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如何增强三个意识

领导干部如何增强“三个意识”（一）今年3月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期间，重庆代表团参加过一次审议，他在重庆团的会议上，语重心长的向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公仆意识和节俭意识的要求。这三个意识的提法在提出之后不久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这样的官方主要媒体连续发表重要文章，在网站上，网友们也在一定时间内对这个话题进行了热议。我总的感觉到胡锦涛三个意识的提法，这个要求，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认可，广泛认同，我觉得他的话虽然没有展开，虽然讲得很简单，但是抓住了人们关心的，也是急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他的这番告诫，我觉得语重心长，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有着很强的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天我想就我个人的理解，分四个问题谈一谈我需要胡锦涛关于三个方面意识的论述的体会。下面先谈第一个问题，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必然要求。那么这个问题其实也就是想谈一谈胡锦涛提出三个意识的背景，他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16大以来他不断的强调党的作风建设的一个自然要求，一个必然要求。我们看一看2002年下半年16大以来，胡锦涛同志，包括党中央在不同的时段对党的作风建设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方面的论述，这方面的实践很多。我们先看16大结束之后不久，胡锦涛同志就带领16大新选出的中央书记处的成员到西柏坡去，西柏坡我们大家很熟悉，是中国革命在农村的最后一个指挥所，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离开西柏坡就进了北京城，就开始了我们全国执政的时期，毛泽东在离开西柏坡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那么16大之后，胡锦涛同志代表中央书记处的成员到西柏坡去，参观这个革命旧址，去重温毛泽东当年的有关论述，在这期间，他发表了重要的谈话，主题就是重申两个务必，这个在当年给人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再接下来非典刚过，在2003年7月1号，关于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讲话中，胡锦涛同志又特别强调执政为民，他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键实质就是在执政为民上，而且他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应该说，他的这种强调也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广泛的认可。2004年大家知道，我们中央又专门做出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这个决定主题是谈执政能力建设，但是也谈到了党的作风问题，谈得也非常好，也非常深刻。再往后大家知道，我们每一个同志都经历了党的先进性教育，中央基于对党的队伍现状的准确判断，用一年半的时间，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先进性教育，我觉得开展这样的教育重点也在于对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进行党的作风、党的宗旨、党的先进性这方面教育，使我们每一个党员明确自己的定位，明确自己的角色，明确自己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展现出什么样的形象。那么再接下来，今年也就是前不久在年初中纪委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又发表了重要讲话，专门强调了党的作风问题，他提出从八个方面树立良好的作风，这个讲话应该说更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认可。那么为什么从16大以来，每年胡锦涛同志和中央都强调党的作风建设，都强调我们的党员，我们的领导干部要树立良好的作风？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虽然我们党的总体作风状况是不错，如果没有这个判断，我想就没有办法理解，没有办法解释我们为什么在执政过程当中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果。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党的作风现状远不能令人满意，我们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有一些人在这方面作风，那方面作风有程度不同的问题，甚至有些问题非常突出、非常严重，我觉得胡锦涛同志，包括党中央特别强调党的作风建设，就是基于对这样的状况，清醒的判断，准确的把握。作风我们清楚，作风是一种外在的表现，是我们的党员，我们的领导干部他的行动，他的言论留给人们的印象，这样一种表现。那么支配这种作风的我想恐怕还在于人们的意识，还在于人们的思想内心深处，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想往往就会怎么做。所以我想，作风这种外在的表现，跟意识这种内在的东西是有着非常密切、非常直接的联系。所以，我想如果是真正要实现我们党的领导干部的作风的明显的根本的好转，除了外在的东西，我们权力监督制约这种东西要加强，要完善，要健全我们的体制之外，恐怕也还应该使我们的领导干部思想深处，在意识这个角度，这个层面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准确的把握。所以我觉得胡锦涛同志在今年两会期间提出三个方面的意识，是党的作风建设必然要求、自然要求，对党的作风建设提出了更加明确、更加高的要求。要使我们的领导干部在意识上、观念上解决这样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主要谈我理解的三个方面意识提出的背景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想谈一谈关于增强忧患意识问题。忧患意识应该说从古至今，我们不同的时期都有一些人在谈这个问题，而且有一些古代的名言，名句，我们很多人耳熟能详。那么在忧患意识这方面，历朝历代都有一些先哲谈得非常好，他们的话值得我们回味，值得我们思考。我们看中国共产党人谈这个忧患意识，在胡锦涛同志提这个问题之前也曾经谈了很多。我们举我们领袖毛泽东主席的例子。我们大家知道在延安时期，1945年毛泽东针对访的著名民主党派人士黄炎培先生有一个谈话，谈出了著名的历史周期律的问题，黄炎培先生就讲，过去历朝历代往往王朝开始的时候，统治者励精图治，出现一个新气象，但是不久之后，往往陷入了衰败的局面，历朝历代几乎都不能幸免，他认为这是一种历史周期律，黄炎培就问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有没有什么办法，有没有什么能力跳出这样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非常自信的回答他，中国共产党有这种办法，靠什么？靠民主，靠人民群众起来监督政府，就不会发生人亡政息的问题。我觉得虽然是在1945年，虽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同国民党进行夺取全国政权的决战，但是形势已经比较明朗，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不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事情，在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的时候，就在延安局部执政的时候，毛泽东就提出了用民主监督的办法来监督我们的领导干部，我想这是一种忧患意识的表现。再接下来在西柏坡，离开西柏坡进京前夕，毛泽东跟周恩来同志就议论，要进京赶考，争取考一个好成绩，不能考试不合格，而且还明确的提出不能学李自成，李自成我们大家清楚，明末农民起义的著名将领，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曾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但是进了北京之后，放纵自己，放纵对自己下属的管理，很快这个政权垮台了，被打垮，被消灭了。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同志就曾经利用郭沫若同志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教育我们的党员，我们的领导干部，在进京前夕又特别的以他的教训拿出来，警示自己，也警示我们其他的领导干部。所以，我想在毛泽东这一代领导人身上，忧患意识是体现得很明显、很充分的，这种忧患意识对做好各个方面的工作，我认为都是起很重要的作用。现在旧话重提，胡锦涛同志重提忧患意识，是在新的形势下讲忧患意识，我认为这个忧患的内容有了新的变化。当然有一些也跟毛泽东当年是共同的，就是我们的干部不变质，这一点恐怕还是继续有，以后也还要有，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今天忧的东西，我觉得比过去更多了，值得忧的问题更突出了，更严重了。那么，我想举若干方面例子，我们大家在这方面都会有体会，都会有感受。比如说我们看看我们的国际环境。我们多少年以来一直强调要建立一个有利于我们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我们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进行改革开放，不需要同任何人争霸，我们更不想夺任何人一寸土地，但是我们看，这个方面环境虽然总体上是不错的，但是面临的问题也不少，突出的问题就是有一些人别有用心的制造、散布中国威胁论。我们看中国威胁论在若干年以前更多的强调的是中国军事上的威胁，认为中国经济力量强盛，军事力量也强大，强大之后，中国这个大块头的国家就会威胁别人，特别是威胁周边的，跟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比如说，东南亚那些国家，所以这个中国军事威胁论曾经一度比较有市场。但是经过我们多年努力，多年艰苦工作，应该说这种军事上的威胁论，在我们周边，特别是东南亚地区不太有影响，不太有市场，我们跟东盟国家的关系，经济、政治各方面都非常好，应该说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东南亚国家虽然跟我们有南海上的争端，但是我们共同开发，恐怕没有哪个国家真正的认为我们会军事上威胁。那么现在军事上的威胁论事实上不多了，很小了，只不过日本的某些人，美国的某些人，包括我们台湾的台独分裂分子，他们在散布，这个影响应该说不大了，而且越来越小，但是需要我们正视的是散布中国经济上的威胁论，很值得我们重视，这个方面应该说这些年来讲得越来越多，讲得越来越盛，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当然我们回过头来看，如果相比若干年以前，90年代初有人曾经散布的中国崩溃论，从崩溃变成威胁论，一方面本身说明我们确实我们的经济增长得很快，我们这方面的发展成就巨大，否则人家不会从崩溃论变成威胁论，这点应该说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成就。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散布中国经济上的威胁论也是别有用心的，也是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这种舆论散布下来，如果市场扩大，对我们中国的发展也会造成某种负面影响，甚至很大的负面影响。那么他们散布无非是中国占据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中国引进了越来越多的国际上的资金，中国进口了越来越多的世界上的能源、资源，无非是散布这些东西，甚至把世界上油价提高，甚至油荒，归结于我们中国，甚至有人还刻意的、不断的制造一些贸易上的摩擦针对我们中国，甚至在国外极端事例也发生了。我们进入非洲去，尽管我们跟非洲人民提供了巨大的、无私的援助和支持，包括纯粹经济上的交往也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但是有人居然散布我们是所谓新殖民主义者，我想这样一种中国威胁论是值得我们担忧的，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去化解，否则我们发展的有利国际环境恐怕也是难以持久，难以保证的。所以大家注意到最近几年以来，我们的领导人胡锦涛同志、温家宝同志在出访，或者国内一些重要的多边场合，或者会见外宾的时候，多次强调、宣传我们的发展是和平发展，我们是个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之下，我们利用了国际上的资金，利用了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利用了国际上的市场，当然也利用了国外的一些资源，用这样的方法发展自己，所以我们的发展绝不会像过去历史上一些大国一样，他们的崛起必然会带来世界格局的变化，甚至带来战争。像德国、日本的崛起，那就带来了战争。我们领导人宣传表明，我们从自己的发展需要来讲，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统来讲，我们都不会威胁任何人，中国的发展只是会给别人，给周边的国家带来机遇，带来机会，带来共赢，而且虽然我们的经济实力增强了，我们成了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我们的国内外贸易量占到世界第三，我们外汇储备占到世界第一，但是这样一种经济总量，如果拿着我们的13亿多人口一除，应该说也是微不足道的。我们领导人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试图化解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应该说最近这几年见到了成效，对中国有一些了解的人不抱有偏见的人越来越多的接受了我们的这种观点。当然这个工作我们还要继续做，这是国际上值得我们忧的地方。国内的地方值得我们忧的更多了，比如说我们的人口压力，13多亿人口，很多问题如果从我们人口的角度一看，非常难办，比如说我们的人均耕地在世界上平均是很少的，温家宝总理反复强调，我们一定要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绝对不能再往下减少，再减少可能我们的吃饭问题，我们的温饱问题就会发生问题。再还有，跟人口有关的，直接相关的，我们的就业问题，我们每年新增的就业人口数量都达千万之多，甚至几千万，但是我们每年经济发展能够新增的就业岗位远没有到这个数，甚至也不过一半左右，所以累计下来，我们这个问题也会非常突出，非常难办。我们已有的下岗失业人员就很多，还有我们大量的新增的就业人口，甚至这几年因为大学扩招，我们的大学毕业生毕业之后都不能及时找到工作，这个问题我想也是很值得我们担心的。还有跟我们人口相关的老龄化问题，我们已经提前进入了老龄化时代，特别是在有的城市，这个问题已经变得很突出，若干年以后，我们很少数的就业人口会养大批的非就业人口，养我们的老人，这个在我们今天大力建设社会保障制度的时候，要不断提高我们社会保障水平，扩大我们社会保障面的时候，我想这个问题也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再比如还有一个问题，台湾问题。众所周知台湾问题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核心利益的问题，是我们切肤之痛的问题，我们任何一个领导人绝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