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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摊文学家赵树理及其创作老山西的一颗山药蛋将中国文学的锅炖烂煮一锅尉迟村的汤瞅见《李家庄变迁》的热闹听着《李有才板话》上演一出《小二黑结婚》的好戏《三里湾》沸腾了一锅欢乐汤浓香四溢舀一碗啊慢慢品尝赵树理是一位贯穿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著名作家,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于新文学的包围之下最早提出了要做“文摊”文学家的志愿,他培养出新中国最早的小说流派“山药蛋派”,他曾有过一位中国作家最大的荣耀——他的创作被延安文艺界树立为“赵树理方向”而大加倡导,建国后他却因创作而获罪直至1970年被批斗致死,他生前荣辱俱尝死后毁誉参半。一、强大而又隐忍的民间文化(一)当代文学中的民间文化“民间”是一个有着丰富涵盖面的文化概念,在乡土文学传统里,它是与自然形态的中国农村社会及其文化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比较真实的表达了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民间文化形态在当代文学史上还具有特定的含义,它既包含了来自生活底层的劳苦大众自在状态的感情、理想和立场,也包含民间文化艺术的特有审美功能。即毛泽东倡导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乡土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发展脉络乡土文学鲁迅、鲁彦、许钦文、蹇先艾、台静农、沙汀、艾芜以朴实细密的写实风格书写老中国儿女在各自的乡土上发生的种种悲剧性故事诗化小说废名、沈从文、汪曾祺少年和姑娘在夕阳下逗留嬉戏,行人挑夫在杨柳树下乘凉喝茶,农家乐的一派祥和而繁忙的快乐景象完全抹去了现代农村中血腥的一面,谱写出一曲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农村小说山药蛋派、荷花淀派、茶子花派与前面生活在都市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家不一样。这些作家大都出身于农村、生活战斗在农村。他们作品中关注的大都是农村中的现实问题,农民形象大都具有新时代的风貌。寻根文学八十年代中期在世界文学寻根热影响下出现的文学思潮。作家们大多是站在现代人的立场通过原始半原始生存状态的描写审视古老文明中的精粹与愚昧。作家态度非常复杂。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那么豪爽剽悍又老实巴交,那么光彩夺人又平淡单调,那么浪漫又那么实际,那么周而复始地打发生涯又那么活得惊心动魄。(张承志)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莫言)由于战争文化特征所决定的文学必须重视民族化和大众化,使得本来处于自在状态的民间文化形态被当作民族化大众化的因素或被及时地吸收、或被批判地利用,慢慢的运用到当代文学创作中,并且化解、中和了其中过于强烈和僵硬的政治宣传的成分。(“赵树理方向”的提出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和目的,因为赵树理小说包含最多的民间文化形态)。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文艺座谈会,讨论赵树理的创作,认为赵树理的创作具体实践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同年,《人民日报》发表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一文。。“赵树理方向”首先是一种文艺政策性的引导,是对当时(乃至五六十年代)文学“主流”的一种阐释与倡导,关键是顺应大众化、农民化的审美追求,正好适应了当时解放区的社会变革需求,因而赵树理式的主题与文学语言形式被推崇到主流的位置。当代文学乡土文学作品虽然在创作背景上保持了强烈的时代共名,内容构思和人物塑造方面也都含有明显的政治宣传意图,但作家们凭借对农村生活的丰厚经验和美好感情,在文学创作的各个层面上或强或弱地体现出民间文化艺术的魅力,终于使作品保持了动人的创作情感和活泼的艺术魅力。尤其是赵树理等山西作家组成的“山药蛋派”、孙犁等组成的河北作家群体“荷花淀派”、周立波等湖南作家组成的湖南作家群落“茶子花派”等以各自的艺术风格和浓郁的地域色彩深深打动着一代又一代读者,为文坛留下具有民间艺术魅力的篇篇佳作。(二)、五六十年代破碎或隐型的民间文化形态。民间总是以低调的姿态接纳国家意志对它的统治、渗透和改造,同时又总是继承并滋生出抗衡和消解苦难、追求自由自在的理想的文化品格,民间文化的顽强生命力使得国家意志很难去消灭或改变它的特性。而且,民间是一个包容一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污秽、苦难、野蛮却又有着顽强生命力的生活空间。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强烈地体现着国家意志和时代共名合流的意识形态,民间文化形态只是一种艺术补充,但是当民间的立场遭到全面否定的时候,它会被迫以破碎的或隐形的方式曲曲折折地表达自己的声音。就像赵树理写于建国后的小说大多在时代共名背景下的显性文本意义下有着更深的隐性文本意义。(《锻炼锻炼》、《三里湾》)上党梆子是山西省四大梆子之一,流行于山西东南部。享有同蒲剧、晋剧同等历史的文化资格,是上党戏的代表剧种。它在道光年间称为本地土戏,1934年赴省城太原演出时称作上党宫调,1954年定名为上党梆子。它在清代乾隆中后期已经盛行,嘉庆、道光年间班社林立,名伶辈出,剧目竞现,流派纷呈,进入蓬勃发展时期。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山西新军挺进晋东南,创建了太行、太岳根据地,给上党梆子带来了新的生机。活动在太行山区的著名作家赵树理十分喜爱、重视上党戏曲艺术,创作了现代戏《万象楼》,创作和改编了古装戏《邺宫图》、《韩玉娘》等,这些剧作弘扬民族气节,揭露奸伪丑态,激励反抗精神,由武乡县光明剧团、襄垣县农村剧团演出,很受观众欢迎。接着,《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三打祝家庄》、《白毛女》、《血泪仇》等剧也先后由上党梆子剧团演出。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晋东南各县纷纷成立上党梆子剧团,为以后的繁荣发展,保留并培养了一批艺术骨干。1956年,组织长治专区戏曲赴京汇报演出团,在京演出了经加工整理的《三关排宴》、《天波楼》、《皮秀英打虎》等传统戏,受到好评。二、文摊文学家赵树理(一)赵树理民间文化立场的确立赵树理,1906年生于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一个贫农家庭,三世单传,祖上曾出过举人,加上他幼时聪明过人,祖父对其寄予厚望,取乳名为“得意”,私塾启蒙时取大名为“树礼”。树理,是其从事写作后自改的名字。幼时的赵树理深受民间文化和古典文化的熏陶,读私塾,随祖父、父亲学习戏曲、算卦、江湖医术、听评书,读古典小说。逐渐精通并迷恋上民间广博的文化传统,为其以后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形成了坚定的民间文学立场。山西尉迟村、赵树理故居、赵树理赵树理是“五四”以来新文学传统的异端,他早年曾接受过新文学的影响,但很快就发现新文学传统的圈子过于狭小。于是,他把民间传统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地,自愿当个“文摊文学家”。(直到20世纪前半页的中国,城市文明太弱小。中国其实就是一个大“农村”。却没有真实反映农村人们的生活理想和农村文化的作品)他始终想绕过新文学传统,将民间文化直接与实际的政治工作结合起来。他把自己的小说解释为“问题小说”,所谓“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都包含了这种意思。不仅利用通俗方法将国家意志普及远行,也包含了作家站在民间的立场上,通过小说创作向上传递民间的声音。《小二黑结婚》为农村土改中年轻农民的婚姻爱情自由进行呼吁,表现新政府里混入了旧分子及老一辈农民封建保守热衷迷信的现实问题。《李有才板话》描写的是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权建设问题。文坛太高了,群众攀不上去,最好拆下来铺成小摊子。因为那些欧化的长句子,干枯而深奥的叙述,各种古怪的表现形式和毫无生活内容的作品,在农村农民中间根本没有市场。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作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要写的主题。中国现有的文学艺术有三个传统:一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级的传统,旧诗赋、文言文、国画、古琴等是;二是五四以来的文化界传统,新诗、新小说、话剧、油画、钢琴等是;三是民间传统,民歌、鼓词、评书、地方戏曲等是。要说批判地继承,都有可取之处,争论之点,在于以何者为主,文艺界、文化界多数人士主张以第二种为主,---可是这不合乎毛主席所说的从普及基础上求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道理,---按那个正统所要求的东西,根本要把现在尚无文化或文化不高的大部分群众拒于接受圈子之外的。以民间传统为主则无上述之弊。(《回忆历史,认识自己》)(二)自觉的民间立场形成了赵树理特有的叙事美学和艺术风格。他说:“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识字人读,并通过他介绍给不识字人听的。”他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创作的重要作品,显现出鲜明的民间本色。《小二黑结婚》把一个藏污纳垢的民间社会文化历历在目地展现了出来。(既有小二黑、小芹这样纯洁正直、追求自主婚姻的一代新人,又有金旺、兴旺这样一些混入革命政府仗势欺人的地痞流氓,还有二诸葛、三仙姑这样封建迷信、倚老卖老的保守农民)而《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等却描述了农民在土改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心态和遭遇的尴尬事件。(村长闫恒元、侄儿闫喜富横行乡里,无恶不作,老槐底下的“老字辈”“小字辈”们的忍气吞声。李有才等富有反抗精神的农民土改到来时的欣喜。)如果按50年代“阶级斗争”的主流意识形态来衡量,如果用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的审美标准来衡量,赵树理的小说怎么也谈不上“深刻”和“魅力”,但是,如果换一付农民的眼光,就不难理解赵树理笔下所展示的魅力。赵树理表达的农民不是概念形态中的农民,也不是艺术形态的农民,而是实实在在的山西农村日常生活当中的农民的思想感情,没有一点虚构。首先,赵树理作为农民的代言人,熟悉农村。他本能地发现农村中的最急迫问题——在农村,对农民最大的危害,正是农村“基层干部中混入了党内的坏分子”(金旺、兴旺、小昌、小旦这样一些人)。这是只有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才会发现的问题,相当尖锐地揭示了抗日根据地的农村的新的阶级斗争和农民的愿望。其次,赵树理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迁就传统的民间文艺手法。他所表现的内容和艺术趣味完全是新的,同时注意到农民的欣赏口味。他的小说用日常口语,连叙事语言都是日常口语,也不刻意突出人物的性格语言,常常把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混成一片,表现出内在的和谐和朴素。还有,赵树理基本上不用现代小说刻画人物的所谓典型化原则,从来不围绕一两个英雄人物展开情节,而是长卷似的平铺展示群体的农民故事,逼真地写出日常生活细节的过程,仿佛是听一个民间说书人在乡场上讲村里的故事,讲得圆熟、琐碎,说到哪个人物,那个人物就成为故事的中心,细细节节的过程很真实地被描述出来。农民读来或听来,不仅真实可信,如临其境,还很容易引起同感和共鸣。这可以说是一种细节的现实主义。赵树理是用他生命的本相展示民间社会生活的本来面貌,真正做到了与农民及农村生活的无间无隔。(三)赵树理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创作意义及其悲剧性的命运。赵树理自觉而本色地代表了农民的立场,他的创作一度被誉为“赵树理方向”。但农民的立场及其文化形态并不总是与时代共名相一致的,建国后,赵树理不能不陷入创作困境。“应差拉夫”赵树理就像一株从山地和旷野中移到城市里的花木,他当年开放的花朵,颜色就有些渐渐地黯淡了下来。建国后赵树理的创作,迟缓了,拘谨了,慎重了,因此,也失去了当年的青春泼辣的力量。(孙犁)不大(没有接触重大题材),不深,写不出振奋人心的作品来。(胡乔木)不像赵树理同志以往文章那么有趣”,而是处处体现出一种“控制”,一种拘谨,和一种小心翼翼的无奈(老舍)目睹了“大跃进”过程中实际存在的问题,他于1959年写了《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一文,交给当时的中共党刊《红旗》杂志,委婉地提出了自己对农村工作的看法。但文章尚未发表,就发生了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该文被转到中国作家协会,当作“右倾思想”的代表进行批判。1962年政治形势略为宽松的瞬间,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举行“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赵树理很激动地讲到农村的一些情况后,说:“60年简直是天聋地哑”,这句话表达出这位中国农民的忠实儿子极为悲怆的心理。赵树理的厄运开始于1966年。8月9日,《山西日报》用了一个半版刊登了韶宝、宏光《从赵树理的作品
本文标题:文摊文学家赵树理及其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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