事，仍知節度留後事，竟代嵩為河西節度使，判凉州事。開元廿四年秋代信安王褘為朔方行軍大總管，右散騎常侍崔希逸代仙客知河西節度事。初仙客在河西節度時省用所積鉅萬，希逸以其事奏聞。上令刑部員外郎張利貞馳傳往覆視之，仙客所積倉庫盈满，器械精勁，皆如希逸之狀。上大悦，以仙客為尚書，中書令張九齡執奏以為不可，乃加實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