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欢迎访问三七文档
当前位置:首页 > 商业/管理/HR > 管理学资料 >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1945年4月20日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重要文件。《决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党的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了科学总结和概括。《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全党延安整风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整风中,党的高级干部通过讨论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取得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决议》是由以任弼时为召集人,有刘少奇、周恩来、博古、洛甫等7人参加的专门委员会负责起草和修改的。《决议》原准备提交党的七大讨论通过,为了使党的七大能集中精力讨论抗战建国方针问题,后来征得准备参加党的七大的各代表团同意,改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讨论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产生背景从1944年5月21日到1945年4月20日,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康生、彭德怀、张闻天、邓发、陈云、博古、李富春、吴玉章、杨尚昆、陈郁、李维汉、孔原等17人,各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的负责人彭真、高岗、贺龙、林彪、叶剑英、陈毅、刘伯承、聂荣臻、朱瑞、徐向前、谭政、陈伯达等12人。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是与全党的整风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会期长达11个月,期间先后召开了8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六届七中全会的任务有两项:一是为党的七大作准备,二是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形成过程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主要内容和最重要的成果,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以毛泽东1942年写的《历史问题草案》为蓝本,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1944年5月开始起草。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开始时,即成立了由任弼时主持,有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博古参加的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起草工作历时一年,数易其稿。后来由毛泽东直接主持并多次修改,字斟句酌,呕心沥血。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和中央政治局秘书,参与了决议的起草、修改和定稿工作。在六届七中全会期间,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参加了历史决议的修改和讨论。此外,还提交出席党的七大的各代表团讨论。《历史决议》原准备提交党的七大讨论通过,为使七大能集中精力讨论抗战建国方针问题,而改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内容《历史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同时,全面详尽地阐述了历次“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并着重分析了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在总结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经验时,强调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历史决议》提出: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决议》指出,要克服左倾或右倾思想,必须进行耐心细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提高全党对于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鉴别能力,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析错误的内容及危害,说明错误的历史根源、思想根源和改正办法,不要太着重于个人的责任。不要对犯错误的同场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决议》充分肯定了党的八七会议的历史功绩和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路线的基本正确,也肯定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党中央对停止当时党内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所起的积极作用。《决议》同时指出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六届五中全会的错误,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要意义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在思想上作好了充分准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我们党一成立,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在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二十四年(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奋斗中,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三个历史时期中,我们党始终一贯地领导了广大的中国人民,向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由于坚持了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并向一切与之相反的错误思想作了胜利的斗争,党才在三个时期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达到了今天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的巩固和统一,发展为今天这样强大的革命力量,有了一百二十余万党员,领导了拥有近一万万人民、近一百万军队的中国解放区,形成为全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重心。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二)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中,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特别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曾经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同志,在这次大革命中,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发展了全国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推进并帮助了国民党的改组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形成了东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干,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光荣的一章。但是,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一九二七年叛变了这个革命,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的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并且只有中国共产党,在反革命的极端恐怖的统治下,全党团结一致地继续高举着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领导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群众,作了政治上、军事上和思想上的伟大战斗。在这个战斗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红军,建立了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府,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分配了土地给贫苦的农民,抗击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进攻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全党对于企图分裂党和实行叛党的托洛茨基、陈独秀派和罗章龙、张国焘等的反革命行为,也同样团结一致地进行了斗争,使党保证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总原则下的统一。在这十年内,党的这个总方针和为实行这个总方针的英勇奋斗,完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无数党员、无数人民和很多党外革命家,当时在各个战线上轰轰烈烈地进行革命斗争,他们的奋斗牺牲、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精神和功绩,在民族的历史上永垂不朽。假如没有这一切,则抗日战争即不能实现;即使实现,亦将因为没有一个积蓄了人民战争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骨干,而不能坚持和取得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尤其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在这十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在这十年内,我党不仅有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时期中也犯过一些错误。其中以从党的一九三一年一月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六届四中全会)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这个时期内所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最为严重。这个错误,曾经给了我党和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损失。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在党内曾经发生了“左”右倾的偏向。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者,这时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他们采取了反动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一九二七年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于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经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他们武断地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反对党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并污蔑当时的红军运动为所谓“流寇运动”。他们不但不肯接受党的意见,放弃这种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反党观点,而且还同反动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因而不得不被驱逐出党,接着并堕落为反革命。另一方面,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党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这种“左”倾情绪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已经开端。“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藉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份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长,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使“左”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这时的盲动主义者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否认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因而它仍然不但不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和这种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同时,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也发展了起来。但是由于这个错误路线一开始就引起了毛泽东同志和在白色区域工作的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非难,并在实际工作中招致了许多损失,到了一九二八年初,这个“左”倾路线的执行在许多地方已经停止,而到同年四月(距“左”倾路线的开始不到半年时间),就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上结束了。一九二八年七月间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正确地肯定
本文标题:《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链接地址:https://www.777doc.com/doc-6382990 .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