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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面临跨国经营机遇国内无序竞争成障碍:34来源:《瞭望》新闻周刊网友评论(0)“走出去”新关口新世纪十年,影响世界历史进程最深远的经济故事,可能就是中国的迅猛发展:十年前还不过是一个心情紧张准备“走出去”登上全球化快车的“中学生”,十年后已成为一个牵引庞大的全球化专列奋力穿越金融危机迷雾的“火车头”。这一点,年中公布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作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注解。榜单显示,2010年中国大陆上榜企业由2000年的10家增加到46家,仅次于美日两国;其1.95万亿美元的营业总收入超过2009年巴西的GDP,可以排名全球第八大经济体;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09年,中国500强企业用仅占全球500强8.7%的收入,创造了相当于全球500强的19.9%的利润。这份成绩单,是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公司力量”从“草根”到“森林”倔强生长的结果,也是过去十多年来中国企业以开放胸怀敢于“赤脚”学习全球化“走出去”的结果。然而,面对中国企业靠着血汗和智慧建立起商业竞争优势,旧体系的既得利益者们不是直面自己的弱点,而是不断五味杂陈地抛出“中国经济威胁论”或“中国资源掠夺论”,甚至攻击他们曾奉为圭臬的商业精神。11月中旬,中铁建承建的沙特麦加朝觐轻轨铁路通车运营。对于这项世界迄今单位时间设计运能最大、运营模式最复杂、建设条件最严酷、同类工程建设工期最短的铁路项目,一些西方舆论竞相调侃中国企业以亏损为代价履约合同的勇气,甚至把中国协调力量帮助企业维护商业信誉、实现客户需求的行为,攻击为“别有企图”。现在。不论是以什么意图质疑甚至攻击中国企业的“走出去”,也不论当下中国企业“走出去”还有诸多不足和失误,中国公司已经成为了全球跨国经营版图中不可或缺的新力量。纵观历史,全球科技中心和全球制造中心发生了三次转移:作为全球商品贸易中心的中国,在宋代走到巍顶状态,支配着世界海洋贸易和商品制造;16世纪末,中国中心开始向欧洲转移,并成就了英国世界第一经济强国;19世纪后期,又开始向北美转移,最终使美国成为近现代全球科技和制造中心。20世纪中后期,世界制造中心已经率先开始向亚洲大规模转移。这种“风水轮流转”的变化规律意味着,中国和中国企业向世界经济发展最前列的奋进,即使最终成功,也不过是荣光东归的历史新篇章。如果放宽历史视野,世界应该也能够冷静对待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正处在新关口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仍然是初级阶段,充满着巨大的变数,而且教训就在眼前。20世纪80年代,日本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制造中心,但后来发生的种种失误,使其停滞甚至在这个位置步步后撤。要想不步此后尘,中国企业需要思考和学习的还很多。目前,“走出去”的“十二五”规划已经进入最后定稿阶段,这部总结了西方企业“走出去”历史经验教训的战略规划,拿出了中国“走出去”的指导思想,“平等相待、真诚合作、互利共赢”。因为全球商业史已证明:倚仗坚船利炮,英国的全球中心地位不过维系了二百余年;相反,建立在共赢互利基础上的中国贸易体系,从“丝绸之路”开始,其中心地位运转了近千年。□(文/健君)央企集体学习国际化处在国际化初级阶段的中国企业,距离成为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跨国公司,还有艰辛的道路要走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张辉王仁贵在国家行政学院新学期报到的9月1日,当晚7点,教学主楼A109教室迎来了一批特殊的新学生,45位中央企业主管国际业务的老总。中央组织部、商务部和国家行政学院将国资委旗下1/3强的央企集中在这里,组成“国有重要骨干企业领导人员提高跨国经营能力专题研讨班(以下简称国企班)”,在为期8天的时间内,学习和交流“走出去”经验。“这是第三次办‘走出去’的专题班。”国家行政学院进修部主任陆林祥提供给《瞭望》新闻周刊的资料显示,45人所代表的公司资产总额达7.5万亿元;年龄最大的58岁,最小的仅37岁,2/3的学员在50岁以下;硕士以上的学历占比六成,还有两位是大专学历。陆林祥和班主任刘钢花了大量功夫准备国企班的教学方案:从政府层面,约请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商务部副部长陈健、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甘绍宁,解读“走出去”政策要点;从专家视角,邀请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宇燕和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等人,分析全球竞争新趋势;从经验交流方面,请来中国远洋总裁魏家福、中国石油总裁蒋洁敏、招商局董事长傅育宁和IBM全球副总裁范宇,介绍其“走出去”和国际化的心得和秘诀。目前,全球跨国公司已达8万多家。2009年外国子公司总产值占世界GDP的11.6%(比20年前提高了近5个百分点),出口额占33%。其国际化经营的广度、国际分工的深度、业务多元化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跨国公司已成为当代经济全球化主要的引导和推进力量,控制着世界上大部分资源。”一位国家主管部门领导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中国企业要加快提升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力争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得到更多益处,需要以“走出去”的方式更主动地参与全球分工体系,逐步形成具有相应规模、技术和经营水平的跨国企业。最新统计显示,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565.3亿美元,名列全球第五位。保持了8年连续增长,年均增速54%。截至2009年底,中国1.2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77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1.3万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2457.5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其中,108家央企已“走出去”,境外资产总额超过6000亿美元。然而,2009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净额和年末投资存量的全球占比,分别仅为5.1%和1.3%,远低于8.3%的中国GDP全球比重。大部分企业在国际分工中处在生产加工环节和低附加值状态,倚仗的竞争手段仍然主要是低成本生产要素。这意味着,中国企业的海外总体竞争实力不但十分弱小,而且与中国国力不相匹配。上述主管领导提出了一个整体判断,中国企业“走出去”,“尚处于初期阶段”,“与外国跨国公司相比总体处于弱势,挑战和压力巨大。”这是一个晚上的课堂作业,45位学员将其“走出去”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和思考贡献出来,聚焦成研讨题目,自愿选择课题组成4个课题小组进行专题研究,并最终形成四项“毕业”成果。国家行政学院为国企班配备了以刘钢为班主任的三位副司级班主任和两位正处级班主任,“他们将以‘催化师’的身份,引导和推动研讨活动。”这些老总大多已经具有海外经营实践,对“走出去”有深刻的体验和思考。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学员已经在“真刀真枪”中历练为国际化经营的好手。短短半个多小时,大家提出了近百条问题。“每一条都可能来自于海外市场中硬碰硬的体验,也可能曾折磨得他们一宿一宿睡不着觉。”身边一位进修部老师私下说。通过讨论梳理,陆林祥和班长东航副总李军、四个小组长兵装集团李守武、神华王晓林、中远张良和诚通洪水坤,最终将写满四面写字板的问题提炼为“影响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最要紧的”四个课题:跨国经营与资源整合,改进政府管束与政策支持,国际化经营与风险监控,“走出去”战略国际化人才支持。“善建者不拔”“善建者不拔”语出《道德经》第五十四章,寓意优秀的建筑师,修造的大厦不会因基础不牢而坍塌。作为跨国经营“入门者”,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面对的第一件事就是资源整合这个生存基础。“如果不能有效处理这个问题,那就是资源运不回来、技术消化不了、市场打不进去,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一位学员如是说。您的位置:大洋网新闻中心财经新闻财经频道国内国际正文手机看新闻字号我国企业面临跨国经营机遇国内无序竞争成障碍:34来源:《瞭望》新闻周刊网友评论(0)采访中,一位资源企业老总介绍说,“一开始,失败不是一次两次,有的甚至整个项目失败,损失几亿美元,甚至上两位数。”这家企业上世纪90年代初“走出去”,前五年的项目大部分都不存在了。或许正是因此,第一组研究跨国经营资源整合课题中,学员们反复强调:“走出去”是中国企业的必然选择,但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要“走出去”或急于“走出去”,核心竞争力不强的,核心资源在目的国受到削弱的,不适合“走出去”,“比如,以中国廉价劳动力作为主要竞争因素的企业,到欧美一些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可能会丧失优势。”根据跨国经营的驱动力,这个研究组将“走出去”划分为六种方式:获取自然资源、获取海外人才、获取核心技术、获取市场空间、获取成本优势、获取专营权等。以其亲身体验,中国企业面对问题最多的是第一种方式下的资源整合。以获取自然资源为主要驱动力的“走出去”,是保障国家能源和经济安全的战略举措。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概莫能外。但是,大部分中国企业没有在国际市场中经历过自由竞争的洗礼,不懂得如何竞争,要么出手重,要么出手偏。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和中铝增持力拓股份最终失败就是经典案例。“对外投资是实实在在地追求收益,既不要讳谈利益,也不要空谈利益,要学会整合利益冲突,均衡利益各方。”一位学员告诉本刊记者,一些刚开始“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很少自觉从“合作双赢”的角度理解对外投资,“盲目追求控股,甚至投资之初就有搬资源、搬工厂、搬技术的想法,结果碰得头破血流。”也因此,他们的忠告是,“中国企业带着刚性需求在国外收购或开采资源企业和产品时,应采取更加柔性的姿态和方式,形成与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和谐相处。也就是说,要实现国外自然资源和当地投资环境的有机整合。”比如,“在投资方式上,不一味追求直接收购、控股等,可以采取与当地企业合作或与其他跨国公司合作。也可以在保证我企业的总体利益的基础上不强调控股权,采取多样化的策略和方法,通过不同结构的安排来降低风险。不给外国政客以攻击的借口。”事实上,这两年来,相当一部分中国企业已经大幅转变了海外投资风格,最突出的就是中海油。董事长傅成玉现在认为,“走出去”最重要的是,“寻找当地的伙伴,和他们共同发展,创造双赢机会”,对外强调入股而非控股,强调交易对当地就业及税收的贡献中海油因此近年来斩获颇丰,已成为国际能源界的重要玩家,仅今年就灵活多变地签了四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大单,并且成功进入美国墨西哥湾地区。不过,困扰“走出去”的问题仍然不断。学员们最讨厌的现象就是,中国企业国内无序竞争已经蔓延到海外,甚至包括央企在海外投标都发生过“窝里斗”。有学员笑称,在国外投标时最怕“他乡遇故知”,中国企业最怕的不是国外竞争对手,而是国内同行,往往是“熟人相见,分外眼红”。去年年初,在民企华菱集团入股澳洲第三大矿业生产商FMG谈判最紧张的时候,国内某金融投资机构突然也对这个项目发生兴趣,惊得行业主管人士不得不亲赴首都机场堵住了正要赶赴澳洲的这家机构负责人。庆幸的是,这位负责人明白事理,最终促成了华菱的好事。“恶性竞争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履约质量不高,一些海外工程遇到质量纠纷和劳资纠纷,损害了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形象,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形成了障碍。”看到日本等国企业在全球化上的协作,他们苦苦思索,“如何促成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相互支持、相互联合?如何杜绝在海外竞争中中国企业相互‘往死里掐’,进而打援手?”在学员们看来,行业协会的弱势是主要原因,“国内一些对外经贸商会官本位色彩明显,难以有效表达业内共同利益诉求,不能真正体现行业的长期海外利益,权威性很低。反观国外商会,行业权威性高,市场协调能力非常强。”他们建议,成立以企业力量为主导、而非政府或事业单位为主导的跨国经营协会组织,“真正以企业的自律经营和海外协同为主线,尽快使我国‘走出去’的企业形成合力,避免在海外市场上自相残杀。”聚合“大走出去”政策学习期间,本刊记者听到一个故事。一家中国企业在马来西亚东部承建了一座大型电站,交完“钥匙”就回来了。由于当地经济总量有限,建成后的电站电价低廉,且当地的部分有色金属资源比较丰富。一位学员感慨地说,“如果这家企业当时能够通过一种平台和国内冶炼企业共享这些信息,共同利用当地的低廉电价开发当地矿产资源,将是多大的商机啊。”当前,“走出去”的一大苦恼就是,经常面对海外市场信息的分割和屏蔽。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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