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案例

庞妍妍0802105013颜雨露0802105014史强08021050151994年9月，原告田永考入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下属的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取得本科生学籍。1996年2月29日，田永在参加电磁学课程补考过程中，随身携带写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中途去厕所时，纸条掉出，被监考教师发现。监考教师虽未发现田永有偷看纸条的行为，但还是按照考场纪律，当即停止了田永的考试。北京科技大学于同年3月5日按照“068号通知”第三条第五项关于“夹带者，包括写在手上等作弊行为者”的规定，认定田永的行为是考试作弊，根据第一条“凡考试作弊者，一律按退学处理”的规定，决定对田永按退学处理，4月10日填发了学籍变动通知。但是，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直接向田永宣布处分决定和送达变更学籍通知，也未给田永办理退学手续。田永继续在该校以在校大学生的身份参加正常学习及学校组织的活动。1996年3月，原告田永的学生证丢失，未进行1995至1996学年第二学期的注册。同年9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为田永补办了学生证。其后，北京科技大学每学年均收取田永交纳的教育费，并为田永进行注册、发放大学生补助津贴，还安排田永参加了大学生毕业实习设计，并由论文指导教师领取了学校发放的毕业设计结业费。田永还以该校大学生的名义参加考试，先后取得了大学英语四级、计算机应用水平测试BASIC语言成绩合格证书。田永在该校学习的4年中，成绩全部合格，通过了毕业实习、设计及论文答辩，获得优秀毕业论文及毕业总成绩全班第九名。1.北京科技大学的性质和法律地位是什么?学校性质:北京科技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之一。有44个本科专业，109个硕士学科点，另有MBA（含EMBA）、MPA、法律硕士和19个领域的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48个博士学科点，11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是国务院授权的学位授予机构。法律地位:《教育法》第20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业证书制度。经国家批准设立或者认可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按照国家规定，颁发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第22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学位授予单位依法对达到一定学术水平或者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员授予相应的学位，颁发学位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3]（以下简称《学位条例》）第8条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14]的高等学校授予。北京科技大学是从事高等教育事业的法人，原告田永诉请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正是由于其代表国家行使对受教育者颁发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行政权力2.何谓行政主体，在本案中北京科技大学是否是行政主体。行政主体是指依法享有并行使国家行政权力，履行行政职责，并能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法律责任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很显然，高等学校不属于行政机关，那么，它是否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呢？《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下列权利：（一）按照章程自主管理；（二）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三）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四）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五）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六）聘任教师及其他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七）管理、使用本单位的设施和经费；（八）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教育活动的非法干涉；（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在这里，虽然法律条文中并没有区分权利和权力，但我们可以注意到，其中第3项规定的招生权，第4项规定的学籍管理、奖励、处分权，第5项规定的颁发学业证书权，第6项规定的聘任教师及奖励、处分权等，具有明显的单方意志性和强制性，符合行政权力的主要特征，[10]因而在性质上应当属于行政权力或公共管理权力。我们可以据此断定，高等学校经由国家法律的授权，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或公共管理权力，且如前文所述，其具有法人资格，能够独立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高等学校具有行政主体地位。原告田永的学籍一事向原国家教委申诉，原国家教委高校学生司于1998年5月18日致函北京科技大学，认为该校对田永违反考场纪律一事处理过重，建议复查。同年6月5日，北京科技大学复查后，仍然坚持原处理结论。田永认为自己符合大学毕业生的法定条件，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拒绝给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是违法的，遂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1999年2月14日判决：一、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田永颁发大学本科毕业证书；二、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召集本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原告田永的学士学位资格进行审核；三、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履行向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上报原告田永毕业派遣的有关手续的职责；第一审宣判后，北京科技大学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当维持。本案作为中国行政法学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引发了学界多少学人的关注和探讨。某种意义上，它取得了行政法学上的许多“革命成果”：它突破了行政法主体理论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限制，将司法审查的阳光洒进了冰冷[1]的中国大学里，为高校的管理者敲响了法治的警钟；它在相当程度上激发了广大学子维护自身权益的勇气，它挣开了形式法治的束缚，将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运用到了判决的分析之中，为中国行政法学贡献了一个活生生的实质法治案例。当然，此时，我们也不能不感慨法官及其背后的整个法院曾在本案中所体现的理论创新精神——尽管有学者指责法院的能动主义对民主的僭越，但正是这一“僭越”实现了法治的进步；在法治与分权之间我将义无反顾地选择法治谢谢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