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城镇发展目标及指标体系内容初探

中国生态城镇发展目标及指标体系内容初探于立1.中国建设生态城镇是必然之路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人民的生活水平又有了巨大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所采用的粗放型，出口导向型的和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模式，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这种发展模式造成的是资源大量的耗费和严重的污染问题，并因此对全球的变暖产生一定影响。资源的问题，对于我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正如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博士在“2009年城市发展于规划国际论坛”所做的主旨发言中提到的，我国以全球7％的耕地，7％的水资源，4％的石油，2％的天然气推动全球21％人口的城镇化。而污染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生存条件和生活质量的问题了，它还涉及到国际政治问题。“全球暖化”和“控制排放”这几年一直就是国际间讨论和关注的事情。在当今国际议事日程上的众多问题中，没有任何问题比气候变化与日俱增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存，因此也更具有全球的影响。这种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将波及地球上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居民，甚至会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正因如此，全球变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学术界和人民普遍关注的问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2007年发布了第三小组评估报告《气候变化2007：减缓气候变化》。根据该研究报告，目前全球大气中温室气体含量相当于455ppm。如果通过最严格的控制，将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445-490ppmCO2当量之间，可以把全球平均温度的上升控制在比工业化前增加2-2.4℃按这个标准，这就要求排放在15年内达到峰值，到2050年时的排放约为目前水平的50%。如果将温室气体含量控制在590-710ppmCO2当量的情景前提下，人类有可能把温度上升限定在比工业化前提高3.2-4℃(IPCC,2007a)。ICPP（2007b）的研究还表明，由于气温和海平面的升高，每年将有成千上万的人会遭受洪灾而失去家园。受全球变暖影响最大的地区是非洲、亚洲、一些小岛和南、北两极附近的一些区域。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包括：„到21世纪20年代4-17亿的人口，或到21世纪50年代10-20亿的人口面临缺水风险。„如果没有气候变化，预估到2080年营养不良的人数为1-2.4亿；而出现气候变化，预估到2080年，营养不良的人数将达到3.8亿。„当全球平均温度超过工业化前水平2°C至3°C时，物种中大约20%至30%将面临灭绝风险。„在2050年以前，由于实际价格的下降，粮食购买力会增强；但是2050-2080年期间，由于气候变化造成的粮食实际价格的增长将会削弱粮食购买力，由于全球变暖而遭受饥荒的人数将在2-6亿。„2100年前海平面加速上升0.2-0.6米；海面温度继续上升1°C-3°C；热带和副热带气旋强度增加；极端海浪和风暴潮的规模普遍增大；降水/径流将发生改变；海洋将出现酸化。每年遭洪灾的人数约将达到一亿。城市规划与交通网为了解决全球变暖问题，在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之间达成共识，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于2009年8月31日至9月4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这次会议的重点是致力于管理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和机遇。它将满足更好地认识、预测当前的气候变率和变化并通过把可靠的气候信息应用于决策的方式应对气候变率和变化的需求。2009年7月9日在意大利拉奎拉举行的八国集团与5个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对话会议上，各方一致认为应加强合作保证全球经济恢复均衡、公平、可持续增长，并就全球变暖问题提出，“到2050年将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两至少减少50％；到2050年发达国家将在1990年或其后某一年的基础上减少80％以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不应超过2摄氏度”（新华网，2009年7月9日）。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还将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十五次大会。会议将设法在各国之间达成后京都全球减缓战略。这些有关气候的世界性会议旨在协调全球行动，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确定适宜的战略。这些努力对于减缓气候变化、适应预期的影响是重要的。在“后京都议定书时代”，中国虽然没有时间表，却承受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虽然中国人均的排放量并不高，但总量却不低。2008年中国的排放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成为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第一排放国。尽管中国并不在《京都议定书》强制要求减排的目标之内，但由于到2030年，中国和印度这两国的排放量将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一，对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而言，中、印两国也不得不纳入未来的考虑范围。应当看到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和建设依然是所有任务中的重中之重，然而如果我们不采取一定的措施控制污染，减少排放，排放和污染所造成的问题将不仅仅严重影响当代中国人的身心健康，破坏我们这一代人和后代的生存条件；而且引起全球变暖。另外也必需认识到中国有必要在碳减排上有所作为，以便及早地适应未来低碳经济的环境。中国是世界上遭受气候变化的恶劣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水资源短缺已经是一个重大问题。全国30％以上的城市面临缺水问题。中国每年发生的洪涝灾害对中国不少重要的城市造成破坏。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都面临着既要保持经济发展，又要控制和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挑战。中国政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中国政府必然将与世界各国政府一道为减少全球的排放，为控制全球气候的升高而一起努力。2009年8月24日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情况时，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表示，中国政府将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成就(21世纪网，2009年8月25日)。有学者（White,2002)）认为我们曾经依据自然规律和周期进行生活，直到人类发掘了煤炭，开始利用石油。从此以后，人类对资源进行大量的开采和利用，超越了这个世界所能包容的限度。而对煤炭和石油最大的使用发生在城镇地区；这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结果。之所以要实施生态城镇的发展就是要重新回到这个星球能够平衡和容纳的水平。中国要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同采取措施减少全球的排放，控制全球进一步的暖化，就必需变更经济的发展模式，实施生态的发展；同时在人类住区上实现生态发展和生态城镇的建设。因此中国的生态城镇发展是必然之路。2.生态城镇定义及其发展目标迄今为止，对生态城镇的定义和理解还没有一个一致认可的意见和看法。实际上在名称上也有不同的提法。例如生态城镇强调炭的零排放和可持续的发展，因此在西方国家也有称为“可持续的城镇”(Sustainabletowns)。将这个理念延伸到乡村地区，在开展生态城镇建设的同时，欧洲一些地区规划炭零排放的乡村社区，建设“生态乡村”。城市规划与交通网虽然对于生态城镇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和清晰的概念。但人们开始逐步认识到，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镇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人们已经意识到、并强调城镇体系中的物质形态建设必需适应自然环境，与自然协调。以此为基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还需要考虑增加社会的发展目标，例如人类的健康；就业和生活水平质量的提高；以及公平与和谐，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公平与和谐，城乡之间的公平与和谐。而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和城镇的建设不应当超越自然界所能供给的能力。这应当就是广泛意义的生态城镇。而要实现生态城镇的建设，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的发展，减少二氧化炭的排放，控制“全球暖化”，必须要在技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之间实现全面的合作和一体化的发展。目前国内已经有一些城市开展生态城镇的建设。学术界也有不少探讨。国内、外针对生态城镇的研究普遍认为，生态城镇必须是经济、社会和环境共同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城镇的建设和发展应当能够实现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保护之间相互协调，并且实现对物资流、能量流、信息流进行高效的利用。有研究（袁兮,等，2003年；张坤民，等，；秦伟­伟，等，2007年；吴琼,等，2005；龙伟，等，2006年）提出，生态城镇是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居住形式，是自然与城市融为有机体，互惠共生。生态城镇不仅仅停留在土地资源承载力层面上，还应该是在一定的城市空间范围内，以某种生存生活质量为前提，实现所能容纳的最大人口负载量，达到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协调发展。2.1国内生态城镇指标体系研究分析国内研究对生态城镇指标体系的研究和制定所覆盖的范围还是比较宽广的，涉及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等三个方面。所涵盖的内容有的达到40多个，也有超过50个。通过对这些指标体系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指标虽然所包含的范围很广，具有中国的特色，不过有些内容本身就是一般城市所应有的发展目标。而生态城镇建设和发展的目标和指标的制定应当体现生态发展的特色。例如有的城市，或有些针对具体城市生态指标研究将“职工平均工资”，“城市居民人均房屋建筑面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投资占GDP比重”，“每万人拥有电话数”，“电视人口覆盖率”，“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人均期望寿命(市区)”，“人均道路面积(市区)”，“人均住房面积(市区)”，“万人床位数(市区)”，“百人电话数”，“万人藏书量”，“卫生达标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电影文艺演出票房收入”一并列入生态城镇的指标范围。当然并不是说这些指标与生态城镇的发展没有关系。生态城镇的建设和发展确实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但在制定生态城镇的具体指标时，应当从更高层次，更能体现生态发展的领域考虑。“污染控制综合得分”和“科技进步贡献率”在具体的评估和操作上存在一定的难度。“森林覆盖率”，“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城区生活垃圾无害化资源化率”，“人均公共绿地”，“绿化覆盖率”，“自然保护地面积率”，“工业无害处理率”，“废水处理率”，“工业废气处理率”等内容可以确定为硬性的指标。有的需要通过制定国家的规范和标准进行控制和管理。一些指标体系中所提出的指标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城镇化依然是发展和建设所需要面对的问题。这些指标有，“城市化水平”“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全社会固定投资总额占GDP比重”，“学龄儿童入学率”，“人口自然增长率与非农业人口比例”；“人均保险费”，“劳保福利工资比率”等。3R行动，即英文中的Reduce（减少），Reuse（重复使用）和Recycling（循环））是所有生态城镇发展和建设的主题，所以也称之为生态城镇发展措施的核心方式之一。袁兮城市规划与交通网（2003），秦伟伟（2007)和刘世栋（2007）等人的研究，在其指标体系中提出通过“工业无害处理率”，“废水处理率”，“工业废气处理率”；“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工业固体废弃综合利用率”体现了物质的回收处理和再利用的重要性。中新天津生态城是目前正在建设的生态城之一，对天津生态城指标的研究可以发现，天津在指标的制定过程中，借鉴了“本地植物指数”，“绿色出行所占比例”，“垃圾回收利用率”，“步行500范围内有免费文体设施的居住区比例”，“危废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占本区住宅总量的比例”，“可再生能源使用率”，“非传统水资源利用率”，“就业住房平衡指数”；减少“日人均生活耗水量”，“日人均垃圾产生量”，和“自然湿地净损失”。但是中新天津生态城指标体系中，与社会发展相关的指标内容相对比较弱，除了“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占本区住宅总量的比例”这一项之外，没有其他的社会发展相关指标的内容。应当认识到生态城镇的发展需要社会、经济和环境同步可持续发展。生态城镇建设中应当坚持社会和谐的理念，将社会发展的内容包含进来。实现和谐地发展，科学地发展。生态城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生态城镇的建设过程中一项重要的任务是通过教育，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让人们开展生态的生活模式。吴琼和王如松等（2005）在“扬州生态城镇评价指标体系”一文中提出“市民环境知识普及和参与率”的指标，提出了对市民进行生态城镇教育的必要性；同时还提到了“政府职能部门符合生态市规划的政策条例比率”，对政府在生态城镇的建设过程中所应发挥的作用提出了要求。他们提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