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依赖及其破解路径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依赖及其破解路径1郭晗，任保平（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127）内容提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的原因在于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着多重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其基本特征体现为经济增长对高投资、外需、廉价劳动力、房地产和资源环境的依赖。形成这种多重路径依赖的根源是体制机制约束，包括要素定价机制、市场运行机制、政绩考核机制和财税激励机制。破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依赖，要将经济发展的目标从追求数量转变为追求质量和效益，将经济发展的动力从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将经济发展的重点从短期因素转变为长期因素，将经济发展的政策从调节需求转变为改善供给。要通过一系列机制设计破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路径依赖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完善自主创新机制，创新政府官员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建立低碳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创新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税体制。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路径依赖破解路径体制机制约束十七大报告提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十八大报告再次提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说明，我国面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压力。从我国现阶段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看，经济发展方式正在由粗放、低水平数量扩张向集约和质量效益型转变，但从整体来看，经济增长依然过于依赖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诸多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为什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总是“转不动”？这是因为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存在着多重路径依赖与锁定效应。在现有的体制机制背景下，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与地方政府的发展动机以及企业行为动机激励相容，从而形成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经济转型时期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与和谐发展”（NCET-06_0890）；陕西省重点学科理论经济学建设项目（2008SZ09），西北大学研究生自主创新资助项目（YZZ12043）。[作者简介]郭晗（1987-），男，陕西汉阴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联系电话为1346971764，联系邮箱为[e-mail]。任保平（1968-），男，陕西凤县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的正反馈机制，这种正反馈机制主要体现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的经济主体对现行体制机制的适应性预期。由于正反馈机制的存在，形成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多重路径依赖，从而将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锁定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模式中，进一步形成了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高速度和低质量并存的基本特征。要破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多重路径依赖与锁定效应，就必须找到导致路径依赖的正反馈机制，通过体制机制的转型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路径依赖的基本特征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概念来自于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生物学。1975年,美国经济史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PaulA.David分析技术变迁时首次将“路径依赖”概念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之中，但当时并未引起广泛关注。自North在1990年将路径依赖理论从技术变迁研究领域引入制度变迁研究领域后，西方学者逐渐把路径依赖研究的重心由技术变迁转向了制度变迁，从而形成了制度上的路径依赖理论。路径依赖指一个具有正反馈机制(positivefeedbacksystem)的体系，一旦在外部性偶然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所采纳，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而很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路径所取代。而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践中，由于存在着多重路径依赖，从而将经济发展方式锁定在以高速度和低质量为表现的传统发展路径中。(1)对高投资的依赖。中国长期以来的高增长得益于过去“高储蓄、高投资”的模式，这使得投资在国民经济增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经济景气时通常会出现过度投资的现象，而在经济不景气时，先前的过度投资就会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继而再引起投资的衰减，政府又通常采取过度投资刺激的政策，这样在政策退出时，便会产生政策衰减效应，导致更严重的结构性产能过剩。这种投资刺激政策的循环往复，就形成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于高投资的路径依赖与锁定效应。但从长期增长的角度看，我国的结构调整滞后于经济增长,现在每年新增经济总量中用于投资的比重越来越大，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却不能由出口和消费充分消化，导致产能闲置和浪费，降低了经济增长效率，并给未来增长带来隐忧。因此，如果再通过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带动经济增长，可能形成新的产能浪费。在现行的投资消费结构失衡背景下，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打破这种对于高投资的路径依赖与锁定效应。(2)对外需的依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的外贸政策，大力鼓励出口，积极参与全球分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调整进出口结构，充分运用价格、汇率、利率、出口退税、出口信贷等手段调控外贸，使出口额年均增长达到12.4%。这些外贸政策的实施，导致了我国进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不断提升，也导致增长对于外需的依赖程度不断提升，从而形成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路径依赖与锁定效应。目前，中国外贸依存度已从2006年67%的高峰平稳回落至2011年的50.1%，经济发展对外需依赖程度减轻，但仍处于较高水平。高度依赖出口的短期问题在于当前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对国内经济发展造成了明显的负向影响，其长期问题在于长期的贸易顺差造成了国际收支结构失衡，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现行的国际收支结构失衡背景下，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打破这种对于外需的路径依赖与锁定效应。(3)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过中国持续多年的高增长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工业化进程中的廉价劳动力，在人口转变和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中国生育率下降至1.5左右的水平，社会抚养比不断降低，同时大量的适龄劳动人口从农村转向城市，能够使城市工业部门以不变价格源源不断地吸收劳动力，一方面通过压低劳动力价格减少了生产成本，从而保持了较强的供给能力，另一方面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极大的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这就形成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对于廉价劳动力的路径依赖与锁定效应。但劳动力无限供给状况只是人口转变和城乡二元结构转变过程中的一个短暂机遇期，随着中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到达新阶段。2011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十年来首次出现下降，第6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人口老龄率为8.9%，到2050年左右将高达30%。此外，各地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也表明“刘易斯拐点”已现，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基本消失，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整个经济进入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阶段。在现行的人口结构失衡背景下，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打破这种对于廉价劳动力的路径依赖与锁定效应。(4)对房地产的依赖。产业结构升级是伴随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的一般事实，但在中国的高速增长过程中，房地产业迅速膨胀，其发展速度却远远超过制造业发展速度。在过去十几年中，地方政府出于拉动本地GDP和获得土地出让金收入的目的，对房地产业的发展起到了较为强烈的刺激作用，这也使得房地产业的发展速度要明显快于其他产业发展，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愈发增大。地方政府、开发商和金融信贷机构的合作甚至使得房地产业成为了影响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这就形成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于房地产的路径依赖与锁定效应。这样的产业结构从根本上说不是由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带来的，存在很大的泡沫成分，也是缺乏竞争力的。在现行的产业结构失衡背景下，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打破这种对于房地产的路径依赖与锁定效应。(5)对资源环境的依赖。多年来，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赶超战略的影响，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自然资源，其价格往往被人为压低，自然资源的低成本使得其在经济发展中出现了过度开发和效益低下的特征，这种过度开发极大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但由于过度开发对自然资源成本和生态环境成本是存在时滞效应的，其破坏性后果往往要隔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出来，因此地方政府处于短期目标的考量往往仍会选择这种粗放的发展方式，由此就形成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对资源环境的路径依赖与锁定效应。但以不断耗竭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必定不可持续，廉价的自然资源价格为中国工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自然资源禀赋基础，也导致了经济增长中的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效率现象，从而使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资源环境状况也出现了新变化：一是由于多数自然资源具有不可再生的特性，而目前很多行业已经出现较为明显的资源短缺状况；二是由于资源开采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使当前经济增长承担了过度的生态环境代价。因此，在现行的资源环境失衡背景下，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打破这种对于资源环境的路径依赖。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路径依赖的体制机制约束要破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路径依赖与锁定效应，首先必须探寻“路径依赖”的形成机理，也就是使路径依赖形成的“正反馈机制”。一般而言，“正反馈机制”主要由四方面构成：一是大规模的初始沉没成本，二是学习效应，三是协作效应，四是适应性预期。就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角度而言，主要各经济主体对于现行体制机制的适应性预期。体制形成路径依赖与锁定效应的逻辑在于，不同的制度结构能够产生不同的激励效应，而这将会导致不同的经济效率。如果现实中存在一种扭曲的制度结构，使得企业通过采用粗放型生产获得的收益比采用集约型生产获得收益还要高，其结果势必会降低企业转变生产方式的动力。换言之，如果依托现有的制度、政策结构，粗放型经济依然具有很好的生存条件与获利空间，从而继续保持“收益递增”的性质，其结果势必会造成越来越多的经济主体对其产生“适应性预期”，并使之不断加入到粗放型生产的行列。这样一来，从整个经济系统的角度来看，粗放型经济虽然是无效率的，但对于每个微观企业来讲却是有大利可图的，而这正是造成我国经济对粗放型增长方式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路径依赖”。具体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的实际，就是必须找出造成粗放型经济得以长期滞存的体质根源，即粗放型经济究竟如何获得了良好的生存条件与获利空间，并因此造成了它相对于集约型经济暂时的扭曲竞争优势。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但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约束仍然存在。这种体制机制约束主要是通过扭曲市场主体的激励而形成的，具体而言，对企业主体激励的扭曲主要体现为要素定价机制和市场运行机制，对政府主体激励的扭曲方面体现为政绩考核机制和财税激励机制。（1）要素定价机制。改革开放以来，由政府控制要素和资源性产品价格从而降低投资成本的制度设计，与市场经济形成了矛盾：市场机制不仅要求对产品市场改革，而且要求对要素市场改革。从目前改革实践来看呢，市场价格能够发挥较大作用的仅仅是产品和服务市场，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市场发育滞后,价格形成机制过多地受到行政干预,价格体系未能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价格杠杆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扭曲的要素价格体系为粗放型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扭曲的获利空间。以我国燃油市场的定价机制为例，扭曲的价格体系主要体现为成品油价格倒挂、炼油企业亏损，结果是鼓励燃油消费、抑制生产，也不能激发企业进行节能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在外贸依存度较高背景下，实际我们还在用中国出口的产品补贴外国消费者。如果依然可以依靠廉价要素的大量投入来获得较高的市场利润，就没有企业愿意进行技术创新，从而推迟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这种激励相容形成了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正反馈机制。（2）市场运行机制。近年来，我国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主导经济发展的仍然是国有企业，由于产权的限制，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还没有完全市场化，特别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有企业的扩张加速，挤压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就目前国有企业的经济和发展状况来看，其面临着双重效率损失，一是国有企业自身效率低下，二是由于国有企业存在隐性补贴，从而使得国有企业对经济发展存在着“增长拖累”。如在部分行业中存在着国有企业的行政性垄断，垄断租金使得国有企业能保持一定的获利空间，便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