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年与实年古代官员的年龄问题

“官年”与“实年”——古代官员的年龄问题现在流行穿越剧，许多人幻想能像剧中人一样，“嗖”地穿越千年，跟古人交个朋友唠唠嗑。不过如果你还想回来的话，千万要记住两条秘籍：第一，不要问官员年龄，尤其在宋代以后。第二，万一不小心知道了真相，务必淡定。年龄好比橡皮筋细心人发现，对同一个人的年龄，不同的古书说法不一，不知哪个是真的。事实上，古时官员的年龄就是一根橡皮筋，根据需要可长可短、时长时短，根本没个准儿，有时甚至没边儿。洪迈作为高级干部，对官场比较了解。他在《容斋随笔》中透露，咱大宋官员都有两套年龄，一个是“官年”，一个是“实年”。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档案年龄和实际年龄。康熙帝的刑部尚书王士祯则见怪不怪：两套年龄相差十几岁的，稀松平常。《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就是一个典型。像许多人一样，他在年龄问题上未雨绸缪，还没当官就下手了。那年冬天，范进在广州接受面试，主考官周进问他：老弟贵庚?范进大大方方地回答：学籍卡上填的是30岁，实际年龄54岁了。胡屠户时常责骂女婿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就是这么个老实人，把自己的年龄生生砍去24岁，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南宋大诗人杨万里显然比范进老实，他坦承自己档案年龄66岁，实龄70岁。才隐瞒4岁。洪迈信手点了几个身边人，比如管公安的李提刑七十好几了，档案年龄才65岁。假如动手晚、或者改得不到位咋办?找秦桧帮忙。恩人张知州快到退休年龄了，急得团团转。秦桧说这事简单，利用职权调来了老张的干部档案，在上面涂涂改改，减了整10岁!于是张知州继续发光发热到死。为了钻政策的空子，有人把年龄往大里改。汉魏时期人才紧缺，政府决定从娃娃抓起培养干部，选拔优秀少儿当后备。司马家的大小伙子毛遂自荐，自称12岁，但人高马大，虽然剃了胡子，胡子茬铁青。主考官忍不住问他到底多大，被他一句话顶了回去：个子高是天生的，俺有啥办法?古代的“荫子”制度规定，高干子弟成年后，可以直接安排当官，不用挤科举独木桥。唐德宗的宰相李晟有12个儿子，个个年龄飞涨，个个提前多少年就业。最小的儿子只有7岁，也像模像样上班拿工资。有个办事员不知底细，说谁家孩子?外面玩去。小干部的自尊受到极大伤害，拿鞭子把办事员打出了血。宋太祖赵匡胤心软，很同情考一辈子的老考生，于是下令，年满60岁、参加科考达到一定次数的，可以直接给官做。这个温和政策的意外结果是，60岁的考生暴增!太祖拿着花名册直纳闷：年轻人都干啥去了?年龄是个宝俗话说无利不起早。古代官员热衷于给年龄“整容”，根本原因在于利益驱动，是当官发财的从政观决定的。一是成名越早，做官时间越长，获利越多。年龄造假早已发端，唐宋常见，明清盛行，与科举制度越发成熟有关，与行政管理制度、包括离退休制度的完备有关。科举制度虽然肇始于隋唐，但发展和定型则在宋之后，进入官场只此一条路，不能不动脑筋。与科举制度配套的是从政的年龄限制，从周代到清朝，法定退休年龄大多是70岁，也有60岁的。而“三十老明经、五十少状元”是常态，中了进士还有漫长的见习期、候补期，没回本就退休回家了，太亏，不装嫩行吗?风水轮流转，有时忽然流行“装老”。北宋中后期很关心退休干部，生活待遇比在职的更优厚。于是，过去想方设法把年纪改小的干部，又强烈要求改回去、加几岁，双重得利，甘蔗两头甜。房州的章知州是洪迈的朋友，68岁，档案年龄却是71岁，绝对不是出于谦逊。二是在多子多福、人均寿命40多岁的农耕时代，年纪越轻，在婚姻市场上越走俏。伴随科举制度兴起的，是唐宋开始的“抢亲”陋习，一旦有人金榜题名，高官巨贾马上蜂拥上门，半强迫地把闺女嫁给他。新娘的容颜素养、岳父的政治经济地位，同新科举子的年龄直接挂钩，并成反比。新郎如果风华正茂，那就赚大了;如果属于大龄剩男，这门亲事的满意度就不如预期。对此，范进心情一定很复杂。在范进中举前，胡屠户天天抱怨女儿嫁亏了。范进高中后，有人上门硬送了三间房，胡屠户则反复表白早知女婿不是一般人，拒绝了多少富贵人家提亲，让女儿等到30多岁，就等这个乘龙快婿呢。其实，如果范进中举前并未婚配，肯定不是胡家女婿。三是年龄作假有利无害，何乐不为?任何不正常的事，如果做起来只有好处、没有后果，就会变得普遍而正常。习近平总书记曾借“破窗理论”阐释过这一重要社会现象。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气愤地说，官员们喝酒聊天，说到自己的“官年”“实年”，态度都很坦然，没人觉得丢人或者不妥。而上面不但不制止，政府公文中也这样表述，这不是君臣之间互相欺骗吗?王士祯则深感无奈，他在《池北偶谈》中慨叹，由于上下都不当回事，官员年龄造假已经形成了社会“薄俗”，也就是恶习、坏风气。雍正帝上任后翻看干部档案，拍着桌子大骂：活见鬼，竟然没几个人不改年龄的!当作假者以侥幸和蔑视的心态进入官场，意味着第一粒扣子已经错位，今后很难培育起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当政府中充斥着大量“年高德不劭”的干部，行政和统治效率自然低下，遑论官风民风。当然，清醒的统治者也曾试图干预过，但很少有制度性的贡献，行为人讨便宜的多、吃亏的少。统治者需要的是维持统治机器运转的工匠，至于工匠的品行如何，即使在乎也不敢得罪。加上国土辽阔，缺乏甄别核查的技术手段，年龄造假这个封建官场的顽症，越往后期危害越大，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忠诚从不说谎开始传统王朝社会消失一百多年了，但升官发财的病毒还附着在一些人体内。初心不正，总要出洋相。有个因改年龄被查处的干部辩解说：想为党和人民多做点事。这还不如唐代宰相崔造实在，崔造退休后常对孩子们叹气：现在没人送土特产了。党和人民首先要求干部忠诚老实，不“作伪”之后才是有“作为”。而忠诚必须体现在行动上，说一套做一套是更严重的不忠诚。如果连年龄这样的客观自然都作假，还谈得上什么忠诚?对组织谎话连篇，对人民群众能有诚信?其实即使在封建旧官场，也不乏爱惜羽毛的正派人。明代的沈孚闻在42岁那年考取了进士，而超过40岁不能入翰林，超过38岁不能当御史。有经验的人劝他把年龄稍微压一压，因为这两个岗位前途无量，大家都这样做。沈孚闻态度非常坚决：刚当官就欺君?我不干!尽管做了一辈子芝麻官，但他这句话却流传下来，令人感佩。宋太宗赵匡义觉得年长的干部稳重有经验，对工作有利。于是很多人便想办法增加年龄，穿着打扮尽量老气。寇准是科举史上少有的神童，18岁就中了进士，太宗想用他，但觉得还欠火候。有个老乡劝寇准托关系改年龄，还带来了让黑发变白发的祖传秘方，他断然拒绝。由于忠诚能干，后来寇准不断受到提拔重用，最终成为一代名相。宋代扎堆出现著名政治家，与德才并重以德为先的用人导向有关。彻底清除历史余毒，除了要在理想信念层面矫正权力观，提高忠诚度，还要凸显法规制度的刚性约束力，提高监督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据刑侦专家介绍，世上没有解不开的锁，因为总有人惦记着。所谓好锁，就是尽量增加解锁难度、延长解锁时间，让人知难而退，不收手必被捉。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重要突破，就是加快法规制度建设，并且更具系统性和针对性。开展档案核查工作、建立副处以上干部“逢提必查”制度、执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规定等，都是在打造一把坚固的锁，而且已经初见成效。这些拆解历史迷局的有效战略举措，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科学论断：“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当年，朱镕基同志给三个国家会计学院题写了同样的校训，划定了财会人员的职业底线：不做假账。今天，我们实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也应给自己划一条职业底线：说真话、不说假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