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价值

1批评的价值严春友（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也许是由于在过去那个年代中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学术批评，而只有“批判”，如今有了一些学术批评，却被人们误解为“批判”，而人们已经习惯于把“批判”看作就是“否定”。现在的学术批评本来就不多，可是就是这不多的批评还往往引起官司或者引得作者大发雷霆。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面对批评？这不仅是一个作者应当考虑的问题，也是一个批评者所必须要考虑的。对待批评的态度，不只关乎个人的认识和品格，还关乎学术的繁荣与发展。一种高水平的批评，可以显示出批评家的幽雅风采和高度智慧，这样的批评很可能会成为名篇巨制，如鲁迅的批评就是如此；一个容得下批评的人，往往能够显示出他的大家风度、博大胸怀，令人肃然起敬。宁要文人相轻，不要文人相吹文人素来有相轻的传统，无论中外，皆然也。这种相轻其实是一种正常的学术批评。可是，到了公元一千九百年末叶的中国，这个传统却大有改变的趋势。文人相轻的现象，自然还是有的，但已被许多文人相吹的柔情蜜语所淹没，几乎听不到相轻的声音了。文人相吹的方式，一是吹别人，那被吹的人当然是朋友、师友等等，总之是“圈子”里的人。二是吹权威。吹权威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吹已经树立起来的权威。吹这种权威的人，常常以权威的捍卫者和传人自居，以为他把握了权威的真谛，且只有他才理解权威，不允许别人怀疑权威，把别人对权威的怀疑和批评一概看作是泼污水；当然另一方面就是把权威的话当作圣经。曾经有人在鲁迅的墓前徘徊良久，思绪万千，甚感人心之不古，竟然有不肖之辈向鲁迅吐了一口痰。他所说的“痰”，就是当年某人对鲁迅的非议。把别人对鲁迅的批评比作是“痰”，那么捍卫鲁迅的人就是打扫痰的人了。这个角色对于一个文人来说，恐怕是大材小用了吧。另一种就是树立新的权威和偶像。这一种吹，比吹旧的权威更容易见成效。因为旧的权威已经有人吹过千百遍了，你再吹一遍，也不过是第一千零一遍，难以吹出不同的音调来。而吹新的权威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你吹得早，就会成为研究他的专家，于是你也就成了一个权威，也许还会有人来吹你呢。相吹的好处是可以想见的。你吹他人，他人也就会吹你。被人吹的滋味总比被人批评的滋味舒服。这的确是文坛上的一大进步，中国的文人们总算聪明起来了。相轻有什么好处，弄得大家都不愉快。相比之下，以前的文人可是太愚昧了，他们只是固执地相轻，到死也不明白相吹的益处。这种相吹甚至还远远超出了学术界，人们把非学术界的权威当成了学术界的权威，邀请他们来评判学术上的是非或拉他们的大旗来做虎皮，于是不懂学术的人也加入了相吹的队伍。外行吹内行自然可以吹出水平来，因为他不明白所吹的是什么，所以他有多大胆，就可以有多大吹。这些年的一些“神”、“仙”、“佛”，就是这么吹出来的。文人还有一种曲线救国方式的吹。这种方式就是借吹非学术界的人来间接地吹自己。最典型的是对气功大师的吹，有许多人写出大部头的书，把一个普通人吹成大气功师，可是那人实际上却根本不懂气功。反正吹死人不用偿命，而自己却通过这一吹，既出了名，又有了相当可观的收入，何乐而不吹呢！只是那些相信这胡吹的人遭了殃。于是乎伟大的学者层出不穷，巨著不断地涌现。有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有五千年文明之罕见结晶，有填补空白的，有开创先河的……一时间中国人才辈出，大师不断横空出世。2如果光看我们的书评，中国简直成了大师的国度，到处是大学者、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吹的技术也日见进步，一个普通人可以被吹成英雄，一个英雄可以吹成神。可是，看一看当今中国学术在世界上的地位若何？不由得让人倒抽一口冷气，实在是有点“霜冷长河”。大师是多少年才出一个的，出多了，就不免有假。我们可以仔细地想一想，这些著作拿到世界上去，能否在世界级的经典中自成一家？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著作有几本过一千年以后还有人会读？如果没有，我们就不能说有什么大师。文人相吹的另一面就是文人相仇、相杀。中国人喜欢走极端，往往从极端的爱走向极端的恨。所以从文人相吹到文人相仇是很自然的事。一方面是学者的心理承受能力弱，容不得别人批评，一有批评就感到是对自己怀有敌意，那批评者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敌人；而围观者一般也会认为，被人批评就说明他的观点站不住脚。换言之，受到批评总被看作是“污点”。另一方面是一旦批评就杀气腾腾，无限上纲上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惯用的方法是带上什么“主义”、什么“阶级”的帽子，然后就往政治上靠，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对方的观点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不加以“诛”就不足以消除其危害，于是乎对方就只有死路一条了。这种方法最近用的人不那么多或者不那么明显了，但还有一种由此衍生出来的方法，这就是在否定一个人或者一个学说的时候，一定要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正如他们在吹捧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把他吹得完美无缺一样。人们不断地在批判形而上学，但他用的方法恰巧就是形而上学。这种方法当然并不是今人的发明，在几十年前就有人早已用过了，换言之，这是一个不太远的传统。看一下五六十年代的杂志和报纸，可以发现那时候的学术争论几乎就是政治争论，本来是学术上的问题，争论者偏偏要把它说成政治问题。争论的双方往往都是如此，非要给对方扣上政治帽子不可，什么“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资产阶级的逻辑学”之类。而且一旦批判某一个人，知识分子们就一轰而上，口诛笔伐，他们好像丧失了独立思考的头脑。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全国竟然有几百位学者写文章，异口同声地把它批判为“资产阶级马尔萨斯人口论”，而这些批判者中有几个人懂得人口学和经济学呢？他们只是自以为懂一点政治罢了。说那些人是落井下石，以便邀功请赏，毫不为过。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些落井下石的人的下场却不见得更好。这道理不难明白，你像一条疯狗一般到处咬人，别人自然也会咬你。一谈到“反右”和“文革”，人们总是把知识分子描述成一幅受难者的形象，把他们看作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如果说真的是如此，那倒还不算可悲；可是事实上知识分子是这一运动的参与者，他在陷害知识分子方面比谁都积极，他既是这一运动的受害者，同时又对这一运动推波助澜，这才是真正可悲的。像马寅初那样，天下人都说他错，而他仍然“单枪匹马”，坚持己见，保持着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在那时如果说不是唯一的，也是罕见的。他在１９６０年《新建设》上说的一段话，至今发人深思：“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连不随波逐流、保持沉默的人都很少见，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惟恐自己不够革命，惟恐自己落在后面。如果当时知识分子中少一些落井下石的人，少一些想踩着别人的血泪往上爬的人，少一些告密者，也许知识分子中就会少一些悲剧。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已经不是知识分子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丧失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而且也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良知。如果认真追究起来，那么中国知识分子们对这些运动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也是这些运动的制造者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是自己在迫害自己，他所受的许多冤屈是不能归罪于别人的。如果这种传统不从学术界消失，中国的学术很难说会有希望。应该把学术批评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文人们既不应该相仇、相杀，也不能相互吹捧，最应该做的就是实事求是的批评。没有一个作品是完美的，同样也没有一个作品毫无可取之处，因而全盘否定与全盘肯3定都是不客观的。只有正常的学术批评才能促进学术的发展。批评的价值人都愿意听赞美之词，而不愿意听批评，这本是人之常情。但是一篇文章、一个作品发表出去，就是要别人评论的，而评论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就可能有肯定和否定。按照解释学的观点，一个文本发布于世，就进入了公共意见的领域，这个文本就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读者对于这个文本的阅读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因而不同的读者会读出不同的含义。在对这个文本的解释过程中，作者并不具有优先权，他只是这个文本的一个普通的解释者，他的解释也仅仅是各种解释中的一种。这样，在作者眼中，读者的解释就常常是一种误读。因此，一个作者在发表自己的作品之前，就应该有被误读的心理准备，有接受不同意见的准备。既然要发表一个作品，那么就不仅应当要使这个作品能够承受批评，而且自己本人也要能够承受批评。历史上好像还从来没有只有赞美而没有批评的作品。如果不想接受批评，而只想受到赞赏，那么最好的办法是不要发表。尤其是对于一个名人来说，更不能以常人之情来对待批评，因为他不是常人，一个普通人是没有人评论的。他得到了名人的荣耀，也得到了常人所没有的批评，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如果他只想要荣耀，而不要批评，世界上恐怕没有这样便宜的事情，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也。比如，余秋雨先生对待批评的态度就很有代表性。有人批评秋雨先生的作品有硬伤，秋雨就觉得他是小人，而且还一定与盗版集团有关。这个逻辑很让人看不明白。盗版者所盗的是那些最畅销的书，这种书多少年才遇到一本，秋雨的散文如此热销，它的上市简直就是盗版者的节日，欢呼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去棒杀这位作者呢？这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如果盗版集团扼杀了这位作者，岂不是堵住了他们的财源吗？我想，盗版的人都是些聪明的人，决不会至于这么愚蠢的吧。说到这里，我要赶紧声明，本人与盗版集团没有任何联系，并且对秋雨先生不仅没有敌意，还是秋雨散文的爱好者。这里只是想与秋雨先生对话，希望他卸掉这样的心理负担，写出更好的散文。秋雨先生对待批评的这种态度，有一个逻辑上的前提，那就是他的作品已完美有加，没有错误，所谓“硬伤”不过是“编造”。这样完美的文本，如果只有一篇、两篇，还有可能；可是像秋雨先生的散文，如今已有上百万字之多，要篇篇都无可挑剔，那就有些困难了。要达到这种境界，有一个必要条件，这就是作者必须是一个完人，他的知识结构完美无缺，他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人。我相信，秋雨先生本人也不会承认自己是一个这样的人吧。其实，从这么多的文字中挑出一点小毛病，是很正常的事，即便是硬伤，也无碍于秋雨的名声，谁也不会因此就认为秋雨怎么样。在目前的学术界，对待批评的这种态度是比较普遍的。究其原因，与过去那个年代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不无关系。“文革”已结束二十多年，但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文革”式的思维仍然占据着重要位置。非此即彼、非对即错、非好即坏，我对你就一定要错，要么是完人，要么是坏蛋。我们学了那么多年的辩证法，可是不懂得辩证法的本义就是“对话”，不懂得真理只有在对话中才能产生，不懂得好与坏、对与错有时并无分明的界限，不懂得真理是不能由哪一个人独断的。英雄也会犯错误，天才也有缺陷，常人偶尔也会有英雄般的壮举，愚蠢的人也会有聪明的时刻。但有错误与缺陷的英雄和天才仍然是英雄和天才，而偶尔有英雄壮举的常人却永远成不了英雄。天才的缺点也不是常人能有的，名人的缺点也放着光彩。所以，天才们、名人们不必为自己的缺点而忧虑，更不必为有人指出这缺点而恼怒。那批评者只是想沾你一点光罢了，而你是光源，他那点光要压倒你这个光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对待批评的另一种态度就是打官司。据说，近十年来文坛上的官司十分频繁，似乎文人4的气度越来越小了。王蒙先生曾经慨叹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不知是否与文人的这种气度有关，没有大师的胸怀，自然就不能造就大师。依我看，我们的法官已经够忙碌的了，如今再给他们加上一个任务，要他们来断定什么是真理、谁握有真理，真是太难为他们了，这本是学者们的事情。要法官来断定真理，那么他们就必须成为真理的专家和权威，这有可能吗？让法官来断定真理的归属，就等于请一个外行人来断定内行的事情，就好比让一个农民来检查一架飞机的质量一样可笑。真理掌握在谁的手里并不重要，关键的是争论本身，争论本身就有意义。有学术批评才是正常的，没有批评，而只有一片赞美之声或一片喊杀声，都不能说是正常。很可能，真理掌握在参与争论的各家的手中，每家都有部分的真理。在这争论过程中，偶尔说几句过头的话，也是正常的，不必过于计较，谁说的话能够那么有分寸呢？我们自己说的话也不会那么严密，有什么资格去要求别人说话滴水不漏呢？当然，这决不意味着批评家们就可以为所欲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批评家有批评的权利，但这个权利是建立在讲道理的基础之上的，要言之有据，要经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