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围城》谈钱钟书对讽刺艺术的创新

1从《围城》谈钱钟书对讽刺艺术的创新【摘要】讽刺艺术是《围城》的一大亮点，文章以人物的活动为线索，讽刺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它入骨的讽刺意味，是通过情节的发展，以精雕的细节来自然流露，没有给人一丝做作的痕迹，同时，它讽刺手法灵活多样，比喻、用典、比较、推理等，处处见锋芒，讽刺的语言更是诙谐幽默、尖锐泼辣、令人赞叹。本文将从讽刺的广度和力度、犀利精微的心理讽刺、“学者式”的智性幽默讽刺、讽刺方式多种多样四个方面对《围城》中具体讽刺实例进行分析，了解钱钟书先生运用讽刺之高超的艺术才华，进而更深的了解钱钟书在讽刺艺术上的创新，对中国讽刺幽默文学所作的巨大贡献。【关键词】钱钟书《围城》讽刺艺术创新钱钟书一生学贯中西，融会古今，在创作上匠心独运，自成一家。讽刺性长篇小说《围城》是其一生的代表作，最能体现他机智隽永，才情横溢的艺术风格。美籍华人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称赞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也是最伟大的一部。”[1]历经几十年，它仍魅力未减，拥有大量的读者。它的成功一方面在于用浪漫主义的手法生动形象地刻画了中国旧知识分子的形象；另一方面在于它鲜明、独特的讽刺风格。钱钟书的小说从短篇到长篇，采用超然的态度，笑傲人间，针对荒唐的现象、可笑的人生进行讽刺，既有幽默的机智，也有揶揄的机锋。他的讽刺作品的问世，建构起了不同于现代讽刺传统的又一种路子，标志着现代讽刺文学的真正成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从讽刺作品来说，如果把中国讽刺小说比作繁星点点的星空，那么，《儒林外史》、《阿Q正传》、《围城》无疑是几颗最亮、最辉煌的星座。从创意来说，《围城》是超越一切前贤的，具有着独立不倚的品格。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钱钟书对讽刺艺术的创新。一、讽刺的广度和力度兼胜《围城》中的讽刺艺术是高超的、独具一格的，被评论家认为是“无一人，无一景，无一处，无一句不带讽，人人讽人，人人被讽，句句是讽，讽外有讽。”[2]一般说来，讽刺的面广，分散了火力，往往就不容易深，而容易缺乏力度。但钱钟书的讽刺则不然。他能够做到广而深，富有力度。首先，《围城》中讽刺的对象相当广泛，无所不包，对人性的弱点、学风的浮躁腐化等进行了强有力的讽刺。可以说，在《围城》里的70多位各类人物，几乎每个人物（唐晓芙例外）出场时作者都对其肖像进行了一番讽刺性描绘。常常采用讽刺的笔法，令其形2神毕露。例如，在写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时，文中是这样说的：“科学家跟科学大不相同，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高校长肥而结实的脸像没发酵的黄面粉馒头，‘馋嘴的时间’咬也咬不动他，一条牙齿印或皱纹都没有。假使一个犯校规的女学生长得非常漂亮，高校长只要她向自己求情认错，也许会不尽本于教育精神地从宽处分，这证明他还不老。”这是一段俏皮、新奇的文字，对高松年校长的刻画即深刻又含蓄，作者接着写他“发奋办公，亲兼教务长，精明得是睡觉还睁着眼睛，戴着眼镜，做梦都不含糊的”。高校长这一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是由于作者的新奇刻画，一位心术不正、好色贪杯、玩弄权术的学界官僚便跃然纸上，活灵活现，给读者印象颇深。再如那位出场一次的“哲学家”，他的名气是靠同外国著名哲学家通信和会面猎取来的。当他沾沾自喜吹嘘他同罗素会面的对话时，其实是在揭露自己的空虚和无聊。在法国取得文学博士头衔的苏文纨号称“才貌双全”的“女诗人”，但她的“得意之作”竟是抄袭的一首德国民歌。自称是“诗人”的曹元朗，其“杰作”《拼盘姘伴》，令人发噱作呕。这两个最后却结成秦晋，确是“珠联璧合”。还有，韩学愈从美国的爱尔兰骗子那里买了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博士文凭，骗取了大学教授的头衔，还让他的白俄妻子冒充美国国籍，以便到英文系任英语教授。为了灭迹消踪，杜绝后患，他勾结陆子潇，教唆学生蓄意搞垮方鸿渐，勾勒出了一个厚颜无耻、奸险残毒之徒。……像这样的例子，在《围城》中随处可见。每一个人物，在钱钟书的笔下都化作一幅幅讽刺性极强的漫画，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品尝到漫画式的讽刺。在讽刺人物的同时，钱钟书讽刺的笔也触及了与人物相关联的十里洋场的政界、银行界、新闻界、和工商界的丑陋。另外，《围城》的讽刺是犀利而一针见血的，是痛快淋漓的，它越过表面直透底里，表现出既深邃又宽阔的力量与气度。如对买卖假文凭的长段讽喻是一适例：方鸿渐先想买假文凭岂非行骗，但随即自宽自慰，从孔子、孟子和柏拉图的教导到中英官场习气，引经据典为自己开脱。小说借一个普通留学生的假文凭，真真假假议及古今中外，从邦国大事到圣贤教训，从先朝轶事到外国风习，随手拈来，采缀巧妙，作家蕴含其中的对社会历史善恶美丑的评价更令人三思。这段描述，与其说嘲笑了文凭骗局，不如说针砭了一切官场、文场的骗子，痛快淋漓而精妙机智，虽然这里讥嘲的是从前与他国，那么中国现实呢，作品引而不发，一切尽在不言之中。借题发挥，言此意彼，巧妙地讽刺了中国近代以来丧权辱国的内政外交，极富展延性与冲击力。他的讽刺早已远远超出那个社会，超越了那个时代。再如，小说这样写道：“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借题发挥，言此意彼，巧妙地讽刺了中国近代以来丧权辱国的内政外交，极富展延性与冲击力。3二、犀利精微的心理讽刺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对于一位讽刺幽默作家来说：“一切琐庸的、可怜的、鄙陋的东西，似乎都不能逃过他的眼睛。”[3]《围城》的创作基调是讽刺，因而通过犀利精微的心理观察和分析，准确揭示人物内心深处的活动与情感便成为小说刻画人物形象的主要方法。钱钟书先生善于用洞烛幽微、纤芥并肖的笔触刻画人物心理，其犀利精致的心理讽刺，使人物形象很具立体感，富有讽刺性。文章多处采用全知全能的叙事方法使人物的心理跃然纸上。老处女范懿年华已老却乏人问津，一心想汪太太替她做媒，却又装腔作势，故作矜持。一见到赵辛楣就原形毕露，“像画了个无形的圈子，把自己跟辛楣围在里面，说话密切泼水不入”。回去的路上，她几次设法要把同行的方鸿渐和刘小姐支开，留下赵辛楣和她两个人走。她一会儿说桥太窄，让赵辛楣陪她走河底；一会儿说忘了手提包，让赵辛楣陪她回去取。当方鸿渐替赵辛楣解围，使她的愿望落空后，“范小姐对鸿渐的道谢冷淡得不应该，直到女宿舍，也没有再多话。”这里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等的描写，深刻地绘状出人物心理，逼真如画，既不失幽默，颇具讽刺色彩。作者在第三章写一次青年知识分子的聚会时，将作品中各种人物的心绪交织在同一场合，形成微妙而又激烈的心理冲突。赵辛楣一心想让方鸿渐在苏文纨面前出丑，以发泄妒忌之情。结果让方鸿渐醉酒的目的达到了，但苏文纨却当着大家的面给予方鸿渐关心爱护，这使赵辛楣感到一种胜利后的失望；褚慎明与方鸿渐在席间互相鄙视，唇枪舌弹，各不相让；董斜川以会作旧体诗，懂“同光体”而自傲，又遭到赵辛楣、褚慎明的嘲弄讥讽；更有趣的是褚慎明因为美貌的苏文纨跟他讲“心”，竟激动过分，把夹鼻眼睛都掉进牛奶杯子里了。他拾起眼睛又不肯戴上，“怕看清大家脸上逗留的笑”。后来方鸿渐酒醉呕吐，褚慎明掩鼻表示鄙厌。“可是心上高兴，觉得自己泼出的牛奶，给方鸿渐在同席者的记忆里冲掉了。”对褚慎明这种阴暗心理的讽刺，触及了某些知识分子最敏感之处——面子。文章中把这几个人的心理交织在青年知识分子的一次聚会中，这种把讽刺形象的丑陋心灵，由隐到显，由暗到明，通过心理战而昭然若揭，猛然外化的手法，显示出钱钟书讽刺幽默的高超、犀利。作者有时还借主要人物的心理不时站出来对人对事进行讽刺批判。如张吉民太太信佛，在家天天求菩萨保佑中国军队打胜，她自称“这观音咒灵验得很，上海打仗最紧急时，张先生到外滩行里去办公，自己在家里念咒，果然张先生从没遭到流弹。”鸿渐暗想，“享受了最新的西洋科学设备，而竟抱这种信仰，坐在热水管烘暖的客堂里念佛，可见‘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并非难事。”这所谓“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并非难事一评，同样也深4刻揭示了中西文化在中国结合的现状。三、“学者式”的智性幽默讽刺一部好作品，至少应该在某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才能显示出作者的独特个性和品质。比如契诃夫的作品辛辣幽默，带着“含泪的微笑”；欧·享利追求精巧的构思；《围城》所表现出来的是钱钟书的“学者式”的幽默讽刺，一种“智性幽默”。作者借方鸿渐展示了现代中国中上层知识界形形色色的人物面影，粗俗不堪的李梅亭，老奸巨滑的高松年，覆灭于党同伐异的汪处厚，着墨更多的是虽混迹于学界却沉浮于情场的赵辛楣和苏文纨，当然还包括孙柔嘉。对知识分者处于荒诞虚存境况中而滋生的人性病态与扭曲、虚幻小说从方鸿渐与他们的人事或情感的纠葛中深刻地刻画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寄托了作者对人生的深邃思考。1．故作严肃，实则极度夸诞戏谑小说并非对人物恶的一面进行赤裸裸的讽刺，而是认认真真叙述，写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实际上却正是通过这些小事，将人物的各种丑态暴露在读者面前。《围城》实际上是一部具有很深的悲剧意味的讽刺小说，但又充满浓郁的喜剧色彩。方鸿渐回到老家后被记者采访，作者是这样描写那位记者的，“那蓝眼镜是个博学多识之士，说久闻克莱登大学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学府，地位仿佛清华大学。”这段话故作正经的形容，实则将记者的无知与荒唐深刻揭示出来。文中的幽默只有读者站在局外可以体会，作品里并没有人物自己戏谑的笑声。钱钟书故做严肃，实则是比较智慧的讽刺，“政府可以迁都，自己却不能换座位”这个讽刺既带有时代的特点，同时又是一种文化的讽刺。因为当时国民党将政府从南京迁至重庆，被严肃的移入作品中，也鲜明的反应了当时社会的格局。方鸿渐、赵辛楣等去三闾大学途中所住的“欧亚大旅社”，“虽然直到现在欧洲人没来住过，但这名字也不失为一种预言，还不能断定它是夸大之词”，“掌柜写帐的桌子边坐个胖女人坦白地摊开白而不坦的胸膛，喂孩子吃奶；奶是孩子吃的饭，所以也该在饭堂里吃，证明这旅馆是科学管理的……她那样肥硕，表示这店里的饭菜也营养丰富。这段描写简直让人忍俊不禁，不得不为作者的嘲弄技术所折服。人物间的对话、肖像描写、动作神态也同样粘染了讽刺的笔调，围城中几乎每个人的出场都作了一番精彩的肖像描写。“胡子常是两撇，汪处厚的胡子只是一画……他只想有规模较小的红夌尖角胡子，不料没有枪杆的人，胡子都生不像样，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他两道浓黑的眉毛，偏偏根根可以跟寿星的眉毛竞赛，仿佛他最初刮脸时不小心，把眉毛和胡子一股脑儿全剃下来了，慌忙按上去，胡子跟眉毛换了位置，唇上的是眉毛，根本不会长，额上的是胡子，5所以欣欣向荣。……为了二十五岁的新夫人，也不能一毛不拔，于是剃去两缕，剩中间一撮，……这也许还是那一缕胡子的功效，运气没坏到底。”看到这段惟妙惟肖的肖像刻画，一幅活灵活现的漫画就形象地浮现在读者脑中了。作者在描绘这位汪大人可笑的容貌时，对他的历史、思想、心理也一并作了讽刺，使他一亮相，就给人滑稽、迂腐的印象。作品中人物的名字都颇有深意。“鸿渐”中的“鸿”即指鸟，“渐”指树，鸟停在水边的树上；“辛楣”是挂在门上避邪的一种草；“柔嘉”是日本一种制夫术。[4]作品中的事物也没有脱离被讽刺的圈子，如第一节中，“麻将当然是国技，又听说在美国风行；打牌不但有故乡风味，并且适合世界潮流。”等等都体现了作者学识的渊博。2．善于拆解一般人司空见惯的现象，嬉笑怒骂之余见真知灼见《围城》是现代中国的一部速写。作者借流浪汉式的留法青年方鸿渐的人生旅程，广泛描绘了农村以外的社会相，从城市到亦城亦乡的沿海小镇，从邮船到被战事迫压的内地，从庸常的两口小家到体面未已的大学银行、报馆，写尽了动荡中国在文化价值方面的断裂错位和冲突。《围城》似乎是特指人物的婚恋生活的，比如结婚是被围困的城堡……。但现实生活在作者深切眼光的洞察下有了丰富得多的意义。一如方鸿渐说：“他们讲什么围城，我近来越来越觉得……”它既为人物活动的环境，也具有独立的价值，宣叙了传统对于现代围困的混乱与尴尬，体现了一种普遍的文化价值。作品亦庄亦谐，一切皮毛、伪装、浅薄、卖弄之学问，都成为洞见人心的幽默对象。通过各色各样的文化人的可笑可憎的丑态，揭示了殖民地文化所濡染下的病态灵魂。对20世纪30年代末期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