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春秋》的性质(一)

论《春秋》的性质(一)摘要：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政治学著作，而不是历史学著作，这是先秦至两汉众多学者一致的正确看法。东汉之后尤其近代以来，在古文经学及疑古思潮的鼓动下，学者多视《春秋》为历史学著作。实际上，以《春秋》为历史学著作说的种种理由均不能成立，《春秋》的性质为政治学著作，这一结论的正确性不容置疑。正确认识《春秋》的性质有助于人们有效地利用《春秋》及相关材料从事史学研究，同时也有益于我们摒弃误解，树立正确的史学观。关键词：《春秋》；性质；经古文学；经今文学；“古史辨”派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蕴涵著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学著作，这是从先秦孟、荀到两汉马、班诸家一致的正确看法。两汉以后，今文经学衰微，学者多受古文经学门户之见的影响，错误地视《春秋》为历史学著作，并由此引发了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春秋》性质之争。围绕《春秋》是历史学著作还是政治学著作这一问题，千余年来先后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一、传统今文经学家的正确观点，即以《春秋》为政治学著作，持此说者如清人皮锡瑞，近人徐复观、吕思勉、胡适等；二、古文经学家及近代“古史辨”派学者的观点，即认为《春秋》是历史学著作，古文经学家如晋人杜预，近人钱玄同、顾颉刚、刘节等人坚持这种看法；三、调和说，即认为《春秋》“亦经亦史”，持此说者如钱穆、雷戈。实际上，“亦经亦史”说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我们不妨先对之略加分析以见其不妥。钱穆认为《春秋》是一部“亦经亦史的一家言”，1]（第317页）理由是古无经、史的区别，经、史之分是后代才有的观念，“若我们定要说《春秋》是经非史，这实在只见其为后代人意见，据之以争古代之著作，未免搔不着痛痒”。1]（第269—270页）这种貌似公允的调和论之所以不能成立的原因有二：首先，“经史不分”之说不符合古代经史关系的实际。关于这点，钟肇鹏先生曾在上世纪60年代的《论“经”和“史”》一文中专门加以辨析，并有力阐明了中国古代经史有别、史先于经的事实，故而毋庸今人置喙。2]（第292—305页）其次，一部论着的性质是恒定不变的，而属于学科分化的经史之分则是一个动态过程，两者不宜混为一谈。由于经、史的区别是本质性的，两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当然也不存在某种中间过渡形态。这样说来，“亦经亦史”说实际上等于取消、而不是解决了《春秋》性质问题，无怪乎自产生以来和者寥寥。与此不同，以《春秋》为史学著作的错误看法，却由于牵涉到一些史实和理论的辨析而情况复杂；加之此说出自著名学者之口，因而长期以来对之鲜有质疑者。由于今人的误解多系盲从前贤所致，所以首先对传统诸种《春秋》为史学著作说的错误加以分析辩驳，无疑是我们正确认识《春秋》性质的钤键所在。一、三种“《春秋》为史学著作”说驳议1、古文经学家《春秋》性质说驳议“《春秋》为史学著作”说的始作俑者是晋代古文经学家杜预。1]杜预在《春秋左传序》中说：“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杜预认为，《春秋》是孔子有感于当时史官失职，史书记载失实而修成的史学著作；《春秋》的体例与材料采自鲁国旧史，思想则沿袭源自周公。这种说法等于否认了孟、荀以来许多学者关于《春秋》政治思想的表述，而为后世种种“《春秋》为史学著作”说开启了先河。皮锡瑞曾在《经学历史》中批驳了杜氏上述观点，并将之概括为“经承旧史”四字。3]（第3页）徐复观先生也曾就此批评说：“《春秋》之所以入于六经，是因孔子从鲁史中取其义。离开孔子所取之义，则只能算是历史中的材料而不能算是经。乃有人要越过孔子以求周公的史法，真可谓昧于经之所以为经的本原。”4]（第30页）古文经学家之所以主张《春秋》为历史学著作，与两汉经今古文间的门户之争有直接关系。东汉以后，随着今文经学以神学化而流于荒诞，并最终走向衰微，古文经学取得了一统天下的地位。杜预的“经承旧史”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不啻如此，传统执《春秋》为史学著作说者如刘知几、王安石、欧阳修、章学诚等人的相关学说中都不同程度上存在杜预“经承旧史”说的影子。由于古文经学的影响自两汉之后绵延近两千年，以至于除了历史上的一些特殊时期之外，人们普遍遗忘了一个基本常识：即今文经学关于《春秋》的解释中实际上包含不少合理内容，单凭古文经学家的一面之词来判定《春秋》的性质势必有偏信则暗之虞。总之，尽管传统古文经学家的《春秋》性质观流传久远，也因此误人最深，但由于它纯属经学家门户之见和相互攻讦的产物，因而不足为训。2、“古史辨”派“《春秋》为史学著作”说驳议与传统古文经学家有所不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钱玄同、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学者率先试图通过“超经学的方法”研究《春秋》的性质。2]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时代大潮中，顾、钱二人鼓吹“疑古辨伪”，对《春秋》的性质进行了热烈讨论，最终得出“《春秋》为史学著作”的错误结论。从1921年开始，顾颉刚、钱玄同相继在《论孔子删述六经及战国著作伪书书》、《答顾颉刚先生书》、《论春秋性质书》以及《答书》等文中对《春秋》的性质进行了讨论。顾、钱二人敏锐地认识到：前人之所以视《春秋》为经，是因为他们认为其中蕴涵著作者孔子的“微言大义”；但如果能证明《春秋》根本与孔子无关的话，则《春秋》为经之说就势必不能成立，而《春秋》为史学著作的看法也就顺理成章了。用钱玄同的话来说：“我现在对于‘今文家’解‘经’全不相信，我而且认为‘经’这样东西压根儿就是没有的；‘经’既没有，则所谓‘微言大义’也者自然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春秋》乃是一种极幼稚的历史,‘断烂朝报’跟‘流水帐薄’两个比喻实在确当之至。”5]（第278—280页）为证明孔子不作《春秋》，顾颉刚曾提出六项证据对其加以支持，关于这些证据的反驳，笔者已在有关文章中进行了详细阐述，兹不赘言。6]值得指出的是，赵生群先生经过考察之后，也对这些证据的可靠性予以否定，并且指出：“（这些证据）当然就不足以否定孔子作《春秋》这一事实。”7]（第1－2页）这与笔者的结论相一致。由此可见，“古史辨”派的“孔子不作《春秋》”之说无以自圆其说，而他们以《春秋》为史学著作的结论也是不能成立。尽管如此，有赖于“古史辨”派在20世纪初期学术界一度产生的巨大影响，他们的上述错误结论仍被一些有影响的学者奉为圭臬。一部多年以来深得赞誉的史学史著作就将《春秋》视为早期的编年史著作，并说：“关于古代的史学，以孟子说得最多。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怀疑到《春秋》这部书与孟子学派有点瓜葛。……在这里，我们发现作《左传》的人与作《孟子》的人见解也是一致的。他们都要求有一个不畏强御的史官如董狐、南史之类。同时希望孔子能作一部《春秋》，也是书法不隐的。于是把一部断烂朝报的鲁史，拿来穿凿附会，说成是孔子的书法。”8]（第39－40页）细绎文义便不难看出，上述说法正由“古史辨”派的《春秋》性质论衍变而来无疑。“古史辨”派《春秋》性质研究何以会陷入误区？对此至少应从两方面加以认识：首先，反封建时代思潮对“古史辨”派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干扰。在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革命热潮中，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孔子、《春秋》的“微言大义”与封建主义的权威联系在一起。承认儒家文献——尤其是《春秋》——的政治学内涵，岂不是有为封建主义卫道的嫌疑？以讨论《春秋》性质为凭借，进而否定其政治权威便成为时代赋予“古史辨”派学者的政治使命，政治上的进步便以学术的形式得到表现，“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为史学著作”等结论遂应运而生。另外，经学背景也对“古史辨”派学者发生了消极影响。由于顾颉刚、钱玄同等人都有复杂的今古文经学背景，二人虽多次鼓吹“超越经学”，但实际结果却往往是出此入彼，门户之见并未脱尽，这对他们学术工作的消极影响是不难想象的。3、当代史学家“调和说”驳议在当代众多中国史学史著作中，可以看到第三种“《春秋》为史学著作”的观点：“《春秋》是孔子所作的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这种观点将古文经学家与“古史辨”派的《春秋》性质说加以调停糅合，试图以此使得传统的“《春秋》为史学著作”说获得新生，因此可称为“调和说”。调和说的提倡者多为古代史学史的研究者。李宗侗认为：“孔子因鲁史旧文而作《春秋》，信矣”，9]（第17页）“真正有系统的古史，现存者当以《春秋》为首”。9]（第16页）金毓黼说：“孔子之修《春秋》，实为整齐官府之旧典，以下之于庶人，并以所创之义法，开后世私家撰史之风。”10]（第39页）白寿彝先生认为《春秋》系孔子所修，并说：“《春秋经》为后来的编年史作出了略具雏形的开端，还不能够建成编年史的体制。但它标志了私人著述的出现，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有利于此后历史著作进一步发展的。”11]（第26页）另外如仓修良、王树民、宋衍申、瞿林东、陈其泰等人均持相同看法。调和说的观点可归纳如下：首先，认为《春秋》为孔子所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调和说”视为对顾、钱等人观点的修正也未尝不可。其次，认为《春秋》是中国第一部历史学著作，而孔子则是中国的“史学之父”或“史学之祖”。有学者认为：正如希罗多德是希腊史学之父一样，孔子是中国史学之父；孔子的《春秋》，正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一样，是世界上最早的历史专着。13]有学者则说：“当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写出他的《希波战争史》时，中国的史学之父孔子的《春秋》已经问世30多年了。”14]还有学者主张：“我国学术界曾把司马迁誉为‘中国古代史学之父’，我认为孔子可称为中国古代史学之祖。”15]实际上，凡此种种说法中无不充斥着误解，只可惜学者的理性每每为热情所蒙蔽，以致陷入为古人争讼的怪圈而习焉不察。再者，“调和论”者认为《春秋》的“微言大义”不仅存在，同时正是《春秋》之所以为史学著作的关键。有作者这样评论说：“孔子对于历史编年的革新，即赋予历史记录之中以褒贬的历史评判，使历史记录具备了崭新的姿态。《春秋》因此成为我国第一部历史学著作，而不再是历史记录，孔子因此而成为中国史学之父。”16]实际上，论者之所以将《春秋》的微言大义解释为“史义”，乃是源于对近代西方史家关于史学著作应表现作者思想这一观点的误解，关于这点，我们留待下文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