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文化与和谐社会

龙文化与和谐社会演讲人：刘怀廉发布时间：2007-12-2705:49光明日报刘怀廉，男，汉族，1951年7月生，河南虞城县人，1967年2月参加工作，1975年3月入党，中央党校法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曾任共青团河南省委副书记，信阳市委书记、现任河南省委常委、统战部长。结合工作实践，对“三农”问题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工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探索和实践，先后在《求是》、《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理论文章、调研报告110余篇，完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之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新论》、《中国农民工问题》等7部论著，《中国农民工问题》等论著相继被评为省级以上社会科学类优秀成果奖和“五个一工程”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文化的因素深深地渗透其中，为培育文明风尚、推动社会进步提供着有力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越博大精深就越受人尊重，发展就越有动力。而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中国龙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和升华，凝结、寄托了各个时代、亿万中国人的智慧和理想，体现着五分之一地球人的心理认同，在成为中华民族绵延起伏、生生不息、横亘人类世界历史的神圣象征的同时，也在不断丰富和提升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和文化内涵，从而奠定了和谐社会的精神基础，推动整个社会和谐发展。龙文化生动地体现了和谐文化的精髓，展示出国家和民族的自尊自信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龙文化是一个古老的新论题。说它古老，是因为早在上古诗歌集《诗经》中，就已有关于龙的描述：“龙旗十乘”、“龙旗阳阳”，展示在盛大的祭祀活动中，绘有龙纹的旗帜迎风猎猎的神圣庄严场面。说它新，是因为在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需要赋予其新的内涵和精神使之历久弥新的，这也是攸关民族自信和自尊的重要问题。和谐文化作为一种以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为价值取向，融思想观念、理想信仰、价值体系、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社会风尚、制度体制为一体的文化形态，其内容包括多元统一、兼容共生、协调有序、充满活力和大众共享等方面。而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龙，经过七八千年的发展、演变和升华，所构成的艺术形象被赋予了多种功能。可飞天腾云驾雾，可落地似人行走，可入海逍遥畅游，不仅成为海内外华人普遍认同的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和情感纽带，也体现出中华民族所追求的天、地、人合一的和谐文化理念。而植根于中华民族社会生活之中的龙文化，更深深影响着每一位中国人。不但历代帝王将其尊为皇室威严和权力的标志，龙在民间也是祥瑞的载体，是祈求风调雨顺、平安幸福的神圣。还有数不清的民风与民俗及民族节日与龙有关，虽各有特色，但又都是建立在上古时的龙能施水布雨、能福祸人间这一概念之上的，反映了中华龙文化的融合性：多样性中的同一性，个性中的共性。因此，深刻而充分地认知和理解中华龙文化的内涵和历史演化过程，让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中华龙文化尊敬而喜爱，不仅能够增强国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也有利于中华文化重新走到世界发展的最前列，从而成为人类21世纪和谐发展的一个积极的文化认同。龙文化的形成体现了我国各民族的融合性，有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妥善处理错综复杂的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既需要相应的社会机制，也需要相应的社会文化。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记忆和精神家园，体现了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反映了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而以龙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基于长期交流与交融而形成的具有丰富内涵的联合共同体。一个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凝聚力的形成，融合是最核心的要素。据考古研究发现，以蛇身、马头、鹿角、鹰爪、鱼鳞等附和升华而成的龙图腾，是远古以来以蛇为图腾的华夏族，在与周边各种以马、鹿、羊、鹰等为图腾的各少数民族部落长期融合而形成的中华民族共有图腾。由此可看出，作为各种灵性融合体的神物，龙图腾本身就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综合象征，而中华民族就是在这样一种执着的图腾崇拜和奋斗中，凝聚力日益强化，终而积淀为民族共同心理：认祖归宗、留恋故土、热爱祖国、祈求和平。因此，以龙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从形成那天起，就产生了强大的不可抗拒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而作为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维系整个以龙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一种内在力量，这种凝聚力与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有着血肉般的联系。“龙从产生之时起，就成为我国各民族统一与融合的象征。中华儿女大都认同自己是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中国国家博物院研究员李先登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大多情况下的民族分裂，最根本的是在精神、文化层面上的分裂。若各个民族能够找到共同的信仰，那么任何的分裂活动都是不可能“连根拔起”的。因此，今天让龙文化在新时期建设和谐社会当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龙文化中的融合性能够很好地在国际关系中诠释中国理念当今世界，国家或民族之间产生冲突甚至战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一些国家和某些人不愿意正视各种文明各有其优长的事实，把“文明差异”视作“文明差距”或“文明冲突”，认为自身文明优于其他文明，进而企图用“一元”取代“多元”，不讲“融合”或不愿意“融合”，使得很多国家和民族面临这种文明霸权和威胁。而素有礼仪之邦之称的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在践行着以龙文化为核心的“融和”性。明代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对沿途之国互惠互利、秋毫无犯便是明证。而新中国成立后，在国与国关系上，中国更倡导“协和万邦”，国家间应当亲仁善邻，讲信修睦，礼尚往来，合作共赢；在人类各种文明的关系上，中国提倡“善解能容”，各种文明都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都对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应当保持特色，彼此兼容，相互借鉴，共同发展。这些融合性的外交理念无疑汲取了中国传统龙文化的精髓。著名龙凤文化研究专家、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庞进认为：中国人对龙的创造，吻合着融合的世界观，体现的是一种宽阔博大的宇宙胸怀，龙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是用融合性的形象表达融合性的理念关系。融合更是和谐的前提和基础。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谐的家庭氛围，和谐的社会秩序，和谐的国际环境，都有赖于融合，都需要融合。所以，加大力度，弘扬、传播、推广中华龙文化的融合精神理念和内涵，形象地表达出中国人民与生俱来的追求美好、祥和理念与民族文化底蕴，让世界上更多的人，尤其是那些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领袖们，通过龙文化了解并接受中国人民几千年来追求和平、谋求和谐、颂扬美好、向往幸福的理想境界，并将其尊重为普世的公理和通行的原则，自觉、自愿地应用于国家、地区、民族、政治、经济、文化诸多问题的协调和处理中，就显得特别有现实意义。龙文化与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充满活力、团结和睦相辅相成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充满活力的社会,也是团结和睦的社会。”这科学揭示了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的充满活力与安定有序之间的内在联系,体现了和谐社会中充满活力与团结和睦的辩证统一。中华龙之所以几千年来一直被崇尚，是因为它不单单体现了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的精神，更体现了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精神。每逢佳节，总有一群洋溢着生命活力的青年男子，或高擎着中国龙漫天飞舞，给人以和睦安定，或在江河湖海中展开龙舟飞渡，给人以激情活力，还有无数美好的民间传说和优美歌曲，把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升腾为龙的传人，给人以自尊自信、团结和睦的印象。而在数千年的历史的进程中，华夏各民族也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不断扩展并丰富着它的内涵，使龙的形象成为整个华人世界的凝聚载体，承载着历史和现实的双重使命。最早的龙是新石器时代简单质朴的“原龙”，中经夏商周时期神秘抽象的“夔龙”、春秋战国与秦汉之际粗犷雄健的“飞龙”、魏晋隋唐刚柔并存的“行龙”、宋元明清复杂华丽的“黄龙”，直到当代的吉庆嘉瑞的“祥龙”：充分体现了中华龙文化的不断开拓、不断发展、不断吸纳、不断创新的历程。总之，作为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参与者和见证物，龙的形成过程是团结兼容的过程。它是多元的，又是融合的。它不但集合了蛇、鱼、鳄、猪、马、牛、鹿等动物，还融合了云、雷电、虹霓、龙卷风等自然天象。而融合的内涵就是和谐，以和谐为基础，龙文化中的和谐理念无疑与和谐社会的时代精神共融共通，一脉相承。中华龙文化作为中华先民在数千年的发展中演化而来的精神产物，理应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项内容。因此，合理开发有着中国象征的龙文化可以更好地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同时更利于在国际上诠释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宗旨和理念，形成独具东方魅力的文化风格与模式。毛泽东诗词的文化气象——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4周年演讲人:杨义发布时间：2007-12-2705:49来源：光明日报杨义，广东省电白县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科院首批学部委员，《文学评论》主编，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新文学图志》、《中国叙事学》、《楚辞诗学》、《李杜诗学》、《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以及十册《杨义文存》等著作30余种。曾获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等奖项。曾讲学于英国牛津、剑桥，美国耶鲁、哈佛、斯坦福，以及日本、法国诸名校。■主持人开场语12月26日是一代伟人毛泽东诞辰114周年(1893.12.26-2007.12.26)，为了歌颂他对中华民族所作的巨大贡献，本期光明讲坛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杨义先生关于“毛泽东诗词的文化气象”的演讲稿，以飨读者。一最近，我拜读了近三十年来研究毛泽东诗词的一些文章和著作，深感这个领域在注释、考证、解读和研究上已达到了现代文化现象阐释的非常高的水平，获益良多。但我也感到两点不足，一是对伟人崇尚的绝对性，影响了学理的深入展开;二是拘泥于对作品修辞技艺的解读，未能非常到位地解读伟人的气度和胸襟。毛泽东诗词是独具风神的艺术品，但不仅仅是一般的艺术品，而更为根本的是中国现代史上吐纳风云、评说春秋、飞扬情志的文化现象。如果说它们是诗词，乃是大写的诗词，是拥抱着现代中国史的大事件、大智慧的诗词，是现代历史的创作者对正在创造中的历史，进行巨人般的关照、领悟和审美把握的结果。对于解读这种气势轩昂、光昌流丽的文化现象，一般的文学评论的术语已经不足以将其内在的精神气质透视得深刻而到位，因而应该对它的解读创造一些新思路、新话语。我觉得应该使用中国非常讲究的“气象”一词，研究毛泽东诗词的精神气象。需要解释的是，汉语“气象”一词具有多义性，这里不属于研究刮风下雨一类自然现象的大气科学，而属于研究人的气质、气派一类精神现象的人文之学。由此，它与古老中国的宇宙生成哲学相联系，体验到一种元气，或浩然之气充沛于宇宙之间和人的心胸之际，这种生命气息不断地激荡、奔涌、翻卷着人的情感、气质、气派和想象力，由气成象，从而创造性地形成一种令人心驰神往的人文气象。与“气象”相近的一个词是“风格”。自从法国18世纪的布封（Buffon）发表“风格即人”的名言之后，风格学的研究已经发展为文艺学的重要分支。但是，风格倾向于修辞方法的分析，气象则更加重视创造主体的精神气质、胸襟魄力。比如宋朝朱熹的《朱子语类》140卷，就使用气象一词297处，有“天地气象”、“尧舜气象”、“侠士气象”、“儒者气象”、“圣贤气象”，并引用程颐（伊川）的话说，气象好时，百事是当；气象者，辞令容止、轻重疾徐足以见之。古人也有用气象谈文学的，比如“欧苏气象”，尤其是东坡气象，谈论更多，说他的《赤壁赋》是反《兰亭集序》的，有“蒙庄气象”。《历代诗话》说：“《弹铗歌》一句，《易水歌》二句，《大风歌》三句”等等，“略略数句，而圣贤、王霸、侠士、妇人气象自别”。二毛泽东诗词乃是非常人写非常事、出以非常之笔这种“三重非常”的产物，笔锋运行于现代史上惊天动地的重大事件之间，却蕴含着雄伟的气魄、巨大的智慧和从容的风度，散发着一股旋转乾坤、搏击人心的审美情趣的气流。重大事件因高度的思想和想象而形成气象。这种诗词气象，导源于诗人的创造性主体，具体体现为三个重要的维度：马背写作，昆仑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