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哲学与道德传统2

人生哲学与道德传统中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至黄帝时期算起，至今已有5000多年历史了。而在期间伴随而生的道德传统，在不同的时期有其不同的含义。所谓人生哲学，这是现代的说法，在中国古代叫做“为人之道”或“处世之方”。中国文化历为重视“为人之道”，“处世之方”，因而包含非常丰富的人生哲理，为建立现代的科学人生观、世界观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可供借鉴和吸取的历史文化遗产。人生哲学要解决的是如何看待人生、如何度过人生、如何安排人生的大问题，换言之，也就是要解决人生关切的问题，小至人的生、老、病、死，生存与生活问题，大到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生命的归宿等问题。总而言之，人生哲学的核心是价值观念问题，人生哲学的最高问题是人生理想问题，是人生的终极关切问题。研究这些问题，不但能够获得关于人生哲理的历史文化知识，而且能够从中得到如何有意义的度过人生、如何安排自己人生的深刻启示和教益。人生哲学的理论基础是人性论和历史观问题，某一种人生哲学都是建立在特定的人性论和历史观的基础之上，换句话说，某一种人生哲学都是在一定的人性理论与历史理论的指导之下构建起来的，因此，欲学习与研究人生哲学，必须对人性理论、历史哲学有一定的了解和掌握，我们主要是学习与研究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应该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性论与历史哲学有所了解，有所认识。由之，我们不是把“人生哲学”当成脱离历史的抽象范畴，而是当成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为人之道”、“处世之方”，当成历史哲学的一部分加以考察的。这是我们研究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基本出发点和基本和方法论原则。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四种类型及其基本特点：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不同类型取决于中国传统文化或传统哲学的不同结构、不同价值取向、不同文化内涵。从中国传统哲学的不同结构、不同价值取向、不同文化内函来看，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旨》一文中把中国哲学大致划分为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阴阳家等六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又提出“十家九流”之说。所谓“十家”，就是除了司马谈提出的“六家”之外，又增添了农家、纵横家、杂家、小说家，班固认为“小说家”难以确认，故除了小说家之外，谓之“九流”。其实，从文化史的发展和历史的影响来看，诸子百家中主要是儒、道、墨、法这四大家，因而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也主要是儒家、道家、墨家、法家这四种类型。儒家人生哲学是讲道德、重进取的现实主义人生观儒家是道德型人生观，要求为人“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从而亲仁”（《论语·学而》）。儒家的核心概念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恭、宽、信、敏、惠等等，都是做人的基本规范、基本信条，也就是儒家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即儒家培养理想人格的价值尺度。凡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能够坚持以上操节，并以之为安身立命者，就是儒家所称誉的“圣贤”、“志士仁人”，他们能够做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践覆儒家规定的道德规范而奉献自己的生命。儒家人生哲学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求进取，讲现实。儒家都是现实主义者、追求现实的道德的永恒价值和现实生活中的理想人格。道家人生哲学是重境界、图个体自由放达的理想主义的人生观道家的人生哲学与儒家的人生哲学相比较，在思想表现形式上似乎不如儒家那样现实、那样积极，但是在精神追求上显得极为深沉、老成、世故。如果用简单的几句话概括道家的人生境界或人生理想的话，这就是：无为而治，莫与人争，少私寡欲，洁身自好，返朴归真。法家人生哲学是急功近利、追逐权势的实用主义的人生观法家的人生哲学与儒家、道家的人生哲学具有重大的差异。如果说儒家重视道德人格、道家提倡精神境界的话，那么法家追求现实和功利。法家接受了荀子“人性恶”的理论，认为人生来都有耳目口鼻、声色味觉之物欲，人们的物质之欲得不到满足便会发生争乱，为了改造人性、制止争乱、必须实行法治。所以，法家的人生哲学是追逐功名和权势，为了功名和权势可以不择手段，“不避亲疏”，在人际关系中不讲道德伦理，专讲利害，把人与人的关系均视为利害关系。战国时卫国人商鞅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秦国佐孝公进行变法。在推行变法时，坚决反对“礼治”，反对法古循礼，贯彻“不避亲贵”的原则。当他发现贵族和太子干挠变法推行时，便明确提出“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君必欲行法，先于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师付。”（《史记·秦本纪》）卫国人吴起也是政治家兼军事家，他曾全力为楚悼王推行变法。吴起少时家累千金，但是游仕不遂，破家业走求官。他和母亲诀别时发誓说：“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未久，虽闻其母病逝也不回乡服丧。后来他仕于鲁，但娶齐女子为妻。当鲁与齐相攻时，有人因吴起之妻为齐人，曾间言国君，怀疑吴起，不予重用。于是吴起“欲就名，遂杀妻”，鲁终使其为将，大败齐国。这充分体现了法家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人生观。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当然不止以上四种类型，还有后来传入的佛教文化所提倡的人生观，纵横家所主张的人生观等，也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相当影响。不过比较重要的是儒、道、墨、法这四种类型的人生哲学。我们把这些人生哲学从整体上加以分析，可以看出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做人与为学一致；二是个人修养与为政的统一。这是由中国文化的特质与类型决定的。第一，关于做人与为学的一致。中国文化从来把学问与道德联系起来，看作是评价理想人格的基本素质要求。《论语·学而》全书的第一段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一生把学习看作是人生的一大乐趣，看作是人生的一种理念。因此，他总是把人生与为学联系起来看待的。体现他这种人生哲学的还有两句话就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学而》）。他把“文”、“友”、“仁”三者统一起来，也就是把做人与为学统一起来。在做人与为学的关系上，做仁人是最高的价值追求。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又毅然地说出：“朝闻道，夕死可矣！”第二，关于个人修养与为政的统一。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不仅主张做人与为学的一致，而且更强调做人与为政的统一。这一特点更加突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强调“内圣”与“外王”的内在联系与转化。《庄子·天下篇》总结说：“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是故内圣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无论是儒家抑或道家文化都体现了这一特征。概括儒家道统与治统的《礼记·大学》所阐发的“三纲领，八条目”最能典型地说明这个问题。儒家认为，无论为人或为治，都应该遵行“大学之道”。所谓大学之道三纲领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于至善。这里的“明德”、“亲民”、“至善”，既是个体人格、个人修养的理想境界，又是从政、为治的最高目标。所谓大学之道八条目则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大学之道八条目的内在关系分析，儒家是把个人修养看作“治国平天下”的必要前提条件，从这个意义上，《大学》又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同时又把“治国平天下”看成是人生的最高追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修身、为学活动，最后的归宿则是“治国平天下”。这样，我们便理解了为什么说儒家的人生哲学是“入仕”的道理，从而也就认识了儒家人生哲学的体现的“内圣外王”之道的精神。孔子生在春秋末期这个大国争霸的乱世，他虽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但是终因其思想与现实不合而不被重用。人非动物，不是简单的有吃有穿就可以活下去的问题，人之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处在于“道”（或称“礼仪”），所以“有道则居，无道则隐”。孟子在发挥孔子这个思想时，把人的生命价值与“道”更加紧密的联系起来。他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以上便是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四种类型和两个基本特征，这些特征所体现的也正是中国文化或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基本精神。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思想精华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样，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生活、实践、交往经验的积累与升华，是中国人民数千年来不断反省人生道路的智慧结晶。由于历史时代的不同、价值取向各异，人生道路自然呈现出不同的选择方式，因而也就有了对人生道路的不同评价和不同的评价方法坐标。科学研究的任务是分清楚“精华”与“糟粕”，以达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目的。关于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思想精华，可以从不同的方方面面论述很多内容，对这里拟从十个方面加以探讨和论述。第一，追求人生的理想境界；第二，发扬刚毅进取、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第三，注重人生修养、安贫乐道；第四，人生处世“以和为贵”，适可而止；第五，人生处事不蛮干，顺其自然，因势利导；第六，人生处事要善于“见微知着”、“防患于未然”；第七，人生处事要看到祸福的转化，经常保持清醒的头脑；第八，待人谦恭有礼，不为人先，留有余地；第九，人生能苦能乐，先人之苦而苦，后人之乐而乐，生活朴实、节用中华民族向来以勤俭耐劳、刻苦朴实而着称于世，形成了优良的民族传统；第十，保持个体人格尊严，发扬勇于承担的大丈夫精神。过去有人在谈论中西文化比较时，批评中国文化“不讲个体人格”，这未免有片面夸大之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较，固然不如西方文化那样强调尊重个体人格，但不是不尊重个体人格。在这方面，儒家、道家都有许多尊重个体人格的论述：道家更加提倡个体人身自由。所谓“庄子精神”，主要是指他的人生自由、放达、追求理想境界的精神。儒家虽有压抑个性的弊病，但也有不少强调个体人格独立的思想。我们应该以积极、反省的态度，批判继承传统道德，并将其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