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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古代青铜器陈家星目录四羊方尊司母戊鼎毛公鼎康侯方鼎大盂鼎青铜器简介中国青铜器与其他国家的不同1、品种极其丰富,不仅有酒器、水器、食器、兵器、礼器,还有车马器、农具、工具及各类生活用具等一应器物。2、器物铭文可以说是中国青铜器最大的特点。世界各地古青铜器绝大多数没有铭文,只有印度出土的少量青铜器或铸有很短的铭文。中国古铜器有铭文者仅出土的就达一万余件,且名文长篇巨制不少,如毛公鼎铭文长达497字。3、以容器为主的中国青铜器也在世界青铜文化中独树一帜。就世界范围而言,从印度河流域到巴尔干半岛,从米诺斯文明到迈锡尼文明,其青铜器的代表作大多为武器,如戈、矛、刀、箭、剑、戟、镞等,而中国却以铸造难度较大、纹饰复杂的容器为主。这些容器,尤其鼎,是为国家重器。其寓意深奥、内涵丰富,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的神秘性始终是鉴定家及藏家们感兴趣的问题。另外,欧洲青铜文化以武器为代表,中国青铜文化以容器为代表。鼎文化鼎为中国古代炊食器。中国鼎文化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早在7000多年前就出现了陶制的鼎。而其真正的发展最高峰则出现在商朝和西周时期,尤其是商代以鼎为代表的祭祀用容器的制作,盛行于商周时期,延续到汉代。在奴隶制鼎盛时代,被用作“别上下,明贵贱”,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又载“铸九鼎,像九州”。又有成语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等。青铜鼎的前身是原始社会的陶鼎,本来是日用的饮食容器,后来发展成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神器”,并被笼罩上一层神秘而威严的色彩。在古代,鼎是贵族身份的代表。典籍载有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的用鼎制度。此外,鼎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左传》有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鼎大多为三足圆形,但也有四足的方鼎。四羊方尊特点浑然一体:尊的四肩、腹部及圈足设计成四个大卷角羊,增加了变化,在宁静中突出威严的感觉。方尊的边角及每一面的中心线的合范处都是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同时也用以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感,增强了造型的气势。羊角是事先铸成后配置在羊头的陶范内,再合范浇铸的,因为技艺高明,使全器有浑然一体的感觉。动静结合:在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中,有不少器物以其独特的造型而引人注目,四羊方尊便是其中一例。它的造型以动静结合,寓雄奇于秀美之间,可谓巧夺天工。文物详介四羊方尊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其边长几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着尊体的重量。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文物详介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全体饰有细雷纹。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合范处均设计成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据考古学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融会贯通、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恰到好处,以异常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在商代的青铜方尊中,此器形体的端庄典雅是无与伦比的。此尊造型简洁、优美雄奇,寓动于静。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出土地方四羊方尊的出土地湖南宁乡,由于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出土了大批的青铜器,其出土青铜器被称为宁乡青铜器群。四羊方尊便是宁乡青铜器群的代表,也是宁乡出土最早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绝大多数与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特征一致。四羊方尊从造型与铸造特征方面考古学者认为是典型的商代青铜器,但出土地湖南当时是“荒蛮服地”如何会出土如此精美的商代青铜器?一般认为商文化南界到淮河流域。有些专家推测宁乡一带可能是商朝的一个方国;有人怀疑是后来带入湖南地域的,但是此类说法均缺乏相关的证据。象征意义首先,羊在祭祀礼仪中的地位仅次于牛,商代国都所在的河南安阳小屯发现大量祭祀坑,最多的就是牛、羊、犬,商王武丁时期的一条有关商王室对武丁祭祀的材料中提到“卜用百犬、百羊”,另一条材料中提到“十五羊”、“五十羊”,可见羊作为祭祀的牺牲用量是很大的。羊的个性也使之成为人们喜爱的对象。先秦时期,人们对羊的个性有两个归纳:善良知礼;外柔内刚。羊“跪乳”的习性,被视为善良知礼,甚至被后世演绎为了孝敬父母的典范;外柔内刚也被引申出许多神圣的秉性,传说的始祖皋陶敬羊,《诗经?召南》中也有“文王之政,廉直,德如羔羊”的说象征意义2法,中国古代一种独角怪兽獬豸也被认为与羊有关,能看出人是否有罪,能分辨是非曲直。因此,后世以独角兽表示法律与公正。羊最通俗或民间化的象征意义便是“吉祥”,至少从汉代开始,羊就与吉祥联系在一起,汉代瓦当、铜镜等铭刻中多见“宜侯王大吉羊(祥)”,吉祥有时直接写成“吉羊”,在这里,羊与祥不仅仅是字的通假,而是羊身上被赋予的上述种种秉性使然。羊是带角的动物。角是许多民族尤其是原始民族崇拜之物,人类创造的神里许多带角,如中国古代战神蚩尤就著名的带角的神与祖先。司母戊鼎形状司母戊鼎的提手文饰同样精美。两只龙虎张开巨口,含着一个人头,后世演变成“二龙戏珠”的吉祥图案。一般认为,这种艺术表现的是大自然和神的威慑力。现在却有人推测,那个人是主持占卜的贞人,他主动将头伸入龙虎口中,目的是炫耀自己的胆量和法力,使民众臣服于自己的各种命令,完全是可能的:当时的贞人出场时都牵着两头猛兽,在青铜器和甲骨文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图案。简介司母戊鼎是商后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铸品,原器1939年3月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此鼎形制雄伟,832.84千克。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鼎初为乡人私自挖掘,出土后因过大过重不易搬迁,私掘者又将其重新掩埋。司母戊鼎在1946年6月重新出土,当年村民锯下一只鼎耳,由于历史原因无法找到,现在看到的是后来补筑上去的,成为了一大遗憾。新中国成立后,于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简介鼎身呈长方形,口沿很厚,轮廓方直,显现出不可动摇的气势。司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据考证,司母戊鼎应是商王室重器,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的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发现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鼎是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北的农田中,被当地农民吴希增探寻到的。自从安阳小屯村发现甲骨文之后,质朴的当地农民逐渐意识到殷墟文物的价值,于是积极参加了探寻文物的活动。1939年3月的一天上午,吴希增在吴培文的田地上用探杆探找文物,当探杆钻到地下十多米深的时候,触及到一个硬物,吴希增将探杆取上来二看,发现坚硬的探头卷了刃,他意识到探到宝物了。按当地规定,探宝不分地界,但探出宝来,宝物所在地的主人要分得宝物售款的一半。吴希增和吴培文商定之后,当晚便破土挖宝了。挖掘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到半夜时分,挖下约10米深,宝物被发现了,先挖到的是器物的柱足,接着整个器物显露出来。发现当时,大方鼎的口朝东北,柱足朝西南,横斜在泥土里,大如马槽,但只有一个鼎耳,另一个鼎耳不知去向,人们在泥土中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估计,它在埋入地下之前,便被击断失落了。第二天夜里,吴培文组织了四十多人往上提,他们在洞口上搭了一个架子,用两条粗约五厘米的麻绳,刚提了两三米,粗实的绳子突然断裂了。此时,天将放亮,为防别人发现,又将洞口堵了起来。到了第三天夜里,吴培文再次召集村民们开始了提鼎。这次的办法是两根绳子一条拴住鼎耳,一条拴住柱足,一部分人在上面用力拉,一部分人在洞下用杠杆撬起一头并将土填入底部,然后再撬另一头,再用土填起来,用这种办法一点一点地往上抬,终于将这个特大方鼎弄出了地面。去向方鼎的出土始终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消息还是泄露了出去。不久,驻安阳飞机场的日军警备队长黑田荣次前来“参观”,后北平古董商肖寅卿也来秘密造访,并表示愿出20万银元购买,但要求村民将鼎砸成四至十块,以便分批装箱运走。村民受20万银元诱惑,真的开始肢解方鼎,先是用钢锯条锯,但由于方鼎的硬度高,没锯动。后来,村民认为把方鼎破坏了太可惜,还怕万一萧寅卿不要,不完整的方鼎会很难出手,于是村民停止肢解,又将方鼎埋入地下保存了起来。去向2后来,消息传到日伪宪兵队耳中,宪兵队多次前来搜寻。村民为了防止宝物被日本人抢去,便采取了迷惑敌人的办法:将方鼎转移到较远的地方埋藏起来,而在原来埋藏方鼎的地方,埋藏了别的出土文物。日本宪兵找到这一埋藏地点,将这批文物抢劫而去,而方鼎得以保存下来。1946年6月被重新掘出,原物先存于县政府处。同年十月底,为庆祝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60寿辰,驻军用专车把它运抵南京作寿礼,蒋指示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毛公鼎介绍毛公鼎为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器物,为皇皇钜制,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其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结体方长,较散氏盘稍端整。李瑞清题跋鼎时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毛公鼎通高近54厘米,重34.5公斤,大口圆腹,整个造型浑厚而凝重,饰纹也十分简洁有力、古雅朴素,标志着西周晚期,青铜器已经从浓重的神秘色彩中摆脱出来,淡化了宗教意识而增强了生活气息。出土行踪毛公鼎于清朝道光年间在陕西岐山周原出土,据贺世明考证是清道光年间(1851年),自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来的,有古董商人闻名而来,以白银300两购得,但运鼎之际,被另一村民董治官所阻,买卖没有做成。古董商以重金行贿知县,董治官被逮下狱,以私藏国宝治罪。此鼎最后运到县府,被古董商人悄悄运走,张燕昌之子张石瓠曾巧见此鼎。后毛公鼎辗转落入西安古董商苏亿年之手。咸丰二年(1852年,北京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又从苏亿年之手购得,并赏给苏亿年1000两,此鼎深藏于密室,鲜为人知。陈介祺病故后,1912年其后人卖出此鼎,归两江总督端方所有,端方被派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被革命军所杀。端方之后人因家道中落,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俄国人开办的华俄道盛银行。英国记者辛浦森出美金5万元向端家购买,端家嫌钱太少,不肯割爱。当时有爱国人士极力呼吁保护国宝,毛公鼎辗转至当时担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后来国学馆馆长叶恭绰手中,存入大陆银行。出土行踪2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叶恭绰避走香港,毛公鼎未能带走,藏在了上海的寓所里。由于叶恭绰是用假名买走得毛公鼎,让日本人无法查知它得下落。叶恭绰嘱咐其侄叶公超:“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把毛公鼎托付给你,不得变卖,不得典质,更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毛公鼎几经易手,甚至差点被日本军方夺走,所幸叶公超拚死保护,是不承认知道宝鼎下落。叶恭绰为救侄子,制造了一只假鼎上交日军。叶公超被释放后,于1941年夏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家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辗转返回上海。后来因生活困顿,将毛公鼎典押给银行,由钜贾陈永仁出资赎出,毛公鼎才不至于流浪他乡。1946年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给政府,隔年由上海运至南京,收藏于中央博物馆。194
本文标题:8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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