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的自信和乐观

北大商业评论：企业家的自信和乐观北大商业评论企业家的自信和乐观-摩西(图片来源：北大商业评论)企业家的自信和乐观-达磨(图片来源：北大商业评论)点击此处查看全部财经新闻图片马浩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大国际MBA管理学教授美国伊利诺依大学春田校区管理学教授说起企业家，人们立刻就会联想到冒险，似乎敢于冒险和喜欢冒险是企业家的天性。其实，如果真是去问那些企业家(某些研究者已经这样做了)，他们很可能会说，自己并不比一般人更喜欢冒险。毕竟，练的是自家的买卖，谁不心疼钱呢？但实际上，他们确实比别人更敢于冒险。这又怎么解释呢？有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企业家其实是被自己蒙在鼓里(Entrepreneursareself-deluded)。也就是说，由于他们过于自信和乐观，别人认为是风险的事情，在他们看来只是稀松平常。于是，他们对风险的敏感度较低。当别人认为他们已经在如履薄冰、铤而走险的时候，他们自己却感觉如沐春风、洋洋得意。这个解释由美国俄亥俄大学费雪商学院巴尼教授和其同事布思尼茨在199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上述结论的得出是基于问卷调查研究。他们随机挑选了一组企业家(自己创建企业者)和一组掌管大企业的管理者(职业经理人)，并对他们在两个方面进行了问卷调查。两组的人数都在100人左右。第一，问五个常识性的问题。每个问题有两问：第一问要求在两个备选答案中选一个(比如，哪种病引发的死亡人数更多，癌症还是心脏病？)。第二问是问被调查者对自己答案的自信程度，从50%(完全瞎猜)到100%(完全自信)。对五个问题的第一问，企业家和经理人的平均得分相差无几，大致相等。对于第二问，企业家对自己答案的自信程度大大高于经理人，尤其是在他们的答案是错误的时候。第二，是一个管理决策问题。一台进口的机器出了故障，必须选择一种方案来替换这台机器：(1)选美国国产的机器。你的“朋友”最近才买过一台这种机器，到目前还没出过问题。(2)选外国生产的机器。统计概率表明，这种外国机器出故障的可能性小于美国国产的机器。结果，一半左右的企业家们决定买美国国产的机器，90%的经理人决定买外国机器。当然，由于这项研究的样本数目不大，因此，该结果的普遍适用性还是可以质疑的。所以，我们可以像认真的经理人那样严谨一些，不要把上述结论太当回事，也不要急于随处套用。然而，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该研究及其结果是有新意的，并且能从某个角度说明问题。从第一方面的调查看，企业家通常比经理人更自信和乐观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企业家在自己判断错误的时候表现尤其自信，也说明他们对风险的估计相对不足，或者说他们对潜在的风险不够敏感。第二方面的调查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企业家可能这样想：概率只是概率，高点儿、低点儿区别不大，况且我的朋友买的国产机器也没出问题，到我这儿也不大会出问题。乐观自信的人更关注成事的概率，保守谨慎的人更关注出事的可能。而且，乐观自信的人比较容易以偏概全，不假思索地由特殊而推断一般。这时不是窥斑见豹，而是进入盲人摸象的误区。不过我们要承认，完全用自信乐观与否来解释上述结果是不全面的。企业家和经理人扮演的角色不同，决策准则和结果当然也会有很大差异。企业家是给自己干，经理人是给别人做代理。企业家的理想是通过努力争取成就，经理人的愿望是有秩序地执行任务。企业家更容易诉诸激情，经理人更容易归于理性。企业家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无须过多考虑向他人解释；经理人必须考虑决策的负面效应，以及如何向所有者交差负责。按照风险概率高低做决策，既显得有理有据，尊重科学，又能避免责任，自圆其说。难怪，90%的经理人都做出相对理性的选择。差异的根源在于，寻求成功和避免错误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理念和规范。于是，过于乐观自信、对风险不够敏感，导致很多企业家的惨重失败。同样，过于理性和保守、对风险一味规避，造成很多管理者的庸碌无为、难成大事。当然，当你没什么可守的时候，你不可能成为保守主义者。而当你的任务是给已经长大的企业当管家时，相对理性和规矩便是在情理之中的。所谓角色决定行为，经理人的守成角色是企业家代替不了的。但是，创业仍然需要企业家来担纲，企业家的开拓角色也是经理人代替不了的。创业要有成就，就必须像企业家那样乐观自信，去冒风险，尽管总体来看失败的几率远远高于成功的几率。当乐观自信巧遇使乐观自信正当存在的理由时，企业家便有幸成功。是不是某些人天生就是企业家呢？这似乎值得基因学进一步研究。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后天的文化环境和教育经历对潜在企业家的发掘和培养影响很大。一个人从小就受到鼓励和宽容，遇事很可能先考虑试一试；一个人从小就受到禁戒和约束，遇事很可能先考虑躲一躲。试一试的人很可能要受到巨大的打击才能成熟，躲一躲的人则通常需要解除思想和习惯的禁锢才能行为自如。举一个简单并夸张的例子：中国的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开始就要求孩子乖、听话、谦虚。如果孩子考了95分，你问他考得怎么样，他很可能腼腆地说“考得不太好”，因为没有得满分。如果一个同样年龄的美国孩子参加同样的考试得了65分，你问他考得怎么样，他很可能会感觉非常良好地说“棒极了！”，因为美国对小孩子的教育是以鼓励为主的。如果你儿子在美国幼儿园拿蜡笔信手涂鸦，抹出世界上最难看的、不知所云的画，老师也会鼓励道“真棒！”。美国式的教育方法无疑可以增强孩子的自信心，但在他们长大成人过程中的某个阶段，大多数人会遭受一次沉重的打击。有一天，很多孩子会发现，他们并不如他们自己想像的那么伟大，也不如老师和家长夸得那么好。如果他们能够经受住这个打击而直面现实、泰然处之，那么经过调整，从小培养出来的自信会得到恢复，并帮助他们积极从容地应对事业和人生。同样，中国的孩子，也会受到一种打击。有一天，他们会发现，自己一辈子都是被别人安排设计，被要求要听话，受管制。自己从小到大都是又乖又听话，到头来还是被那些不乖不听话的人管。由听任被人设计安排到自己设计安排自己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给一片蓝天，自信和乐观自然会飞翔。其实，每个中国人内心深处都是很骄傲很要强的。不过，禁锢毕竟是禁锢，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还是有很多困难的。1994年夏，在达拉斯召开的美国管理学会年会上，田溯宁曾到会寻机交友，为刚成立的亚信做宣传并引资。很多与会的学管理的中国人，包括笔者，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日后这位“不务正业”的哥们儿会成为著名企业家。按照“乖、听话”的路径，他应该先去做博士后，再找教授职位，再为终身教职奋斗，等等。而他却要办公司，要把很多美国人还没弄明白的互联网整到中国。互联网催生的新一代中国企业家，虽然冲破了“乖、听话”的禁锢，却也同时深深感谢这种禁锢下造就的扎实基本功。田溯宁后来离开亚信到网通当高管去了。不知道他这个案例用上述理论怎么解释。不过，我们已经知道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了：那些既是企业家又是管理者的人们，他们的风险偏好又是怎样的呢？进一步而言，企业家和管理者能真正地集于一身么？看来，某位后生的博士论文题目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