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澳管理者人格类型的性别差异研究

关于中澳管理者人格类型的性别差异研究论文关键词：管理者人格类型性别差异论文摘要：采用MBTI对中国和澳大利亚管理者人格类型的性别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在人格的维度、维度组合、类型上,澳大利亚管理者比中国管理者有更大的性别差异;而两国男性管理者在人格的维度、维度组合、类型上的差异比两国女性管理者的差异更大。研究同时发现,中国男、女管理者人格类型的分布都较集中,澳大利亚男、女管理者的人格类型分布都较均衡。1引言性别是影响人格发展的重要个体变量,人格的社会化是形成人格差异的重要基础,因此人格的性别差异和跨文化差异是人格研究中的重要领域。MBTI作为一个有效的人格测量工具,半个世纪以来得到不断修订和发展,在跨文化环境中得到广泛应用。澳大利亚的MBTI研究已获得澳大利亚基础人口人格类型分布及性别分布的研究成果;Guthrie[1]曾搜集了2288名管理者的大样本进行研究,该研究发现较多的澳大利亚管理者的人格类型为ISTJ和ESTJ,澳大利亚女性管理者比男性管理者更偏好于N、F、P型。我国对MBTI的研究和应用较少,尚没有中国基础人口的人格类型分布、性别分布以及跨文化比较研究。Broer&McCarley[2]对中国一个合资企业的管理者研究发现,中国管理者倾向于STJ结构,男性管理者有同样的倾向性,而女性管理者更倾向于I型;在类型上,中国管理者的ESTJ和ISTJ的人数各占一半,INTJ和ENTJ的人数次之。近年来国内学者[3-7]才开始对MBTI的效度、信度及MBTI在不同职业群体中的应用进行了一些初步研究,获得了有价值的结果,但总的来说,国内对MBTI的研究远未达完整和系统。中国和澳大利亚在文化和社会制度上都具有较大差异,这些差异都会对个体的人格特征/人格类型有一定影响,造成人格类型分布及性别分布的差异。管理者的管理工作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不同国家、不同性别的管理者的人格类型又会呈现怎样的差异性和相似性?本文试对中国和澳大利亚管理者人格类型的分布和性别分布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对人格类型分布的跨文化普遍性及差异性有更深刻的揭示。2研究方法2.1被试中国被试为江苏省各地区及北京市的国有、三资、民营企业中的中、高级管理人员,担任人力资源、营销、生产、财务、技术、决策等管理工作。澳大利亚被试的数据来源于澳大利亚心理类型研究所于1996年开始、现仍在进行的MBTI研究项目的数据库,澳大利亚管理者来源于澳大利亚的各个州和地区。2.2研究工具中国被试采用MBTI-M,澳大利亚被试采用MBTI-K和MBTI-G。MBTI-M、MBTI-K和MBTI-G是在不同年代修订的版本,使用MBTI不同版本测量获得的结果可以进行比较。2.3施测及数据处理在中国以团体方式对随机抽取的江苏省和北京市的企业管理者施测MBTI-M,要求被试按照指导语完成所有测题,回收问卷后共获得有效问卷253份,其中男性管理者195份,女性管理者58份。澳大利亚管理者的MBTI数据由IanBall提供,其中男性管理者650份,女性管理者300份。两国管理者的MBTI数据合并后利用SPSS13.0进行统计分析,采用的指标为SSR(Self-SelectionRatio),SSR值以I(Index)标示,并以χ2检验(df=1)检验其显著性。3结果与分析3.1中国、澳大利亚管理者人格维度的性别差异表1表明,中国管理者仅在T/F维度上男女人数的差异达到显著,较多中国男性管理者具有思维倾向,较多中国女性管理者具有情感倾向,但中国女性管理者的整体仍然具有思维倾向(64%为思维型)。澳大利亚管理者在四个维度上男、女人数的差异都达到显著,并且在S/N、T/F维度上的差异达到极其显著。具体来看,在E/I维度上,较多澳大利亚男性管理者具有内倾倾向,较多澳大利亚女性管理者具有外倾倾向;在S/N维度上,较多澳大利亚男性管理者具有感觉倾向,较多澳大利亚女性管理者具有直觉倾向;在T/F维度上,较多澳大利亚男性管理者具有思维倾向,较多澳大利亚女性管理者具有情感倾向,但澳大利亚女性管理者的整体仍然具有思维倾向(56%为思维型);在J/P维度上,较多澳大利亚男性管理者具有判断倾向,较多澳大利亚女性管理者具有知觉倾向。显然,在人格类型的四个维度上,中国管理者的性别差异较小,澳大利亚管理者的性别差异较大。在男性管理者中,除了T/F维度,两国男性管理者在E/I、S/N、J/P维度上人数的差异都达到极显著(p0.001),较多中国男性管理者比澳大利亚男性管理者更具有外向、感觉、判断倾向。在女性管理者中,仅在J/P维度上两国女性管理者人数的差异达到极显著(p0.001),较多中国女性管理者比澳大利亚女性管理者更具有判断倾向。这表明两国男性管理者在人格类型四个维度上的差异较大,而两国女性管理者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3.2中国、澳大利亚管理者人格组合对的性别差异MBTI分析三类组合对:功能组合对SF、ST、NF、NT,与个体的沟通方式、职业选择和问题解决模式有关;象限组合对IN、EN、IS、ES,与个体的领导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变革模式有关;气质组合对NF、NT、SJ、SP。三类组合对在中国和澳大利亚管理者中的人数分布见表2。对两国男女管理者比较发现,功能组合对中,中国男女管理者在ST、NF中人数的差异达到显著,中国男性管理者比女性管理者有更多的ST、有较少的NF;而澳大利亚男女管理者在SF、ST、NF中人数的差异分别都达到极显著,澳大利亚男性管理者比女性管理者有较少的SF、NF,较多的ST。在象限组合对中,中国男女管理者人数的差异都未达显著;而澳大利亚男女管理者在EN、IS中人数的差异分别达显著和极显著,澳大利亚男性管理者比女性管理者有较少的EN、较多的IS。在SJ、SP气质组合对中,中国男女管理者的人数的差异未达到显著;而澳大利亚男女管理者在SJ中人数的差异达到显著,澳大利亚男性管理者比女性管理者有更多的SJ。对两国同性别管理者比较发现,功能组合对中,两国男性管理者在ST、NT中人数的差异都达到极显著(p0.001),中国男性管理者比澳大利亚男性管理者有较多的ST,较少的NT;而两国女性管理者在功能组合对中人数的差异都未达显著。在象限组合对中,两国男性管理者在所有象限组合对中人数的差异都达到显著或极显著(IN、EN:p0.01;IS:p0.05;ES:p0.001),中国男性管理者比澳大利亚管理者有较少的IN、较少的EN、较少的IS、较多的ES;而两国女性管理者仅在EN上人数的差异达到显著(p0.01),中国女性管理者比澳大利亚女性管理者有较少的EN。在气质组合对中,两国男性管理者在NT、SJ、SP上人数的差异都达到极显著(p0.001),中国男性管理者比澳大利亚男性管理者有较少的NT、SP,较多的SJ;两国女性管理者也在SJ、SP上人数的差异达到显著(p0.01,p0.05),中国女性管理者比澳大利亚女性管理者有较多的SJ、较少的SP。3.3中国、澳大利亚管理者人格类型的性别差异中澳两国男女管理者人格类型的人数分布见表3。对两国男女管理者人格类型分布的比较发现,中国男、女管理者在16种人格类型上人数的差异都没有达到显著;而澳大利亚男、女管理者在ISTJ、ISTP、INFJ、INFP、ENFP、ESFJ、ENFJ上人数的差异达到显著或极显著(分别为I=2.5***,I=2.5**,I=0.5*,I=0.5*,I=0.3***,I=0.3***,I=0.3***),澳大利亚男性管理者有较多的ISTJ、ISTP,澳大利亚女性管理者有较多的INFJ,INFP,ENFP,ESFJ,ENFJ。对两国同性别管理者人格类型分布比较发现,中澳两国男性管理者在ISTP、INTP、ESTP、ENTP、ESTJ、ESFJ上的人数的差异达到显著或极显著(分别为I=0.2**,I=0.1**,I=0.3*,I=0.1***,I=2.5***,I=4.2***)。中国男性管理者有较多的ESTJ、ESFJ,澳大利亚男性管理者有较多的ISTP、INTP、ESTP、ENTP。中澳两国女性管理者仅在ESTJ上的人数的差异达到极显著(I=2.6***),中国女性管理者比澳大利亚女性管理者有较多的ESTJ。另外,由表3可见,中国男性管理者人格类型分布人数较多的依次是ESTJ、ISTJ、ENTJ、ESFJ、INTJ;澳大利亚男性管理者人格类型分布人数较多的依次是ISTJ,ESTJ,ENTP,ENTJ,INTJ,INTP,ISTP。从16种人格类型整体分布比例看,澳大利亚男性管理者的人格类型分布更均衡些,中国男性管理者的人格类型分布较集中。中国女性管理者人格类型分布人数较多的依次是ESTJ、ISTJ、ENTJ、ISFJ、ESFJ;澳大利亚女性管理者人格类型分布人数较多的依次是ESTJ、ENFP、ENTP、ISTJ、ENTJ、INTP。从16种人格类型整体分布比例看,澳大利亚女性管理者人格类型的分布更均衡些,中国女性管理者人格类型的分布较集中。4讨论本研究采用MBTI对中国和澳大利亚管理者人格类型的研究表明,在人格的维度、维度组合、类型上,中国男、女管理者之间的性别差异较小。中国男、女管理者都倾向于E、S、T、J,人格类型非常集中地分布在ESTJ和ISTJ上(男、女管理者在这两种人格类型上比例分别达到58.9%、43.1%),这说明ESTJ和ISTJ是中国男、女管理者的典型的人格类型。这也表明中国男、女管理者在人格特征上有趋同的特点,暗示着中国男、女管理者在面对管理领域的问题时,可能会倾向于采取相似的方式。澳大利亚男、女管理者在人格的维度、维度组合、类型上的性别差异较大,澳大利亚男性管理者倾向于I、S、T、J,澳大利亚女性管理者倾向于E、N、T、J,说明澳大利亚男性和女性管理者拥有一些不同的人格倾向,他们在解决管理问题时可能表现出较大差异。与中国管理者相比,澳大利亚男、女管理者在人格类型上的分布相对较均匀,ISTJ是澳大利亚男性管理者典型的人格类型。总体看,T、J是两国男女管理者共同具有的人格倾向,ESTJ和ISTJ可视为两国管理者共同偏向的人格类型。另外,鉴于已有的MBTI研究表明人格类型与职业预测有较高的相关性,本研究表明人格类型对中国管理者的职业预测性极其明显,对澳大利亚管理者的职业预测性也较明显。本研究发现,两国男性管理者在人格的维度、维度组合、类型上的差异比两国女性管理者的差异大,说明两国男性管理者处理管理问题的差异性可能大于两国女性管理者。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两国女性管理者在S/N维度上的差异没有达到显著,但中国女性管理者多为感觉倾向,澳大利亚女性管理者多为直觉倾向,因此她们在解决管理问题时会表现出较明显的不同。对于澳大利亚女性管理者多倾向于直觉倾向,Latemore[8]认为这与澳大利亚职业女性在男性为主导的、追求成就与竞争的文化中承受了较多的职业压力和性别角色过载(roleoverload)有关。本研究发现中澳两国管理者人格类型的跨文化差异和性别差异都较明显,今后的研究需要扩大中国企业管理者的样本量以获得中国企业管理者人格类型更为准确的研究结果。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形成,企业在跨文化环境中的经营管理活动日益频繁,因此,了解不同国家管理者的人格和行为差异,据此进行有效的跨文化管理和沟通,将对跨国企业的发展产生较大的积极影响。5结论5.1澳大利亚管理者在人格的维度、维度组合、类型上比中国管理者有更大的性别差异。两国男性管理者在人格的维度、维度组合、类型上的差异比两国女性管理者的差异更大。5.2中国男、女管理者人格类型的分布都较集中,澳大利亚男、女管理者的人格类型分布都较均衡。6参考文献1Guthrie,J.(1993).TheMyers-BriggsTypeIndicatorattheAustralianManagementCollegeMt.Eliza.ThePractisingManager,April,11-18.2Broer,E.&McCarley,N.G.(1999).Usingandvalidat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