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徽州典当商的经营文化

1清代江南徽州典当商的经营文化——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典当秘籍四种研究王振忠（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摘要：哈佛燕京图书馆是美国汉学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收藏机构之一，收藏有大批有关东亚研究的珍稀文献。其中的《典业须知》、《至宝精求》、《玉器皮货谱》和《银洋珠宝谱》四种善本古籍，是反映清代典当业运作的重要文献，迄今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上述的四种典当秘籍中，仅有《典业须知》一书曾由杨联陞教授标点整理（发表于台湾的《食货月刊》复刊），而为学界所知。笔者认为：《典业须知》是有关清代徽州典当业运作记载最为系统、内容最为丰富的一份商业文献，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杨氏标点此书时，因徽商研究尚未充分展开，故而此书的内容及其学术价值并未得到应有的认识。此后，涉及典当业研究领域的学者，也未对此作过系统、深入的探讨。此外，哈佛燕京图书馆另藏有《至宝精求》、《玉器皮货谱》和《银洋珠宝谱》三书，也是反映清代典当业经营的相关文献，与《典业须知》应属于同一批文书——这是杨先生所未曾注意到的。有鉴于此，本文拟结合其他典当业文献（包括新发现的一批徽州文书），对上述四书（尤其是《典业须知》），作一具体而微的综合性探讨。首先从内容结构上论证《典业须知》和《至宝精求》、《玉器皮货谱》以及《银洋珠宝谱》同属一个文书群，其次利用《典业须知》及相关文书研究徽州典当业的经营文化和典当业者的社会生活，最后对《典业须知》等书所反映的典商心理，作一初步的文化分析。在研究的角度上，除了关注经营规范、商业道德之外，本文更注重对典商社会生活史的揭示。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是美国汉学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收藏机构之一，收藏有大批有关东亚研究的珍稀文献。1其中的《典业须知》、《至宝精求》、《玉器皮货谱》和《银洋珠宝谱》四种善本古籍2，是反映清代典当业运作的重要文献，迄今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上述的四种典当秘籍中，仅有《典业须知》一书曾被介绍，而为学界所知。1971年，哈佛大学杨联陞教授将《典业须知》一书的内容悉数标点整理，发表于本文受复旦大学历史系亚洲研究中心基金资助，为“徽州文书中江南典当业文献的整理和研究”项目成果之一。1关于这一点，可参见去年出版的《燕京的宝藏——哈佛燕京图书馆七十五周年纪念展览目录》（TreasuresoftheYenching，seventy-fifthanniversaryoftheHarvard-Yenchinglibraryexhibitioncatalogue，Harvard-Yenchinglibrary,Harvarduniversity,Cambridge,Massachusetts,2003）所收诸文。2上述四书分别注录为：“（浙江新安）惟善堂编：《典业须知》，清光绪间抄本，朱笔圈点本，六行二O字，一册一函”；“《至宝精求》，清抄本，八行十六字，一册一函”；“《玉器皮货谱》，清光绪间抄本，六行二O字，一册一函，封面题：‘玉器皮货谱共两本’”；《银洋珠宝谱》则未见注录。其中，“（浙江新安）惟善堂编”有误，应作“（浙江）新安惟善堂编”。2台湾的《食货月刊》复刊第一卷第四期。杨氏在正文之前有一段说明（应当是写给编辑的信函），称：“……此书似无刊本，内容颇有可取。书中提及金厚堂嗣君少堂曾中咸丰乙卯举人（西元一八八五年），可以推知著作年代。作者是新安人，寄籍浙江。惟善堂或是会馆之名，尚未查。先生如认为值得印布或分期发表，联陞在一两周内，拟撰一短文介绍此书，将或可与此书合印成一小册，赠人较便。”3不过，后来并未见到杨先生对《典业须知》进一步研究的论文问世。4笔者认为：《典业须知》是有关清代徽州典当业运作记载最为系统、内容最为丰富的一份商业文献，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杨氏标点此书时，因徽商研究尚未充分展开，故而此书的内容及其学术价值并未得到应有的认识。此后，涉及典当业研究领域的学者，也未对此作过系统、深入的探讨。5此外，哈佛燕京图书馆另藏有《至宝精求》、《玉器皮货谱》和《银洋珠宝谱》三书，也是反映清代典当业经营的相关文献，与《典业须知》应属于同一批文书——这是杨联陞教授所未曾注意到的。有鉴于此，本文拟结合其他典当业文献（包括私人收藏的一批徽州文书），对上述四书（尤其是《典业须知》），作一具体而微的综合性探讨。首先从内容结构上论证《典业须知》和《至宝精求》、《玉器皮货谱》以及《银洋珠宝谱》同属一个文书群，其次利用《典业须知》研究徽州典当业的经营文化和典当业者的社会生活，最后对《典业须知》所反映的典商心理，作一初步的文化分析。在研究角度上，除了考察经营规范、商业道德之外，本文更关注对典商社会生活史的探讨。6一、《典业须知》、《至宝精求》、《玉器皮货谱》和《银洋珠宝谱》（一）《典业须知》《典业须知》亦作《典业须知录》，文中纪事有“咸丰乙卯”（即1855年，咸丰五年），故其编纂的年代应在清代后期。其序称：“吾家习典业，至予数传矣。自愧碌碌庸才，虚延岁月。兹承友人邀办惟善堂事，于身闲静坐时，追思往昔，3《食货月刊》复刊第一卷第四期，1971年7月版，页231。2004年，笔者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偶然承哈佛燕京图书馆沈津先生提及，杨联陞曾提供《食货复刊》抽印本等，尚存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为此，笔者查阅此件，看到抽印本上题“汉和图书馆惠存/（杨联陞）敬启”；另见一信封，上书：“May17,1955/杨联升借去/437贸易须知/439典业须知”。汉和图书馆即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前身，《贸易须知》未见该馆著录，此书内容由王秉元所著《贸易须知辑要》和《秘传神巧戏法录》两部分组成。由此可见，“二齐文书”中相关的商业文书究竟有多少，仍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探索。4仅见《食货月刊》稍后“杨联陞教授来信”中提及《典业须知》印刷上的小误数处。今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洪业、杨联陞卷”中的《杨联陞先生学术年表》和《杨联陞先生著述目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6月版，页927—933），均未见有相关的著述问世。5现有研究徽州典商的论文，如王廷元《徽州典商述论》（载《安徽史学》1986年第一期）、王世华《明清徽州典商的盛衰》（载《清史研究》1992年第二期），范金民、夏维中《明清徽州典商述略》（载《徽学》第二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均主要利用正典、实录、碑刻、族谱、方志、文集和笔记等，勾勒徽州典商的概貌，并未利用典业文书详细讨论典业的内部管理。其他研究典当业的论著，间或利用到《典业须知》，如赵连发《中国典当业述评（论中国典当业在历史社会金融中所担任的角色）》（台北，石室出版公司，1978年1月版），曾利用《典业须知》讨论典当业的内部组织，但该文并非专门讨论徽州典当，且误将该书视作“南京惟善堂经营之典当业创办人发给各从业人员”的文字；刘秋根著《中国典当制度史》，曾利用《典业须知》一书，较为详细地讨论清代中期典当内部的劳动分工状况，但同样也不是从徽商研究的角度加以探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7月版，页87—92）6囿于史料，以往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研究徽州典商社会生活的成果较少。笔者此前利用婺源方氏的信函，对此作过初步的探讨。参见拙著《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近发现的16至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第四章之三《民国时期上海徽州典当商生活一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10月版，页499—519。3寡过未能，欲盖前愆，思补乏术。因拟典业糟蹋情由，汇成一册，以劝将来。不敢自以为是，质诸同人，佥以为可，并愿堂中助资邗[刊]印，分送各典，使习业后辈，人人案头藏置一本，得暇熟玩，或当有观感兴起者，则此册未始无小补云尔。”该序下署“浙江新安惟善堂识”。惟善堂是徽商在杭州开办的善堂之一，7作者出身典当业世家，可能于暮年在杭州主持或襄办惟善堂事务。另外，在《典业须知》正文的“谆嘱六字”中曾提及：“金陵为繁华之地，近日学生习气，专以好吃好穿为务，银钱不知艰难，吃惯用惯，手内无钱，自必向人借贷，屡借无还，借贷无门，则偷窃之事，势有不能不做。”由上述的这段文字看来，作者似乎是对金陵典业中人的不良习气有感而发。据此推断，他很可能在接手惟善堂事务之前，曾从业于金陵典铺。而从该书序文、署名以及正文的内容（如文中多次提及“我新安一府六邑”、“吾乡风俗”和“吾乡俗语”等）来看，《典业须知》的作者出自徽州，当为江南一带徽州典当业界的耆宿无疑。因此，可以将《典业须知》一书，作为研究徽州典当业的重要文献。《典业须知·勤务》对典业中学徒的日常生活规范作了说明，文中开列了学徒在闲暇时间应当阅读者，其中就包括《典业须知》之类的书籍，8这说明“典业须知”实际上是一种泛称，应为典当业中颇为普遍、提供初学者从业门径的一类书籍。（二）《至宝精求》《至宝精求》，封面除书名外，题作“翠竹轩郑记”。首列“珠谱序”，先是论珍珠的价值，接着谈珍珠鉴定之不易，说：“每见世之称具眼者，各挟一谱为规，往往有得有失，或近或远，非拘牵于往价，即模棱于两端，不几贾胡为千古独步也哉！”这是说——珍珠的鉴定端赖于行家的眼光，但各人的眼光自有高下，对于当时行情的了解亦见仁见智，所以常常出现言人人殊的状况。有鉴于此，作者接着说：“吾友眉山经营翘楚，鉴赏颇精，博采群识，订成一谱，问序于余。愧余荒谬少文，焉敢妄喙？然见其分门别类，各有品题，较重量轻，纤毫必晰，且究其出产，度其体势，以定其价值之多寡，持此应世，可鲜暗投之诮矣。殆所谓珠之指南者，非耶？”值得注意的是，该序下署时间、地点及序作者分别为“康熙丙戍[戌]端月题于鄂郡客舍/天都澹庵题”。康熙丙戌即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而“天都”则是徽州歙县一带的别称。因此，《至宝精求》的作者是一位字或号“眉山”的人，为徽州人“澹庵”的朋友。书中除珠谱外，还有其他一些内容，如“宝石论”、“银色辨要”、“评银色法规”和“量木头码尺寸法诀”等，均与商业经营相关。其中有看宝石的秘诀：“祗列珠名三样看，白洁时光与常行。但见糙黄狠跌价，上串分团百换宽。白糙鲜明五十换，阴阳一面四五间。惟有大珠难定价，五百千头觅利难。常行猜疑算八折，时光九因定无差。坚心推详牢拴记，传神会意任君参。”这些，显然都是业中人士的经验之谈。7现存的相关文书有《新安惟善堂征信录》及《新安惟善堂六安材会征信录》等。关于《新安惟善堂六安材会征信录》，详见拙文《清代、民国时期江浙一带的徽馆研究——以扬州、杭州和上海为例》（载熊月之、熊秉真主编：《明清以来江南社会与文化论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5月版）。此外，有关新安惟善堂的资料，在民间收藏中亦时有所见，如2003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故纸堆》丙册中，就收有一张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十七日重建惟善堂厝捐收单。8《典业须知·勤务》。4（三）《玉器皮货谱》《玉器皮货谱》内里题作“玉器皮货绸料价目谱”，封面有“共两本”的字样。揆诸实际，书中的前一部分讨论玉器，后有《玉纪原叙》，稍后继以杜文澜的跋；后一部分则分别记载有关皮货、绸料方面的内容。其中，《玉纪原叙》曰：“昔先子博学好古，尤精赏鉴，闻有古玉，不惜重赀购求，其辨别真伪，虽暗中摸索，亦百无一爽。性趋庭时尝蒙指示，得粗知梗概。既而浪游南北，援先子辨王[玉]之法，与玉相证，凡生平所见，无一不相印合者，益信先子格物之学为不可及也。道光壬午自楚归省，先慈手一箧付性，曰：‘此汝父一生心力易产所置，将留以待进呈者，皆三代物也，汝其慎守之！’性跪受检视，得古玉八十一事，光怪陆离，五色具备，洵至宝也！年来落拓鄂渚，煮玉无术，载米9八十一玉尽归质库中。性不肖，不克仰承父10志，读书自立，又弗来恪守旧物，负罪实甚11！顷邵君香伯书来，属作《玉纪》。性不学，何能有所撰述？然右王12之原委，知者稀，辨者寡，既有所闻，苟秘而宣不[不宣]，不将终于埋没耶？用是录先子之语，参考群书，择其言之信而有征者，汇集成卷，以应香伯之命。所纪皆实，非躬亲历试著有实效者概不书。所冀博雅君子加以正定，俾先子毕世苦心孤诣，不致湮没而无传，则私愿足矣。己亥花朝前一日江阴陈性书于八十一玉山房。”有关江阴陈性之生平阅历，同治三年十二月（1864—1865年）秀水杜文澜有较为充分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