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瓶颈”-体制问题

硕士研究生《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论文科技创新的“瓶颈”——体制问题层次：硕士年级：2010级学号：1010601姓名：李恒论文成绩评定：科技创新的“瓶颈”——体制问题“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崛起和二战后日本奇迹复苏，归结于一点：有一个牟利的欲望和机会，一个使牟利得以实现的科技支撑和社会体制结构。科技发展、创新是日本崛起与复苏的动力，体制是其保障。世界科技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先机、赢得主动。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十六大以后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技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中国近现代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重大的国际战略机遇期。第一次战略机遇期可以追溯到公元15世纪，以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为标志，中国则以“郑和七下西洋”为代表（当时中国的舰队为世界第一）。在这一机遇期内，中国有条件抓住却因没有觉察而错过，从此开始了全面落后西方的历史。第二次战略机遇期出现在19世纪末期，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努力，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开始，以甲午海战的失败而结束。这次现代化进程的失败是因为清王朝没有把握住问题的关键所在，仅把现代化的实现寄托于对“西学”的模仿，没有像日本那样变革不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政治体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科技发展的封建体制。第三次战略机遇期出现在二战后美苏两霸的冷战对峙以及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至今。对于此次现代化机遇期，中国最初的意识并不清醒。从建国算起，前30年，中国把大量的精力用在国内政治运动和应付边境战争；后30年，中国才开始实施改革开放，发展国民经济。可以说，在这一机遇期内，中国只把握了一半的机会。反观日本近现代的状况，有人总结“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崛起和二战后日本奇迹复苏，归结于一点：有一个牟利的欲望和机会，有一个使牟利得以实现的科技支撑和社会体制结构。科技发展、创新是日本崛起与复苏动力，体制是其保障。把这一结论同中国在三次战略机遇期的表现做一个归纳比较。牟利的机会牟利的欲望社会体制结构第一次战略机遇期有无无第二次战略机遇期有有无第三次战略机遇期有有有，但不完善我们会发现：三次战略机遇期，中国都是在社会体制结构方面出了问题。第一次战略机遇期，中国有牟利的机会，但没有牟利的欲望和使牟利得以实现的社会体制结构；第二次战略机遇期，中国有牟利的欲望和机会，但没有使得牟利得以实现的社会体制结构；第三次战略机遇期，中国有牟利的欲望和机会，也有使牟利得以实现的社会体制结构，但这种体制结构并不完善，具体到科技创新领域，就表现为学术、科研体系行政化，学术、科研失去其独立性。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浙江大学一名海归博士回国数月即跳楼自杀前的遗书。只要走进任何一所大学校园，根据不需要打听，举目而望，行政楼往往外表最气派，而且内部装修也往往最豪华。这再显然不过地证明：在大学，行政压倒学术，行政支配各色资源，学术已被放逐，而且原本是教授的专家学者大都对官位趋之若鹜，由此而形成中国特有的学术行政化景观——“官本位”。学术行政化——“官本位”，直接导致了两种现象。一方面是，为了获得学术经费或相关资源攀附权力，学者成为权贵们的附庸；另一方面是，以学术为跳板追逐行政地位。“在当下，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这句话直言不讳地抓住了当下科研体制的问题：学术行政化，政府垄断了资源的配置权，不只是科研经费，而且也同样包括社会地位、医疗、子女教育等机会资源。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张鸣曾经有过一个精辟的论断。他说：中国的大学出现了一种“新四化”，即学术行政化、大学官僚化、校园衙门化、学者奴才化。高校的某些科学研究已经呈现出一种被阉割的状态，失去了“不唯上、只唯实”的独立的科学精神，从而变成了权力的附属加工厂。为什么呢？是研究资源配置机制、激励机制的问题，是谁决定资金分配、谁做研究、为了什么做研究的问题。当行政部门控制的钱几乎是研究经费唯一来源时，评判科技项目的指标不会是科技本身的内在价值，也不会是其市场价值，因为那些都不是行政部门项目决策的基础，而更重要的是关系，跟掌权人的关系远近，还有就是对行政部门官员升迁有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行政指标。据了解，许多大学教授、科研机构研究员每年要花数周时间去送礼、吃饭跑关系，既要跑各类一级、二级或其它级重点学科基地，跑博士点、硕士点，也跑具体的研究项目审批，而不是潜心做研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美国大学的里，由于研究资金来源多样，既有政府的，也有民间基金会、企业、个人支持的，最后只看研究成果，而不看项目是谁资助的，谁资助并不代表研究结果的好坏、水平的高低、意义的大小，所以，在美国大学和科研机构里，没有任何以行政级别定位的项目，行政是与学术研究相互独立的价值谱系，对学术领域不应该重要。过度行政化的科研体系如果只是推演出上述话语体系，也就罢了，问题是这套价值体系所形成的激励架构——学术评价的量化。过去，我们的学术评价只做定性分析，不做定量分析。改革开放后，由于评定职称、业务考评、评奖评优等工作的需要，开始对学术成果做定量分析。怎样对学术成果做定量分析呢？以什么做标准呢？于是发表论文、出版著作的媒体的行政级别就成为衡量学术水平高低的参照系。这从根本上改变、扭曲科研者的目标取向和行为方式，导致科研圈子的官本位化，使科技研究领域失去自己学术专业的独立性，让科研者不是按本行的学术标准去评估业绩、衡量成就，而是把官体系的价值度量衡，政治度量衡引入，并渗透到学术领域的各个角落，使学者非学者，使研究者也追求行政级别，而不是以自己专业领域的地位来评价自己一生的成就。另一个扭曲科研领域激励的要素是纵容造假的制度体系。造假风奖励非学者，打击真正的科研者，把科研者引上邪路。造假风之所以达到今天这种广度，原因当然很多，但归根结底还是造假的成本收益比太划算，超额利润太大，而即使造假被揭露，也不见得有处罚，使造假的预期成本太低。就以2006年最有名的“汉芯”事件为例，当年1月先是有人在网上透露，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研制的所谓“汉芯一号”是造假。经过媒体的广泛追踪报道，上海交大于2006年5月12日向媒体证实“汉芯”是假的，并通报表示陈进被撤销各项职务和学术头衔，国家有关部委也与其解除科研合同，并追缴一亿多元各项研究费用。但是，即使陈进欺诈多个部委及上海市政府单位、骗取了如此数额的科研经费，除了上海交大将其免职、免头衔外，没有任何机构对陈进追究法律责任、进行法律制裁。这类事件如此结局，等于鼓励了未来的造假者，打击真正学者的积极性。从这件案例，我们看到造假成风的根本原因——制度，包括政府权力过多控制社会学术资源的配置、权贵联盟、法治不到位。由政府部门掌握“技术创新”资源、科研资源、教育资源、行业资源、学位资源等，寻租机会必然多，造假的激励甚高。学术的本质应该是崇尚真理，即“谁有真理谁就有发言权”，但现实是“谁的权力大，谁就有发言权”，甚至是“权力通吃”。有学者指出：大学不再是学术单位，而是一个政府部门的延伸。大学本身不仅早已官场化，而且“甚至可以说，中国高校也是最大的官场”现在的大学在评价一个学者时有一个相当突出的现象：如果某一个教授的水平高，似乎就要提拔他担任院长、处长等行政职务，否则就好像不重视人才。这其实也是官本位意识在作崇。“在权力本位的引导下，大学里的人把精力放在追求权力和官位级别上去了，很少有人能长时间静下心来埋头苦干，搞学术研究。这些大学‘崇尚真理’的精神被淡化了。大多数原本是专事教学科研的教授均有级别不一的行政职务。教授官员化的结果，导致角色混乱。从学者到官员，取向不同：学者奉行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在官场的权力逻辑是，“官高一级压死人”，所谓“一把手是绝对真理，二把手是相对真理，三把手没有真理”。一旦从教授变身为院长、处长，即不能不身陷宦海沉浮的命运：文山会海，上传下达；送往迎来，吃吃喝喝，失去了潜心学术的追求，科技创新也就没有了最初的动力。“官本位已成为科学研究的毒瘤”。行政体系可以有自己的一套等级价值谱系，但学术研究必须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评估谱系。把官场的习气带到学术的象牙塔，学术体系的行政控制必然导致学术评估体系往行政等级体系上靠，迫使学术价值谱系与行政等级体系相重合，使学不像学。“大学自治、学术自治”已是社会的基本共识。毫无疑问，学术、科研行政化的现状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改变。尤其是在我们倡导科技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今天，学术、科研体系行政化之流弊该改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