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MBA

上海交大MBA《“创新与创业”大讲堂》系列讲义(九讲)“创新与创业”大讲堂第一讲不要辜负了这个伟大的时代柳传志1984年11月，中国科学院投资了20万元人民币，我和10位同事一起创办了联想，当年我40岁。我是坚决、自愿下海，没有别的，就是想试试人生价值，我到底可以做什么，除了改善生活以外。当时我和所长进行了谈判。我说，所里钱不多，我也不多要，我要三个权。1、人事权。我们办的公司，所里不能给我往里塞人，给我安排副手；2、财务权。所里给了我20万，我交了税，如果年底有利润，我们分成，其他该怎么奖励、怎么做，所里管不着；3、经营决策权。三个条件所里都同意了。后来发现，这三权对我们日后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经营自主权，无论多少钱都不如这样的机制重要。由于有了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加上有科学院这样的“好婆婆”，北京海淀区的小环境也不错，加上全体员工的努力，这23年来，联想有了长足的进展。2006年，公司的总经营额是1389亿，总资产是651亿，职工人数是3万人左右，除了交纳税金，还给股东分红10多亿，对当时的科学院投资来说，都是几万倍的回报。创业经历四大举措铸就联想今日辉煌联想发展到今天，关键是做了四件带有创新意义的事。一、高科技产业化。在联想以前，科研成果是没有突破到市场上的。二、在和国际企业大规模的竞争中，占了先手，打赢了他们。1990年以前，国家为了保护我们的民族工业，不让向外国企业进口。如何保护？高关税+批文。当时进口关税是100%多。保护的结果怎样？大家可想而知。由于当时中国PC公司机器质量实在太低，元器件、部件也非常差，机器非常不好用，严重影响了各行各业信息化发展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从1991年开始，逐渐拆除保护的壁垒，关税大大降低，撤销批文。于是，机器就大大的进口，促进了各行各业信息化的发展。但沉重打击了像我们这样价格高、质量差的企业。长城不太响亮了，浪潮做服务器了，上海的东海也没有了，联想也被打得晕头转向。我们怎么活？在技术不如人家、管理不如人家、资金不如人家、人才不如人家，方方面面都不如人家的情况下，我们到底怎么干？或者干脆做代理？经过两个多月反复的讨论和研究，最后决定，坚决把民族工业的大旗举起来。当时一方面是上新装置，另一方面是研究到底怎么做。当时我们把公司的销售模式做了彻底的改革，组织架构做了彻底的改革。把当时29岁的杨元庆任命为事业部总经理。从此之后，联想的PC业务渐渐地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到1996年，我们成了中国第一位。当时第一位的份额并不高，只有6.9%，和国外的企业差不多，但领先就很高兴，慢慢地拉开差距。今天联想在中国的份额占36%，在亚洲也是第一位。全球并购了IBM，我们就做了全球第三。当然还需要努力，要向第二、第一前进。我们和外国企业的竞争取胜，意义还是很重大的，90年代中期中国加入WTO，政策越来越规范，和国外越来越接口，规范化之后我们是否可以斗得过国外的企业？像汽车行业、农业、金融行业，能行吗？联想这一仗打赢了，对各路的企业家，包括系统内的、国有的大企业家，都有一定的精神支持的作用。三、股份制改造国家投了联想20万之后，就是百分之百的国有了。我们一开始也挺高兴，国有的经营权我很满意，但到了后来，对所有权大家其实还是有要求的。因为我们承担了各种各样的风险，商业风险、政策风险。国家投了20万之后没有追加资金，贷款也不是他们跑的，是我们自己找的，企业承担了很多的风险。当时和我一起创业的老同事，岁数基本比我大，担任副总裁等职务。到1994年的时候，感觉老同志的能力已不能适应和国外企业大规模的竞争。但老同志肯定是不肯退的，为什么？在这个位置上有车、有这份工资，退下来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们是创业的。但是他们不退，年轻的就上不来，怎么办？股份制改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做法。我们经过了长期的、有韧性的努力，采取了创新性的做法，使得创业者和大部分的员工拥有35%的股权。1993年，我和科学院的领导谈，是否可以考虑给我们股权？科学院的领导是“好婆婆”，非常明白这个重要意义，他们同意，但科学院无法决定给不给你股份，因为他不是国家资产的代表者，当时代表者叫国有资产管理局，需要他们同意，这个从无先例，要做到是不太可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和院里的领导交换意见，是否有一个折中的办法，是否可以奖励我们分红权，就是把利润的35%奖给我们？院里同意。这就好办了，我们拿到了35%之后，没有敢分，因为后面怎么样，税怎么交都不清楚，便存了起来，一存就存了七年。2001年，在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关怀下，说像联想这样的高科技企业要进行股份制改革，就叫财政部和当时的科技部负责考虑实施。财政部提出国家的东西，不能白给，你们要买，把公司的净资产，请第三方做一个值，于是我们就把存的钱买了这个35%，真的成了企业的股东。四、在企业管理上下大功夫。这里讲的是企业的基础管理。不管哪个行业，都在不停地变。当年和我们一起的老大哥四通，做中文打字机，后来电脑的芯片速度越来越高、存储器的芯片越来越便宜，在这样的情况下，还用得着单独的打字机吗？行业变化，企业战略不变，行吗？我认为这就是基础性研究，这些管理基础的东西不研究，企业很难做长。而我们在这方面下了一定的功夫，所以联想能够几经产品的更换。到2000年，我退到后面，联想由两个年轻人管，我进入风险投资等其他的领域，几年下来做得非常好，这是基础性管理的内容。三大事件拉升中国市场份额96年之后到2000年，分拆前，我还担任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在业务竞争能力上做了三件事，三件事一下子把联想在中国市场的占有份额拉起来了。一、物流大家很难想象物流对电脑行业非常重要。由于CPU、内存，还包括硬盘，这些元器件不断高速更新，所以电脑的价格就会不断地下跌，新型的电脑会不断地出来。这时，库存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说电脑是新鲜水果，不是干果，不能放。怎样加快物流，加快周转将极其重要。我们当时采取的主要办法就是快跑，对当时的市场有一个判断，先少订一部分，再不停地加快速度，中间出了问题赶快调整。到98年之后，联想下了很大的决心，做了ERP系统。今天的ERP系统已经非常普遍、极其重要，当时做ERP是生死的问题，下了突破性的决心把这个事做好。马上物流体系有了重大的改善，使得我们的成本下降。96年我们就大幅降价，打击了国外的竞争对手，营业额利润也大幅度提高。二、强大的市场开拓和服务能力以前的中国企业，一般，原因是国有企业不重视，外国企业在中国很难做。联想在这样的情况下，预见到之后的龟兔赛跑，第一阶段外国是兔子、中国是乌龟，为什么可以赛赢？在中国的沼泽地来跑，这是中国的特殊环境，中国人都不明白，外国人更弄不明白。第二阶段是在黄土地上跑，我们没有兔子的本事，所以我们在市场营销、市场策划方面花了大功夫，联想这方面的能力非常强，我们一年可以在上千个不同等级的城市，进行产品销售的演示会，做出来完全一样，有板有眼，服务的能力也非常强。三、走技术创新路线从产品技术站稳脚跟，向核心技术发展。什么是产品技术？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定义，有的人叫集成技术，就是把成熟的技术，根据市场的需要，把它集成起来，形成产品。以电视机为例，在我国，90年代上半期的时候，充斥市场的都是日本的电视机，比中国电视机卖得好，价格也挺贵。但到了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电视机突然间起来了，有很多的原因，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电视机厂一开始就充分在产品技术上下了功夫。一是电源。电视机电压大家都支持220V，日本电网电压比较稳，所以电源做好了用不着在这方面下特别大的功夫。而中国城市好一些，边远地区电网电压非常不稳，一不稳电视的画面就起波纹。这时你只要在这方面下一些功夫，电视的质量就提高了很多。二是高频部分。日本的电视台发射功率大、地区小，所以电视机在高频接受放大倍数方面要求不那么高，但中国的高频部分如果和日本一样，接受能力就差了。中国的厂家注意到了，在这方面多加了一些本钱，电视的水平就高多了，这就是产品技术。电脑厂家把电脑卖出去后，顾客很难上网，原因有三：一要专门买一个卡，插上去；二要配一个软件，这是原来电脑没有的；三要到电信机关登记。联想把这个事研究透了，各个电信机关跑通，卖出的电脑一键上网，这样电脑就大为畅销，市场份额一下高了7%。后来又推出一键恢复功能：即系统乱了，只要敲一个键就可以恢复。这些不见得是突破性的技术，但对客户来说解决了大的问题。慢慢的，联想机器的毛利率也高了一些。1996年之后，我们行业的毛利不断下降，1996年前后是14%、15%，这几年我们中国同行毛利大概是9%、10%，而我们还是保持14%、15%。因为我们的产品技术不断出新，不断有新型的东西，价格适当可以高一些。等人家追上来，你还需要创新。这几年，联想钱多了，上市之后有了基金，我们就办了联想研究院，向核心技术挺进，我觉得这很重要。我们可以一步步走，不要一步登天，这个风险太大。我们走的是贸工技的路，走一步，站稳一步，大家的目标是一个，各显神通。我和联想比较喜欢用稳扎稳打的办法，产品技术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创业艰难被骗被整，体制机制不健全联想走到今天，背后有很多的艰辛。公司一开始就太穷太小。雪上加霜的是，公司办了才一个月，就被骗走了14万。当时穷到什么程度呢？出差到广州，16块一天的旅馆都舍不得住。1987年，有一次重要的机会，可以从国外进口IBM的产品到国内来卖，我们要想办法贷款，拿人民币到深圳换成外汇，之后再打到香港，然后才能拿到产品。当时我们真的不熟，我自己到深圳找进出口公司，找到一家，对方非常诚恳，谈得都很好，我就把300万人民币打给他了，然后回到北京等消息。谁知道打完之后，这个人就找不到了。后来终于打听到他家在什么地方，在他家等了两天。后来，这个人追回来了，但我落了一个病，一到半夜两点就会被恶梦吓醒，心狂跳不止，有三、四个月一直这样，人的精神受到很大的创伤。再有，90年代中期之前，我们国家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候，整个过渡期制度不规范，政策在转变，会给我们做企业的带来很多的麻烦，包括商业风险和政策风险。在这个时候能够生存下去，需要特殊的能力。记得有一次我在向朱镕基总理作汇报时，我说我们遇到的商业风险和政策风险。当时朱镕基很敏感地问我们的政策风险是什么意思？我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1987年我们买IBM的机器被骗的那次。我后来做成了，买回了机器，销售特别好，赚了很多钱。当时我们和销售部的经理是有协议的，做了多少利润，将有多少分成。经理本身将分6000多元，他下属很多人分3000多、4000多。大家现在可能不太理解，区区6000元紧张什么？当时我的工资是100多，这等于是一把手工资的60倍。麻烦还不在这里，在国家的规定。真要发钱才发现，税务上有规定，如果你发的奖金高于你月工资的3倍，奖金税300%。这300%下去，我们就把利润都发完了，麻烦就很大了。于是核心团队又一起商量，怎么办？当时三条路：一条路是兑现，坚决发，税照交，但是来年的发展就遇到了困难。第二条路是和员工解释，当时没有想到有这样的问题，你们的成绩，我们记住了，今天少发一些，以后陆续补发。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让公司再开两三年，人家对你说话的信用程度产生怀疑。第三条路是拿支票换现金，不记帐，发了就完了，这样的做法是违背国家的政策。很不幸，我们选择了第三条路，钱是发的，后面的娄子就出来了。一年多后东窗事发，我们换现金的单位是在广东，一家国有单位的实验工厂，他们因为捣别的鬼被查出来，牵连查帐就把我们这个事也查出来了。除了严厉批评外，还被罚了9万多。90年代初，联想一直做销售，做好了以后，就想申请办工厂。当时国家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坚决不同意我们办厂，我们研究之后就换了一条路，利用科学院可以到香港办工厂的指标，拿了四个指标。我带了30万港币，在香港办了一家公司，叫香港联想。北京联想是香港联想的投资者，香港联想没有人管你是否可以办工厂，当然是支持，我就在香港办了一个工厂，生产主机板，就是电脑的主板，然后把这个主板卖到海外，还挺成功。国家电子部的同志到海外访问，路经香港，我们请他参观，看到我们确实赚了钱，就给了我们批文，同意我们在国内也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