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1949-1976年的文学思潮

1949-1976年的文学思潮1942年延安的整风运动从1942年2月开始到1943年10月结束。在全党干部中普遍开展的整风时期。（而此前自六届大中全会开始的整风只是限于中央一级的高级领导干部）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8日，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延安整风运动进入普遍整风时期。主要提出的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事实上，当时一般干部，甚至一些高级干部对整风的意图。要求和做法也是不理解的。王实味所在的中央研究院整风检查工作动员大会上所发生的“民主”风波就是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出现的。王实味《野百合花》事件1942年3月18日，中央研究院整风检查工作动员大会在全院召开，副院长范文澜主持会议。中央研究院的工作由罗迈（李维汉）负责，罗迈发言作补充，他提出六点具体意见，其中最后两点是：院长、秘书长及各研究室主任是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的当然委员（这一点是动员大会前召开的院务会决定的）；赞成出墙报，但必须有组织地进行，而且，共产党员在党内不应匿名。罗迈离开会场后，王实味立即站起来发言，他说“……罗迈的补充意见，活现了他过去家长制的作风——这是比猪还蠢的作风”。要求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委员实行民主选举，选到谁就是谁。王实味还谈到整风中要检查每个人的骨头，凡是敢向“大人物”、“上司”提意见的就是至大至刚，否则就是软骨头，是歪风邪气。王实味的发言赢得阵阵掌声。最后，采取了举手表决的办法，主张整风检查检查工作委员会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有84人，而赞成院务会决定的仅有28人。这样王实味为代表的反对意见占了上风。中央研究院整风检查工作动员大会上的争论后来被人们目为所谓“民主”风波，当时轰动了延安，并在各机关学校产生了影响。包括王实味在内的许多人那时都“把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看成了只是整几个领导人的活动”，认为“整风对象主要是老干部（当时是中年干部）”，“整风就是单纯整领导；整‘名流大师’”，“把中央号召的‘脱裤子、割尾巴’，狭隘地理解为是“对付某几个领导人”。李维汉后来回忆说：“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壁报《矢与的》更以‘民主’获胜的面目，轰动了整个延安，有几期甚至不是贴在墙上，而是贴在布上拿到延安南门外（闹市区）悬挂起来，前往参观者川流不息。”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解放日报》的杂文浪潮的高峰恰恰是在延安整风普遍开展时出现的，王实味的两篇重要的杂文《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都是发表于此时，而《野百合花》的后半部分是发表在中央研究院整风动员大会之后、《矢与的》壁报创刊的同一天，这样，王实味的杂文就与他在整风动员大会上的表现以及壁报上的文章一样显目了。事实上，毛泽东在读到《野百合花》后反应强烈，“曾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当即打电话，要求报社作出深刻检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49页。[王首道也有相同的回忆：毛泽东在读《野百合花》后就指出过：“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回忆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对干部的培养和教育》，参见《南方日报》，1978年12月17日）]毛泽东说：“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这段话至少包含两个重大的文艺命题，一是写光明论，二是本质论。胡乔木回忆说：文艺座谈会召开时，萧军第一个讲话，意思是说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对这样的意见我忍不住了，起来反驳他，说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萧军就坐在我旁边，争论很激烈。他发言的内容很多，引起我反驳的，就是这个问题。对于我的发言，毛主席非常高兴，开完会，让我到他那里吃饭，说是祝贺开展了斗争。（《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4页。）当时会场上的民主空气是后来很难想像的，有几个人提了不同的意见，萧军是最“激烈”的一个，他的态度很骄傲，很“蛮横”。1943年5月4日，延安整风审干运动正式开始。4月1日晚，中央社会部正式逮捕王实味。２日晚，王实味被押到中央社会部看守所。这一夜，中央和边区两级机关、学校逮捕了一大批人，性质严重的就逮捕审查，王实味就属于此列；问题次一级的，集中到中央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及边区政府所属的行政学院，这两所学校当时已徒有其形式，实际上已变成审查机构；问题最轻的就留在原单位接受审查。从１９４２年年初整风运动开始到被抓捕，不过一年多的时光，王实味的命运之旅发生了巨变，这巨变引人深思，也让人感叹。“这次整风形式上看来是和平的不流血的，可是实质上它是严正的思想革命，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大论争，是打倒旧的落后的与建设新的光明的一种大规模的战斗！”（张如心：《中央研究院整风以来的思想改造》，《解放日报》，1942年10月31日、11月1日。）艾思奇在稍后的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学习总结报告中也这样说：“整风运动是一次思想革命，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克服小资产阶级意识。”其实，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整风的性质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在1942年5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专门讨论延安文艺座谈会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指出：整风的性质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作战。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行程中有两次影响深远的思想革命。一次是五四时代，知识分子为主体，启蒙意识为内涵，以西方民主科学的现代精神为归依，大众成为启蒙的对象，虽然那时的知识分子也有自我解剖，具有浓重的忏悔意识，但这是一种主体自发的自省；第二次思想革命就是40年代以延安整风作为开启的标志，主体由知识分子转换为工农大众，以无产阶级化、与工农相结合为目的，知识分子及其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成为改造的对象。第二次思想革命虽然在理论上在40年代以前就已提出，但延安时代的大批知识分子还浑然不觉，他们对于角色的转换天然情感中难以接受，所以到了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知识分子们大都显得准备不足，多数人的“突变”显得仓促有余而真诚不足。王实味，显然在这次角色的转换中停止了前进的脚步，当他人都纷纷转向，开始不遗余力地自我反省甚至反戈来揭批他时，他还在思考着、疑虑着、坚执著，打入另册的历史命运已是必然。1947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王实味则由中央社会部押送到晋绥根据地。途中，因王实味“神经不健康，身体也不好”，便成了行军途中的一个包袱……在延安，从1937年开始逐步形成大、中、小灶的规定，普通战士每人每天伙食标准为5分钱，一般干部7分钱，以后叫做社会部的“中央地区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1.5角钱。军队团（边区厅）级干部伙食标准为一菜一汤，师（中央部）级干部两菜一汤，政治局委员四菜一汤。衣服则按等级分别为从外面买进的斜纹布和边区自织自染的灰色土布而有四个口袋、两个口袋的区分。……江青要吃的阿胶，是从山东买到后，经香港、重庆绕了一个大圈送到延安……（《读书文摘》2002年第4期）野百合花前记；一、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二、《碰壁》；三、“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四、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听说，曾有某同志用与这同样的题目，在他本机关底墙报上写文章，结果被该机关“首长“批评打击，致陷于半狂状态。我希望这是传闻失实。但连稚弱的小都确凿曾有疯狂的，则大人之疯狂，恐怕也不是不会有的事。虽然我也自觉神经不像有些人那么“健康“，但自信还有足够的生命力，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至陷于疯狂，所以，敢继某同志之后，也来谈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而且我们今天也不是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这不须要我来做八股，因为，我敢保证，没有半个伙夫（我不敢写“炊事员“，因为我觉得这有些讽刺画意味；但与他们谈话时，我底理性和良心却叫我永远以最温和的语调称呼他们“炊事员同志“——多么可怜的一点温暖呵！）会妄想与“首长“过同样的生活。谈到等级制度，问题就稍微麻烦一点。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须大家用脑子想一想。说等级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约有以下几种道理：（一）根据“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则，负责任更大的人应该多享受一点；（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实行薪给制，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苏联也有等级制。这些理由，我认为都有商量余地。关于一，我们今天还在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大家都是拖着困惫的躯体支撑着煎熬，许许多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宝贵的健康，因此无论谁，似乎都还谈不到“取值“和“享受“；相反，负责任更大的人，倒更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层对他有衷心的爱，这才能产生真正的铁一般的团结。当然，对于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负轻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优待。关于二，三三制政府的薪给制，也不应有太大的等差；对非党人员可稍优待，党员还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感动更多的党外人士与我们合作。关于三，恕我冒昧，我请这种“言必称希腊“的“大师“闭嘴。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它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捕耗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老是讲“爱“讲“温暖“，也许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作用“吧，听候批判。萧军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推到长沙时，长沙以及湖南学生刊物中影响最大的首推1919年7月14日出版的《湘江评论》。毛泽东时任主编，他在创刊宣言中写道：“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数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他指出《湘江评论》的职责，“就在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并在结尾充满激情地放言：“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评论》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显然，这表明毛泽东把宣传最新思潮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文章中充溢着敢于向一切反动落后势力挑战的无畏气魄，文笔明快、泼辣、生动，带有一股破竹之势。号召大家扫除一切旧思想、旧传统、旧习惯，解放思想，张扬个性。1938年3月21日，萧军头戴一顶旧毡帽，肩上斜挂着尺把长的一个小包，穿着一双半旧的鞋，拄着一根行杖。这一经典形象，表明了他是从那历史的深处一路走来，怀着物质的，更是精神的追求，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息跋涉着的“流浪汉”，他最终到了延安这块神圣的黄土地。他来延安，是为寻找精神的歇憩地，他也果然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弟兄：那一天，他在陕北公学的操场上，和毛泽东，陈云、李富春、成仿吾等中共领导人一起会餐。在尘土飞扬的大风中，轮流共喝一个大碗里的酒，开怀畅饮，高谈阔论，放声大笑。那股“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气回荡胸间，使萧军终身难忘。萧军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始终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与他这一“最初印象”是有关系的。毛泽东也曾写信给萧军说“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和你谈得来”。在这期间，萧军与毛泽东经常互通信件，萧军不断地将收集到的文艺界资料寄给毛泽东，同时，经常到毛泽东那里畅谈，有时一谈就是一整天。萧军来到了延安，自然有一种亲切感。但和其他知识分子不同，他找到了延安，却并不以延安为生命与精神的最后“归宿”；对于真正的流浪汉，精神“圣地”永远只在“远方”，在“彼岸”、在“别处”。在他们看来，任何现实生活中的绝对的，凝固化的“圣地”都是虚幻的，他们有一种近乎本能的