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曼和哈贝马斯的争论

要了解卢曼与哈贝马斯之争，考察其各自的人生履历和师承关系是一个有趣的切入点。卢曼是美国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大师帕森斯的学生，而帕森斯则是第一个将马克斯•韦伯的作品译介到美国的学者。与卢曼不同，哈贝马斯则被认为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当代传人，而“批判理论”的思想源头可追溯至马克思。卢曼早年曾经担任政府公务员，而哈贝马斯则做过短时间的记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来自政治系统、弃官从学的卢曼夹带着马克斯•韦伯的“价值无涉”和对现代性的悲观立场，与来自公共领域、立意接续现代性香火的哈贝马斯碰撞到了一起。这种碰撞所引燃的思想烈火注定要照亮法学理论的琐碎争论所带来的昏暗。比起当代后现代潮流中纷繁复杂的社会学主分支的碎片化解释中，卢曼思考的出发点显得更为坚实。卢曼看到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即当代社会是一个在规模和复杂性上都无比繁复的时代，社会已经不仅是能够用“分割”或“分层”来解释的，而是一个不断进行“功能分化”的时代，其背后的根据就在于社会复杂性的持续增长和级数级增长。卢曼吸取了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教训，将“结构——功能”的逻辑关系倒转了过来：社会的形成并非因结构分配了功能，而是在功能的需求上逐渐凝聚出结构。在他的系统论功能主义看来，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根源于一种日益明晰的功能分化形式。卢曼之社会系统理论的基本因素在于沟通。在卢曼看来，网络的自我再制是那些被界定为统一体的系统，界定为构成要素的生产网络（network）的系统，这些构成要素透过它们的互动往复地生成与实现（generateandrealize）这种网络，这种网络产生了这些构成要素，而且这种网络在这些构成要素存在的空间中，构成网络的界限，此界限作为网络的构成要素，参与在网络的实现过程中。沟通的过程不仅是在它是所是者的意义下的自动指涉（auto-referential）的过程，它被自己的结构所驱迫去分离及再结合异己指涉性和自我指涉性，并再将两者重新结合起来。当其指涉到自己时，这个过程就必须区分讯息和告知，而且必须要指出这个区分的那一个面向，被用来作为进一步的沟通的基础。自我指涉性可以被视为单一价值的事物，而且只可以被具有二致的逻辑所描述，亦即真和假。卢曼用系统与环境这一对“区划”来描述功能分化的社会图景，这一区划是卢曼自己对现代社会进行观察时所采用的“二值代码”。卢曼洞彻了这样一条真理，任何信息在实质上都是由某种类型二值代码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